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1898～1968），湖南长沙人，我国杰出的戏剧家。他不仅是中国早期话剧运动的奠基人和戏曲改革运动的先驱者，而且是中国早期革命音乐、电影的杰出组织者和创造者。他从1912年开始创作《新教子》起，到1949年9月，共创作了74部话剧、歌剧和戏曲，16部无声与有声电影剧本以及若干部翻译剧作，总数约在百部之上。是我国少有的多产作家。其中，《咖啡店之一夜》、《获虎之夜》、《名优之死》、《苏州夜话》和《丽人行》是现代戏剧史上不可多得的名篇佳作。

　　新中国成立之后，田汉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和党组书记，全国文联副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作为中国戏剧界的最高领导人，他一贯坚持革命文艺路线，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大力推进戏曲改革运动。他为当代戏剧能在艰难曲折中前进，立下了汗马功劳。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指出文艺的“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这给田汉造成极大的压力。尽管如此，田汉仍然敢于在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大会上，针锋相对地反对“大写13年”的错误口号，坚持现代戏、新编历史剧和传统戏“三并举”的方针，从而被“四人帮”一伙视为眼中钉、肉中刺。1966年2月，他们以《谢瑶环》发难，批判田汉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在“文革”中终将田汉迫害致死。直到1979年4月才得以平反昭雪。

　　建国后“17年”田汉的创作并不多，话剧、戏曲共10部，它们是：《朝鲜风云》、《情探》、《不拿枪的敌人》、《白蛇传》、《金鳞记》、《西厢记》、《关汉卿》、《十三陵水库畅想曲》、《文成公主》、《谢瑶环》。这些剧作中不乏应景之作（如《十三陵水库畅想曲》），但是他的历史剧却为当代戏剧作出了杰出贡献，尤其是《关汉卿》，它与《丽人行》一起被誉为“中国革命戏剧的瑰宝”。它是田汉戏剧创作的最高成就，也是当代戏剧的经典之作。

　　1958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举行纪念关汉卿诞辰七百周年活动，《关汉卿》是为了配合这个纪念活动而创作的。1958年7月发表，后来经过两次重大修改，现在一般以1961年出版的单行本为准。

　　关汉卿其人的史料甚少，作者却匠心独运，把他塑造成了一个形象丰满、具有生活气息的人物。《关汉卿》全剧主要是通过关汉卿创作、演出《窦娥冤》一剧的经过和遭遇来塑造关汉卿的。关汉卿看到柔弱少女朱小兰含冤被斩之后，他决心冒着被杀头流放的危险，创作杂剧《窦娥冤》。这初步显示了一个人民剧作家同情人民疾苦、不怕触犯权贵、为民请命的正义感。在他创作《窦娥冤》的过程中，流言向他袭来，他毫不理会；无耻文人向他发出规劝，他毫不动心；权臣阿合马逼他修改，威胁他：“不改上演，要你的脑袋！”他表示：“宁可不演，断然不改。”最后为此锒铛入狱，他毫不变色，以《双飞蝶》：“将碧血，写忠烈，作厉鬼，除逆贼，这血啊，化作黄河扬子浪千叠，长与英雄共魂魄！”来表达自己的心志。这充分表现了关汉卿响当当的“铜碗豆”精神。

　　作者并不是把关汉卿作为一个完美无缺的，一成不变的英雄来塑造的。关汉卿的起点并不太高，他的性格是在跟阿合马等一帮人的斗争中发展的。他起初并没有完全认清文痞叶和甫的真面目，随着《窦娥冤》一剧的进展，关、叶的斗争越来越尖锐，到狱中劝降，斗争达到顶点。关汉卿的形象正是在这种逐步激化的斗争中站起来的。作者为了真实地塑造关汉卿，特别着重描写了关汉卿与自己性格弱点的斗争。由于当时社会的黑暗，关汉卿作为一个地位低微的文人，敢怒不敢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他的性格在朱帘秀的推动下，逐步地向前发展。关开始不敢写《窦娥冤》，说写了也没人敢演。朱帘秀便鼓励他：你敢写我就敢演。这给关以很大的震动。在写作过程中，关感到压力极大，朱帘秀说你拼着命写，我拼着命演，这又给关以极大的激励。在朱帘秀的帮助下，关汉卿的性格弱点逐步得到克服，这样做并没有损害关汉卿的形象，相反却使两个人物相得益彰。尤其是关汉卿这个人物，作者真实地写出了他性格的发展，从而显示出他真实的心灵美。

　　剧中朱帘秀的形象也是光彩照人的。她和关汉卿是一棵树上的两朵自由花。她身上更充分地体现了中国下层穷苦妇女的优秀品质。她鼓励关汉卿为民请命，她明知《窦娥冤》刺痛了贪官污吏免不了要找她的麻烦，但她从容登台。她无视阿合马的淫威，不改台词。为了保护关汉卿，她主动承担责任，在狱中面临生死考验，她视死如归，向关汉卿表示了自己的爱情：“俺与你发不同青心同热，生不同床死同穴；待来年遍地杜鹃红，看风前汉卿四姐双飞蝶。相永好，不言别！”这些发自肺腑之言，充分表现出朱帘秀是个不可多得的热血女子。

　　在《关汉卿》的情节结构中，戏中戏是一大特色。《关汉卿》剧作中穿插了《窦娥冤》一剧的写作、演出、遭遇。这种艺术构思是新颖而深刻的。关汉卿一生共写了18部戏，《窦娥冤》被公认为是成就最高的，是关汉卿的代表作。《窦娥冤》流传几百年，被改编成多种戏剧形式。以《窦娥冤》的写作概括关汉卿的一生生活，是十分适当的。另外，关汉卿与窦娥十分相似，窦娥怨气如火，关汉卿用笔如刀，窦娥灵魂化作六月雪，关汉卿碧血愿为双飞蝶。从窦娥身上可以看到关汉卿的影子。戏中戏的构思精巧，提高了剧作的思想性，同时也提高了艺术性。情节曲折多变，虚实结合，更富传奇意味。

　　田汉的剧作有浓厚的抒情性。“他从《南归》开始，直到《关汉卿》，经常运用诗歌和音乐作为抒情的艺术手段；在话剧创作中，他开辟了颇受观众欢迎的‘话剧加唱’的新风气。”《关汉卿》结合剧情安排了不少富有意境的歌唱性曲词，如第八场朱帘秀半朗诵、半歌唱地吟出《蝶双飞》，朱帘秀在第十一场里，唱的《沉醉东风》。这些曲词不仅是关、朱二人精神世界的剖白，也极大地增强了戏剧的诗意和抒情性。这种“话剧加唱”的做法，是田汉对传统戏曲的继承、对话剧的一种创新，是话剧民族化的一种方法。

　　《关汉卿》结尾是作喜剧处理还是悲剧处理，作者是花了一番心血的。最初，作者想满足人们喜爱大团圆的心理，先是让伯颜赦免朱帘秀，让朱跟关一起南下。但这个伯颜丞相是个什么人呢？是“今天在这里屠城，明天在那里杀降”的刽子手，让他赦免朱帘秀无疑是美化了他。这样的大团圆结尾未免“像落着苍蝇的馒头”。作者后来又把伯颜改为和礼霍孙，据说“他在元世祖的大臣中是比较以‘儒雅’著称的，可能对关汉卿有些理解”，但他也是个帮凶，苍蝇只不过小了点，吞下去还是会恶心的。所以最后作者下定决心改为悲剧结尾。朱帘秀未蒙恩准，只能在送别时悲愤地唱一曲《沉醉东风》。我们觉得现在的悲剧结尾比喜剧结尾更符合历史真实，也使结局更具深沉的力量。

　　1960年，田汉又写成了另外一个历史剧《文成公主》。这是为中央平息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的武装叛乱，实行民主改革，歌颂汉藏人民团结而写的。

　　全剧共十场。中心故事是文成公主远嫁人藏，主要矛盾冲突是和亲和反和亲。前三场写请婚正使禄东赞不辱使命，机智地赢得唐太宗的同意，请文成公主入藏联姻。后七场写文成公主入藏的艰难曲折。西藏主战派首领俄梅勒赞千方百计破坏和亲。先是要求用武力侮唐逼婚，接着借人质问题横生枝节。入藏途中又对文成公主百般刁难，至使公主在怒江饥寒交迫。但文成公主深明大义，百折不回，终于迎来松赞干布，实现了汉藏和睦。

　　剧中采用了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来写文成公主和亲的历史，虚实相间，奇异美妙。

　　《谢瑶环》（十三场京剧）是田汉最后一部新编历史剧，也是田汉生前的最后一部剧作。该剧描写唐初武则天时代，江南地区的皇亲国戚、豪门贵族恃强凌弱，霸占民田，逼得江南人民揭竿而起，啸聚太湖。武三思、来俊臣等主张派兵镇压，而谢瑶环则主张抑制豪门，招民归田。武则天权衡利弊，决定让谢瑶环女扮男装，以“右御史台”衔，授上方宝剑，巡按江南。谢瑶环到苏州斩来俊臣异父弟蔡文炳，杖武三思之子武宏。一面命他们退田，一面命人招抚“太湖反民”。谢瑶环的行为激怒了江南豪门贵戚，于是联名诬告她私通叛匪。武三思、来俊臣为报私仇，矫旨赴苏，将谢瑶环重刑致死。武则天闻报后亲幸江南，斩武宏、来俊臣、罢免武三思天官尚书之职，追封谢瑶环为定国侯，才平息了这场斗争，安抚了江南百姓。

　　该戏是田汉由陕西地方戏碗碗腔《女巡按》改编而来的。而《女巡按》又是根据清代剧作家李十三的《万福莲》一剧改编而成。在改编过程中。田汉有以下几处对原作进行了重大的修改：

　　第一，“把骂武则天改为肯定武则天，但又对她作一定批评”。田汉这样改的目的，是为了体现：“武则天一贯与豪门贵族斗争的精神。”武则天在历史上确实是一个有为的女皇，她镇压唐家诸王叛乱，打击贵族世家，缓和了中小地主、农民与大地主豪绅及上层统治集团的矛盾。在军事政治上开疆拓土，打通了西域的道路，客观上为唐帝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明代思想家李贽曾这样评价她：“试观近世之王，有知人如武氏者乎？并有专以爱养人才为心，安民为念如武氏者乎？此固不能逃于万世之急公鉴矣！夫所贵乎明王者，不过以知人为难，爱养人才为急耳。今观娄、郝、姚、宋诸贤，并罗列于则天之朝，迨及开元，犹用之不尽。”由此可见，田汉的改动似比原作更符合历史真实，另外，田剧结尾，谢瑶环被武三思等人迫害致死，无则天亲幸则无以收拾残局。

　　第二，将喜剧改为悲剧。原作《万福莲》和《女巡按》最后都是谢瑶环受权奸迫害，无法展开抱负，便与其所爱江湖义士阮华逃入太湖，投奔农民军。田汉则改为谢瑶环在武三思、来俊巨的严刑逼供下壮烈殉职。这样的改动不仅使戏剧更悲壮、更动人、更深沉，也比较符合谢瑶环性格的逻辑。谢瑶环虽然有“不敢爱身而知爱人”的思想和坚持正义、不怕牺牲的精神，但她必竟是深锁宫中，在武则天身边长大的宫女。她对帝王的忠诚使她不可能超越她的环境。如果硬要她投奔农民起义军，只能破坏她这个人物性格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因此田汉的改动无疑更符合谢瑶环的典型性格。

　　第三，浪漫主义的结尾。田汉不仅将喜剧改为悲剧，还在武则天收拾残局后增添了一个浪漫主义结尾。袁行健完成任务回来途中。于荒郊暂歇，梦中与妻子瑶环相会，瑶环向他叙述了被害经过，然后挥泪而别。袁行健醒来后，怀着悲愤的心情，拜别亡妻，重又浪迹江湖。有人以为这是画蛇添足，而有人却认为：“这一场是改编者的神来之笔，是一个具有独创性的悲剧结尾。这个结尾的妙处，不仅引起人们‘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感慨，而且使这个悲剧的节奏持续下去，直至垂下幕之后，也还余音袅袅。正是言有余而意不尽。它轻轻地扣着你的心弦，使你继续去思考戏里的思想，体味悲剧的美。”

　　《谢瑶环》于1961年秋冬由中国京剧院杜近芳等搬上舞台后，在社会上颇获好评。可是在1964年6月举行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闭幕式上，康生却突然点名攻击田汉，将《谢瑶环》等剧统统打成“大毒草”。1966年2月前后，更是公开批判田汉及其《谢瑶环》，其中以署名云松的《田汉的〈谢瑶环〉是一棵大毒草》一文影响最大。该文发表在《剧本》1966年第一期上，2月1日《人民日报》便予以转载，3月《戏剧报》又再次转载。该文的要害是说田设对豪门贵族的揭露，“实际上是指桑骂槐，是对社会现实的诬蔑”，田汉“借武则天的形象抒发的，实际上是他自己对‘现实’社会的一种‘覆舟’之感”：“人民活不下去了，无产阶级要完蛋了！”云松的批判目的显然不是在文艺评论，而是想从政治上将田汉置于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