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现在眼前的是群峰耸立、山峦连绵的浩大气象。叠嶂山峦从金元之际逶迤延展至明代初叶，一大批作家是这座山脉的主体构架，一大批作品形成风格各异的可堪赏叹的风景。

　　据不完全统计，就在金元至明初这200余年时间里，杂剧作者留名史册的就有近200人，而作品名目更高达500多种，实际情况当然不止这个数字。

　　戏曲史家一般把北杂剧作者划分为三期。第一期作者活跃于金末（1200前后）至元成宗元贞、大德（1300）前后。他们大都活动在元大都一带。这一期作家中才人辈出，名作如林，是北杂剧发展的鼎盛时期，包括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郑光祖、白朴、纪君祥等重要作家；第二期作家活跃在元贞、大德以后到元亡（1368）前后，他们的创作活动已转向南方的杭州，其创作成就也远逊于第一期作者。郑光祖、乔吉、宫天挺、杨梓、秦简夫等人有一定的代表性；第三期作家活动在元末明初（1360一1449）。这个时期的北杂剧制作已成余绪。罗贯中、贾仲明、朱权、朱有燉是他们当中的代表。

　　北杂剧作家的社会成分十分复杂，包罗了各个阶层，其中有失意文人和书会才人，他们是杂剧创作的主力军。也有艺人、作卜从医的和元朝的下级官吏，还有一部分是元代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及明初的藩王。由于他们各自的处境遭际不同，致使杂剧文学呈现出复杂的思想状况。

　　北杂剧第一期作家的创作可谓石破天惊，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的强悍和猛烈，情感的饱满和深厚，对理想与自由的别有新意地表达，是前代不曾出现、后世也难以复现的。他们的作品，存在着五种主要的形象群体，鲜明地折射出杂剧第一期作家的创作思想倾向。

　　杂剧前期作品大量刻画了贪官墨吏、权豪势要、流氓恶棍这样一批人物形象，这组形象集中地体现了元代社会的无序和黑暗。他们被杂剧作者以一种夸张、漫画甚至丑化的艺术手法，活灵活现地树立在舞台上，譬如《窦娥冤》中的桃杌太守、张氏父子、赛卢医，《鲁斋郎》中的鲁斋郎，《蝴蝶梦》中的葛彪，《陈州粜米》中的刘衙内，《潇湘夜雨》、《勘头巾》、《灰阑记》中的令史、解差等。这些形象既客观体现了特权阶层为非作歹、市井泼皮霸道横行、墨吏贪官滥刑虐政的元代社会世相，也主观寄寓了作者巨大的郁愤、尖锐的批判、无情揭露的内心情感世界。因此，对“势要、泼皮、官吏”这一形象系统的批判与揭露，成为杂剧作者直面现实、勇于战斗的无畏姿态的标志。

　　与此相应，元代前期杂剧作品中还塑造了一批刚正不阿、铁面无私、充满智慧的清官形象，譬如包拯、王翛然、张鼎、钱可等，他们是处于求告无门境地里平民百姓心目中的希望和理想的投影，是在虚构世界里战胜邪恶势力的正义力量，是假定性情境里为民伸冤、是非明断的理想公堂。这一形象系统集中体现了杂剧作者心中难圆又急切希望圆成的法制之梦。

　　在第一期北杂剧创作中还出现了一批历史剧目。这些剧目从列国、两汉、三国、隋唐、两宋的历史中取材，重新演义，借用历史亡灵的形象，演绎出艺术性的新场面。尽管这些剧目中的历史人物与故事与史实很不相同，但当它们汇聚到一起，就成为杂剧作者心底里涌动着的一种殷殷呼唤和深切缅怀：召唤英雄主义（《单刀会》）、抒发亡国之痛（《汉宫秋》）、煽动复仇之志（《赵氏孤儿》）、渲染强梁之气（《李逵负荆》等水浒戏）。元杂剧历史戏，与其说是作者在追忆遥远的往昔，还不如说是他们针对现实的发言，历史的伪装掩盖不了这些剧目中的现实的光芒。

　　另外，杂剧前期作品中还有一部分“神仙道化”戏和“隐居乐隐”戏，譬如：《黄粱梦》、《岳阳楼》、《任风子》、《竹叶舟》、《蓝采和》、《铁拐李》、《布袋和尚》、《陈抟高卧》等。这些剧目中活跃着的是度脱凡人的神仙和顿悟归隐的高士形象，它们体现了部分杂剧作者的一种消极精神状态，但从另一角度来说，这些人物所象征的超凡脱尘、飘然淡泊，也同样是对元代黑暗现实的一种抵抗和拒斥。

　　最值得注意的是杂剧前期作品中塑造的一组女性形象，譬如《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红娘，《墙头马上》中的李千金，《望江亭》中的谭记儿，《救风尘》中的赵盼儿，《张生煮海》、《柳毅传书》中的龙女等。这些女性形象与窦娥不同，如果说窦娥承载着的是邪恶势力的欺凌和迫害，那么这些女性形象则体现了对理想与自由的美好追求。她们都是爱情戏中的主角，是充满光亮的人生理想的追寻者和实践者。她们在爱情道路上每一次自主的行动，都是一次伟大的反抗和战斗。她们行为所代表的人生理想和境界，绝不同于人们希冀的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伦和谐，她们对爱情自由的呼唤将是对封建伦理秩序的突破，而这一点恰恰标志着元杂剧作者所达到的精神高度。

　　上面提及的这五组形象系列，基本全面地概括了元杂剧前期创作的思想风貌，无论是批判的揭露，战斗的呐喊，郁闷的宣泄，无奈的退隐，理想的表达，都表明了杂剧前期创作的饱满和炽热。但当北杂剧创作进入第二期后，情感的张力和浓度便开始减弱。从作品内容上看，元后期创作中存在着一个主题，即希望元统治者能起用贤士、恢复纲常（《霍光鬼谏》、《范张鸡黍》、《赵礼让肥》等）。杂剧作者的创作心态在发生微妙的变化，隐忍、调和、谦卑的情感逐渐增多，呐喊与战斗的姿态消失在历史的变化中了。元代中后期，统治者的政策倾向于安抚，这势必减弱杂剧作者的对抗态度，杂剧创作开始关注技巧，关注故事的传奇性和戏剧性（《倩女离魂》、《三战吕布》等）。再至明初，就更少新的开拓，思想内容就更加贫弱了。尽管杂剧创作技巧日臻成熟，但一个充满激情的创作时代已是明日黄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