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戏创作与杂剧创作相比，缺乏整体的气势，也少有浩荡的激情。尽管南戏在25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已经炼造出了一种成熟的戏瞌形式，但在创作方面，南戏似乎总是滞留在中下等水平上面。宋元朝代的递变，社会局势的动乱，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激发出了杂剧光耀四射的创作力，而南戏戏文中即使是最值得一提的剧目，表现出的也往往是一种柔软的气象。

　　南戏创作往往是通过爱情婚姻的描写，保持着与社会生活的一脉联系。早期南戏如《赵贞女》、《王魁》、《张协状元》等剧目，热衷于婚变的题材。男子负心戏大行其道，自然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宋代知识分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升迁发迹，往往导致富贵易妻的家庭悲剧。这种社会现象的产生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南戏在表现这种题材时，创作者往往恪守着一种道德原则，把批判的矛头直指负心汉的人品，对被损害的妇女采取同情立场，而在矛盾的解决方面不外乎采取两种形式：一种如《张协状元》等戏，是大团圆的处理手法，协调矛盾；一种如《赵贞女》等戏，是对负心者惩罚的处理手法，解决矛盾。这类戏的思想倾向是健康的，但在对人物复杂性的表现方面却显得简单，缺乏深度，因而艺术性较差。

　　早期南戏中还有一些歌颂爱情自由、提倡婚姻自主的作品，譬如《王焕》。多情公子与烟花女子的爱情故事成为了后世戏曲创作的一大母题，而《王焕》戏文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发韧者。

　　这两种主题在南戏创作中一直保留着。譬如元初作品《宦门子弟错立身》和元末作品《拜月亭记》等戏文，就继承了歌颂爱情的主题。特别是《拜月亭记》，它在元末“荆、刘、拜、杀”“四大传奇”中成就最高，对后世影响最大。李卓吾曾将它与《西厢记》并提，称赞它达到“化工”境界。

　　南戏《拜月亭记》吸收了关汉卿《阑怨佳人拜月亭》的重要情节，并作了创造性的加工，它叙述的是金代民族战争动乱时期，秀才蒋世隆与兵部尚书王镇的女儿王瑞兰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该戏以战乱为背景，以巧合为戏剧创作手法，基本上成功地塑造了王瑞兰这位忠贞爱情、大胆主动的人物形象，把悲剧、喜尉因素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颇有艺术特色。故事的传奇色彩、语言的本色、情节主线的完整、人物的相对丰满，使《拜月亭记》成为南戏作品中的佼佼者。

　　婚变的主题在元代南戏创作中发生了一些变化。早期负心戏的男主角，到了后期南戏作品中都变成了正面形象。譬如元末“四大传奇”中的《荆钗记》，就改变了早期南戏中“富易交，贵易妻”的通例。剧中男主角王十朋中了状元后，拒绝重娶相国之女，忠贞婚姻，傲视富贵权位。这种写作上的变化，大概与时代道德观念和社会风尚的变化有关。

　　元代南戏创作中还出现了一种新的主题，即：以揭露、表现离乱之苦作为戏剧的主要内容。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刘知远白兔记》。《白兔记》叙述的是刘知远入赘李文奎家，娶李三娘为妻。李老汉去世后，三娘的兄嫂逼走刘知远，留在家中的三娘饱受兄嫂虐待，平日像奴隶一般干活，结果把儿子生在了磨房里。好心的雇工将婴儿送到刘知远投军的地方。刘知远因屡建军功，升迁发迹，早已把三娘遗忘。三娘失去丈夫和儿子，一直苦熬16年，直到巧遇长大的儿子，一家终得团圆。

　　该戏中最动人的形象是李三娘，她所受的非人苦难，能引起最强烈的审美效果。《白兔记》描写苦难的技巧和手法，直接被高则诚的《琵琶记》所继承，南戏《琵琶记》一直被人视为南戏的代表作。仔细分析起来，《琵琶记》实际上融合了南戏创作中的两大主题；婚变和离苦。作者高则诚在此基础上着力塑造了两个人物：蔡伯喈和赵五娘。

　　高则诚，名明，号菜根道人。他是一个深受程朱理学影响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个历尽仕途沧桑的文人。据传，他用三年时间创作了《琵琶记》，把他对艺术创作的所有想法都揉进了这部作品里。所谓“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是高则诚对创作论的独到理解。正是基于这种理解，高则诚自觉地在人物命运的苦难和人物内心的矛盾上大做文章，从而取得了动人的艺术效果。（图12）

　　《琵琶记》叙述的是青年书生蔡伯喈辞别父母和新婚妻子，上京应考，一举中了状元。皇帝下旨要他与丞相女儿结婚。蔡伯喈说明自家情况，因而要辞官、辞婚。皇帝未许，以君道大于孝道的说辞，逼促伯喈与丞相之女成婚。蔡的故乡发生灾荒。结发妻子赵五娘咽糠充饥，赡养公公婆婆。不久老人去世，赵五娘长途行乞，上京寻夫，寻到状元府，向丞相之女叙述了遭遇。牛小姐深为感动。皇帝得知此事后，旌表了蔡、牛、赵及伯喈已亡的父母。

　　从这出戏的故事梗概中，就能觉察到蔡伯喈身处的某种尴尬处境。蔡伯喈在中状元后的重重内心矛盾，在事君和行孝两难处境中的复杂心理，是有着真实性的，这是蔡伯喈这个人物形象比较立得住的地方，也是高则诚在人物性格复杂性塑造方面进行的一种开拓。这种创作方向是正确的。人物内心矛盾抒写得越充分，动人的艺术效果就越突出。但遗憾的是，蔡伯喈这一人物形象最后脱离了真实性的轨道，在高则诚说教的笔下，变成了一个概念化的虚假的形象。关于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到。

　　赵五娘的苦难命运有着更为真实的生活基础。她卖钗、剪发、侍病、咽糠、扒土、行乞，历经苦难，忍辱负重，凭着善良质朴的本性，坚韧的生活意志力，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一切。这个人物形象极具典型性，体现了古代妇女的高贵品德。好人受难的悲剧永远是富于光彩、动人心魄的。高则诚掌握了这种创作规律，自觉地花费心血去营造这种苦难的氛围。

　　《琵琶记》的成功，一大半在于高则诚在“动人”上做文章。而《琵琶记》的失败，却完全是因为作者“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的艺术见解。

　　《琵琶记》原本是一出社会悲剧，但作者并没有在悲剧原因上深思细想。他先入为主地将全忠全孝、全贞全烈的道德说教作为了创作的归旨。因此，他在塑造蔡伯喈这个人物时陷入了虚伪的泥潭。

　　蔡伯喈高中状元后辞官辞婚的行为是符合生活逻辑的，听从圣旨入赘相府也完全是有着可能性的。但这之后，蔡伯喈的行动线索却背谬甚多。李渔曾指出：“子中状元三载而家人不知，身赘相府享尽荣华，不能自遣一仆，而附家报于路人”这种情节设计太不可信。的确，高则诚的创作在这里暴露出了极大的破绽。那么，为何作者不按生活的逻辑去设计情节走向呢？唯一的答案是，假若弥补这破绽，那《琵琶记》的题旨就会发生彻底的变化，蔡伯喈全忠全孝、赵五娘全贞全烈的形象就将不复存在。作者宁可保持这种破绽的存在，也不愿放弃教化的意图。然而这种处理，最终使得蔡伯喈的忠孝陷入了虚伪。

　　一个原本有着性格的复杂性和生活真实性的人物最后丧失了真实感和深度，一个原本并不美好的故事被强颜欢笑，扭合为团圆快乐的结局，由此看，被视为南戏代表作的《琵琶记》在艺术质量上就难免要打折扣了。

　　《琵琶记》之所以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相对杰出的艺术技巧所确定的。

　　在戏剧结构上，《琵琶记》成功地运用了双线并进、交错映照的手法，一条是蔡伯喈的仕途，一条是赵五娘的穷途，两条线索来回往返，交相穿插，对比强烈，戏剧效果浓郁，体现出作者巧妙的匠心。

　　在格律方面，《琵琶记》一改南戏创作凌乱、单调的面貌，调配曲牌，组织联套，裁定四声、句格，都表现出细致精到的特点。明代昆曲艺术大师魏良辅曾言：《琵琶记》“虽出于《拜月亭》之后，然自为曲祖”，这种评价并非浮夸，《琶琶记》几乎成为后世传奇创作中审度格律的一个范本。

　　南戏作品除上述几种以外，还有一些描写家庭伦理的作品，如被称为四大传奇之一的《打狗记》等；描写爱国英雄人物的作品，如《牧羊记》、《东窗记》等。所有这些南戏剧目，从某种角度上说，都是在为南戏转变到传奇做着铺垫，只不过“荆、刘、拜、杀”四大传奇和《琵琶记》与其它剧目相比，在由南戏到传奇的发展过程留下了远较深刻的历史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