《中原音韵》的所有“理论”，均属于具体的“法”的范畴，是为“形下”层次上的“理论”，只有“文而不文，俗而不俗”具有某种“形上”的意味。下面一段话可以视作《中原音韵》对“乐府”语文规范具有创作论意义的总体纲领：

　　未造其语，先立其意，语意俱高为上。短章辞既简，意欲尽；长篇要腰腹饱满，首尾相救。造语必俊，用字必熟。太文则迂，不文则俗；文而不文，俗而不俗。要耸观，又耸听；格调高，音律好；衬字无，平仄稳。

　　这段文字，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从“立意”到“首尾相就”，创作论的意味更浓，我们将另予讨论；从“造语”及尾，既是“作法”，更可视为周氏对“乐府”语文规范的总结性表述，对之作“美学”的、“文艺理论学”的阐释、提炼和发挥，我想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会比我作得更好，从“本行”的研究出发，本书只想提出两点：其一，它有助于我们对《中原音韵》总体理论构架的理解；其二，从中可窥周氏理论与宋代“词学”及后世曲学理论的历史联系。

　　1、“文而不文，俗而不俗”；《中原音韵》的思想灵魂

　　“文而不文，俗而不俗”是《中原音韵》的思想灵魂。这里的“文”，在正面“文”的意义上是文人气质、文人品味之“文”；反面“不（可）文”之“文”的内涵则是迂执、酸腐的“文”。这里的“俗”，在正面。俗”的意义上是平白的、能与大众沟通的“俗”；反面的“不（可）俗”之“俗”则是粗野的、低级趣味的“俗”。在本章进行了对《中原音韵》的具体分析后，如果再以“文而不文，俗而不俗”反思其说，则可见其每一个局部都体现了“文”与“俗”两重意义的双向建构，其台题，便是“文而不文，俗而不俗”——

　　甲、音韵——中原音韵

　　意义一：“正音”——“文”；

　　意义二：“四方通解”——“俗”。

　　乙、格律——调有定式、句有定字、声有定则、韵有定规

　　意义：“律曲”规范的确立，“耸观”——“文”；

　　原则：“可歌”、“耸听”——“俗”。

　　丙、造语

　　原则一：可作——乐府语、经史语——“文”；

　　原则二：不可作——书生语、全句语、张打油语、双声叠韵语、六字三韵语——“不文”。

　　原则三：可作——天下通语——“俗”；

　　原则四：不可作——俗语、蛮语、谑语、嗑语、市语、方语、构肆语——“不俗”。

　　丁、全篇

　　“乐府”标志一：“不重韵、无衬字、韵险、语俊”（“定格”马致远《秋思》评语，有曰：“此方是乐府。”）——“文”；

　　“乐府”标志二：“音如破竹，语尽意尽”（“定格”乔吉［梧叶儿］《别情》评语，有曰：“此方是乐府。”）——“俗”。

　　由此可见：“文而不文，俗而不俗”是贯穿《中原音韵》的思想核心。我不知道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对此思想将给予何种评价，我敢确定的是：在曲学史上，至少在语文的范畴，是周德清第一次提出了这一思想，第一次敏锐而精赅地揭示了曲体的根本属性，揭示了曲体在历史的实践中形成的主体风貌。

　　2、平民意识：《中原音韵》的时代色彩

　　“文而不文，俗而不俗”是周德清对元散曲创作实际（包括其自己的创作经验）的总结，是一个具有理论意识的曲学家杰出的思想发现，同时也是前代“歌辞学”——尤其是宋代词学中某些思想的延伸。姑引二例，以见一斑：

　　暇日相与唱酬，率多填词，因讲论作词之法，然后知词之作难于诗。盖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旨。

　　——宋??沈义父《乐府指迷》

　　夫词亦难言矣！正取近雅而又不远俗。……命意贵远，用字贵便，造语贵新，炼字贵响。……词不用雕刻，雕刻则伤气，贵在自然。

　　——宋??陆韶辅《词旨》

　　以上两段文字都是南宋时的词论，其间关于“乐府”的“文而不文，俗而不俗”思想已见端倪而呼之欲出，作为“南人”的周德清受之影响自在情理之中，而以“文而不文，俗而不俗”为思想灵魂，从而以“北曲”为对象建构起一种完整的“乐府”形式本体论体系，在古代“歌辞学”史上，周德清乃是第一人。在这个意义上，周德清堪称古代歌辞学史上最杰出的曲学家之一，如果与古代歌辞学中居主流地位的“雅正”士夫观念相对照，其“文而不文，俗而不俗”理论的意味就更为深长。下引文字是人们十分眼熟的——

　　夫乐本心术，故响浃肌髓，先王慎焉，务塞淫滥。……若夫艳歌婉娈，怨志诀绝，淫辞在曲，正响焉生？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乐府》

　　乐府，尽古圣王采天下之诗，欲以知国之利病、民之休戚者也。得之者，命司乐氏入之于埙篪，和之于管龠。诗之美也，闻之足以观乎功；诗之刺也，闻之足以观乎政。

　　——唐??皮日休《正乐府序》

　　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古乐府者，诗之傍行也。……柳者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

　　——宋??胡寅《题酒边词》

　　古之乐章、乐府、乐歌、乐曲，皆出于雅正。……美成负一代词名，所作之词浑厚和雅，善于融化诗句……作词者多效其体制，失之软媚而无所取。

　　——南宋??张炎《词源??序》

　　以上是古代歌辞学中最严肃神圣而一脉相沿的命题，历代一经提出，便无人敢于反对。宋代的李清照提出词“别是一家”，乃以“音律”为界，对“词语尘下”的柳永之“俗”仍嗤之以鼻，待如胡寅等辈倡以“诗词同观”，词界复无人敢于正面对“向上”之论置喙，即以“音律”为上者亦必以“雅正”为标帜，像前引沈、陆二氏之论实是难得的“别调”。而周德清则对“美刺”、“教化”、“雅正”云云概不置一词（其云“立意”、“语意俱高”的内涵，与此大不相同，可由其“定格”中的评说窥之。论详本卷第六章。），作为文人的周氏对这些“古训”当然不会不知，而知其说而“不说”，即是“叛道”，进而曰“文而不文，俗而不俗”，则是更大胆的蔑视“圣训”而与士夫之说反辙相行，其间透露的是一个元代平民文人的新意识，这种意识是时代赋予他的，其深刻的意义在于——周德清以他的《中原音韵》宣告：在古代文学史上，平民文学即将扮演与士夫文学相抗衡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