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ICP备000012 湖南图书馆 200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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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原始歌舞从远古的巫术活动和图腾崇拜、祭神仪式中摆脱出来，逐渐成为审美的对象和娱乐的形式之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引起了统治者的注意。周朝统治者曾经总结了夏商灭亡的历史经验：统治者的精神享乐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审美娱乐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纵情耳目之娱、淫乐无度极有可能导致亡国的后果。于是，包括歌舞在内的“乐”与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礼”，其关系必须从政治高度上得到理论的阐释和解决。成书于春秋时期的《乐记》对礼乐关系作出了比较有代表性的回答：“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乐记??乐论篇》）由此可知，礼主乐从，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作为维持社会秩序，巩固王朝统治的有效手段，既得到了理论性的确立，又从制度的确立上给于保证，“成王……作周官，兴正礼乐。制度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史记??周本纪》）但在审美方面也有所表现，即对“和”、“中”、“节”等审美趣味的弘扬，温柔敦厚一词可以很好地概括这些审美追求。
礼乐传统的确立使人们拥有了一把评判一切文艺形式的理论武器。戏曲漫长发展过程当中的每一种形态，从优戏到宋金杂剧和南戏，几乎不断受到来自礼乐传统的批判：
及优侏儒，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乐记??魏文侯篇》）
……使怀、信等于观下，作“辽东妖妇”，嬉亵无度，道路行人掩目。（《魏书》）
君臣遇合于倡优下贱之家，国之安危治乱，可想而知矣。（南宋??张端义《贵耳集》）
约束城市乡村，不得的禳灾祈福为名，敛掠财物，装弄傀儡。（宋??朱熹《郡守朱子谕》）
戏曲艺术是从民间各种伎艺彤式中发展形成的，它不可避免地会烙上通俗的印记，其滑稽、奇巧、鄙俗等特征会时时与礼乐传统所要求的审美趣味发生冲突。尽管戏曲早期形式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观众，但礼乐传统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制度，必然会强有力地辖制着戏曲艺术的发展，影响着中国古代戏曲美学特征的形成。即使是在礼制崩坏、道统沦微的时代，戏曲创作也会自觉地遵循礼乐传统所设定的礼乐关系，把戏曲作为重建礼制的工具，在创作中表达对忠、孝、节、义、情、理等关系的崭新认识。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对于“礼”——个和谐稳定社会秩序一的企盼，是后世戏曲创作的出发点和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