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若士，书香世家。显祖生来体弱多病，但他天资聪颖，5岁就能作对子，14岁成了秀才，21岁乡试中举，成了文名远播的名士。他不仅精通古文词、乐府歌行、五七言诗，而且兼通诸史百家、地理河籍等学问。但因为不肯阿附权贵，拒绝与当时的宰相张居正之子结交，汤显祖的四次应会试均以落第告终。仕途的不顺，使汤显祖对科举制度的弊病与黑暗，有了深刻的体认，在后来的作品中多次给予揭露和讽刺。（图18）

　　万历十年，权臣张居正病死，政局有了变化。第二年，汤显祖再次参加会试，才中了进士，此时他已三十四岁。为了避开官场漩涡，汤显祖自请到南京任职，先后任南京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礼部祠祭司主事等职。万历十九年，汤显祖上书《论辅臣科臣疏》抨击朝政，矛头直指以申时行为首辅的内阁，同时也谴责了皇帝的昏聩。神宗皇帝看了大怒。因论据确凿，只好从轻发落，贬汤显祖到地处极边的广东徐闻县做典史。万历二十一年，改调为浙江遂昌知县。汤显祖任职五年，吏治清明。五年里未拘捕过一名妇女，未打死过一名囚犯，还实行了一些开明措施，如允许犯人回家过春节，元宵节把犯人带出来观灯。汤显祖受到了当地人的爱戴，被誉为“神君”、“仙令”。至今遂昌人民还在怀念他，并建祠纪念。

　　万历二十四年，朝廷税监将要来遂昌搜刮“矿税”。汤显祖痛感政事之不可为，干脆辞官还乡。万历二十六年春，汤显祖回到临川老家，构筑玉茗堂，过起隐居生活，从此再没涉足官场。

　　尽管退出政治舞台，成了偏州“浪士”，但汤显祖仍未能忘情世事。蛰伏心中的政治抱负和匹夫之责，推动他去寻求一种更加生动的表现方式。风靡一时的传奇顺应了汤显祖的心愿，他以满腔热情投入了传奇创作，最终以其不朽的名作成了世人瞩目的文化名人。

　　汤显祖一生所作传奇有《紫箫记》、《紫钗记》、《还魂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五种，因后四个剧本里都有做梦的情节，世称“玉茗堂四梦”，或“临川四梦”。其他著作还有诗集《红泉逸草》、《问棘邮草》，诗文集《玉茗堂集》，书信集《玉茗堂尺牍》等。据明??沈德符《顾曲杂言》里记载，《还魂记》一问世，“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说：“汤若士明之才人也。诗文尺牍尽有可观，而其脍炙人口者，不在尺牍诗文，而在《还魂》一剧。使若士不草《还魂》，则当日之若士已虽有而若无，况后代乎！是若士之传，《还魂》传之也。”可见，“四梦”，尤其是《牡丹亭》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要谈论汤显祖剧作的艺术成就，该先从他的为人和他的美学思想讲起。

　　清??钱谦益在《列朝诗集》里著有《汤遂昌显祖小传》，认为“义仍志意激昂，风骨遒紧，扼腕希风，视天下事数着可了……所居玉茗堂，文史狼藉，宾朋杂坐，鸡埘豕圈，接迹庭户，萧闲咏歌，俯仰自得……晚年师盱江而友紫柏，翛然有度世之志。胸中块垒，陶写未尽，则发而为词曲。‘四梦’之书，虽复留连风怀，感激物态，要干洗荡情尘，销归空有，则义仍之所存略可见矣。”盱江指罗汝芳，号近溪，是汤显祖少年时代的老师，“左派王学”创立者王艮的再传弟子；紫柏指释真可，字达观，后称可上人、达观大师。这两位名人一前一后对汤显祖的思想影响很大。

　　“左派王学”是明中叶的一种进步思想，他们蔑视传统礼教，提倡“百姓日用即道”，代表人物李贽就被统治者视作“妖物”、“异人”而受到迫害。汤显祖不阿权贵，“俯仰自得”，在思想和个性上与“左派王学”们不谋而合，受罗汝芳、李贽和达观的启悟，汤显祖提出了“至情”思想。一个“情”字，自出机轴，化旧为新，令汤显祖很快跻入明中叶人文主义思潮的最前列。汤显祖认为“性无善无恶，情有之”（《复甘义麓》），“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寄达观》）。“情分为真情和矫情。真情是与天同一，与道一致的，是符合天道的，而那些为非作歹、贪婪腐败、欺压百姓的假道学家所宣扬的则是矫情，是丑恶的。人生有真情，则“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牡丹亭记题辞》）。真情“一往而深”，就会达到“至情”。“至情”乃是最完美最深切的情，它不仅“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而且可以“生天生地生鬼生神，极人物之万途，攒古今之千变”（《宜黄县清源师庙记》）。

　　与“至情”思想相印证的是汤显祖剧作里，随处可见“情”字。正是这种“一往而深”的“至情”，激励他创作出《牡丹亭》，并构成《牡丹亭》的核心思想。“至情”使《牡丹亭》千古流芳。

　　《紫钗记》。大约在万历五年至万历七年间，汤显祖与友人合作，创作了《紫箫记》，只写到一半停住了。汤显祖到南京任职后，政事清闲，就开始花工夫修改《紫箫记》旧稿，遂成传奇《紫钗记》。《紫钗记》对原题材唐人小说《霍小玉传》作了根本性的改动。原小说中李益是位负心汉，和权臣家的小姐重婚而抛弃了霍小玉。《紫钗记》中的李益则变成一个多情多才而性格懦弱的受害者。破坏他和霍小玉婚事的则是卢太尉。凡是天下中试的士子，都要参谒这位卢太尉。李益中了状元，未循惯例去参拜，太尉不悦，把李益派往玉门关。三年后，卢太尉召李益为自己的参军，并胁迫李益做他的女婿。李益刚回到长安，就被非法幽禁在卢太尉府中，卢派人到霍家，诈称李已入赘卢府。病床上的小玉没有办法，终日暗自流泪。多亏侠客黄衫客相助，用骏马将李益驮至小玉家，李益与小玉团圆，一场婚姻悲剧才得以避免。

　　《紫钗记》里的霍小玉不再是名妓，而是霍王府的千金小姐，结局时，霍小玉也不是哀怨而死，而是黄衫客仗义相救，再次与李益团聚。通过这样的变化与改动，汤显祖歌颂了霍小玉的痴情与黄衫客的豪侠，鞭挞了卢太尉等人的卑鄙奸诈。整部剧作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牡丹亭》。它是“四梦”中写得最成功的一部作品。在遂昌任职时，汤显祖就开始构思这部传奇。弃官归里后不久，他完成了这部杰作，由宜黄县的海盐腔艺人首演于玉茗堂中。

　　这部长达55出的传奇巨制，借鉴了古代女子离魂、还魂的传说和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的故事，进行了卓越的创造。全剧以杜丽娘争取婚姻自主的主线，展现出明代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通过“情”与“理”的强烈对立和尖锐冲突，歌颂了杜丽娘这位有情人为情而死、为情而生的“至情”精神，它冲破了封建传统礼教的束缚，在明末卷起一股人文主义新思潮。

　　杜丽娘，太守杜宝的独生女，从小被锁在闺门里，不懂世俗人情为何物，严格的封建礼教约束着她的一举一动，她连午睡片刻，到后花园散步，在衣裙上绣上花鸟，都要受到责备。这是毫无生气、令人窒息的生活！就在这种封建桎梏下，聪慧的杜丽娘在学习《诗经??关雎》时受到了启迪，青春开始觉醒，发出了人不如鸟的感叹。“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在丫环的引导下，她偷跑到后花园游春，在春天的大自然里，她进发出了青春活力，明白自己原来“一生儿爱好是天然”。花园的良辰美景引发她作了一场春梦，她梦见与一青年秀才幽会，可惜，美梦被母亲的呼唤惊破。杜丽娘陷入了深深的情感失落中，“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她开始厌恶原来的生活，渴望感情，渴望重温旧梦。梦积郁成心中的一块心病，她有情，却不知向谁诉说？于是抑郁成病，一病不起。弥留之际，留下一幅自画小像。死后的杜丽娘得到胡判官的允许，游魂寻找意中人。一个月明之夜，杜丽娘的游魂重又回到昔日的花园，恰遇寄宿梅花观的岭南书生柳梦梅。多情的柳书生正对着拾来的杜丽娘画像不住地呼唤，丽娘惊喜发现他正是昔日的梦中人，于是，开始了一场超越生死，超越时空的人鬼恋。坠入爱海的柳、杜共订盟约，发誓“生同舍，死同穴”。柳梦梅的至情唤来了杜丽娘的新生，死后三年，她又复活了，终于与梦中人结为人间的夫妻。但父亲杜宝不承认他们自主的婚姻。最后，柳梦梅中了状元，奉皇帝之命与杜丽娘成亲，杜宝才与女儿、女婿相认，全家团圆。（图19）

　　汤显祖在《牡丹亭》里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就是封建礼教对爱情和生命的扼杀，但只要像杜丽娘那样执著地追求，以“至情”为动力不懈地斗争，最终会获得胜科。汤显祖站在个性解放的高度，渲染了杜丽娘与柳梦梅的“至情”，《惊梦》、《寻梦》、《写真》、《闹殇》、《幽媾》、《欢挠》、《冥誓》等出戏都是他们“至情”的具体表现，因为有着这种“至情”追求，有情人才终成眷属。

　　《牡丹亭》一旦传播，立即受到社会上男女老幼的喜爱。不仅青年人心有共鸣，即使老年人看了、“亦为此曲惆怅”。在妇女中间，反响尤为强烈。明代以来著名的才女如冯小青、叶小鸾等，都曾情不自禁地为此剧题词撰文，自抒胸臆。吴氏三妇等为此剧作评点。更有娄江女子俞二娘，为读《牡丹亭》“断肠而死”。传说杭州女伶商小玲饰演杜丽娘，联想到自己的身世，竞气绝于舞台上。《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里，林黛玉偶然听到《牡丹亭》的几句艳曲，便“不觉心痛神驰，眼中落泪”，亦足见其艺术感染力之大。像《牡丹亭》这样在妇女中赢得如此众多的知音，是中国文学史和戏曲史上所罕见的。

　　《牡丹亭》凭其奇巧的戏剧情节，宏大的戏剧结构，鲜明的人物性格，细致的心理描写，诗化的戏剧语言，成为可与元杂剧《西厢记》相媲美的传奇扛鼎之作。从它问世到现在，数百年来曾以海盐腔、弋阳腔、昆山腔等多种腔调演出过。在明清两代，擅演《牡丹亭》的名伶层出不穷，各有所长。直至今天，《牡丹亭》仍然是昆曲舞台上盛演不衰的剧目。

　　《邯郸记》和《南柯记》打破了传奇生旦悲欢离合的旧格局，是两部政治讽刺剧，既含有作者汤显祖的寄托，也暴露了他晚年家居时信仰佛道的消极思想。

　　《南柯记》。作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写的是一个梦的故事，本事源于唐人李公佐的传奇小说《南柯太守传》。把剧中的主体作为梦境来写，只不过是作者一种巧妙的艺术手法而已，其本质仍然是在关照现实。剧情写东平人淳于棼，一位淮南军的裨将，因酒后使性，得罪了主帅，被罢免回家。淳家院子里有一株古槐树，淳于棼经常在树下与朋友饮酒解愁。一天，淳于棼又喝醉了，卧在榻上，有两位穿紫衣的槐安国使者，牵着牛车来迎接淳于棼去拜见槐安国国王，淳于棼被招为驸马，因裙带关系，来到南柯郡做太守。在任20余年，生下二男二女，政绩清明，士民安乐。奉旨还朝，淳于棼升任左丞相，公主却因惊吓而死。从此，淳于棼权势压人，皇亲贵戚争相阿附，他开始腐化堕落。右丞相嫉妒他的势力，借“天变”向国王进谗言，淳于棼被逐出大槐安国。将要到家，淳于棼被使者推下牛车，突然惊醒，原来是“南柯一梦”。醒后，余酒尚温。与人说梦中事，经契玄禅师点明，才知道大槐安国就是院子中大槐树洞里的蚁群。淳于棼顿然醒悟，遂亦坐化。

　　剧中的淳于棼，本质不坏，开始很想有所作为，所以，把南柯郡治理得“风调雨顺”，“郡泰民安”。但等他升任左丞相后，他就任性而为，荒淫无度，完全变成另一个人。汤显祖通过这个人物的经历，说明官场的险恶好似染缸，凭你多么清白，多么高尚，一旦投身进去，就会变质腐化。借淳于棼的梦境，汤显祖揭露和批判官场的腐败，吏治的黑暗，权势的倾轧，发出了宦海无常、人生无常的感慨。“人间君臣眷属，蝼蚁何殊，一切苦乐兴衰，南柯无二”，汤显祖躲入了佛家思想里。

　　《邯郸记》。作于万历二十九年，取材于唐人沈既济小说《枕中记》，也是关于梦的故事，借“梦”来评议现实。

　　穷书生卢生终日闲走在邯郸道上，一事无成。一天，在某酒店遇见神仙吕洞宾，两人相谈，意气相投。一会儿，卢生困倦起来，打了一个呵欠，吕洞宾借给他瓷枕，卢生恍惚入梦。此时，店主正要煮黄粱饭。卢生梦见自己被富贵家崔氏招为女婿。崔氏让他上京赴考，可他已久疏于书史多年，担心考不上。崔氏出点子，让他用钱贿赂朝官，“取状元易如反掌”。照此而行，果然灵验。卢生被皇帝点为状元，却引起了宰相宇文融的妒恨。卢生一朝大权在手，便营私舞弊。他利用职权之便，为自己夫人弄了五花诰命。事情暴露后，卢生被调任他地开河，后又领兵西征，屡建功绩，被封为定西侯，食邑三千户。宇文融趁机诬陷他通敌，满朝文武竟无一人为他辩冤，只有崔氏母子极力喊冤，卢生才免其一死，被谪往崖州，崔氏沦为婢女。后经察明，皇帝召还卢生，封他为宰相，治了宇文融的罪。卢生还朝二十年，由宰相封为赵国公，一门荣华富贵，终因纵欲过度而一命呜呼。一梦惊醒，店中的黄粱尚未煮熟。吕洞宾问梦中所见，卢生一五一十说出。吕洞宾点化他六十年的荣辱只是一个梦，卢生大悟，拜吕洞宾为师，与其他诸仙相会去了。（图20）

　　《邯郸记》虽然是借用吕洞宾度脱卢生的故事，宣扬道家思想来点化世人，但剧本的主题着重在于暴露科举制度的腐败，和官场的尔虞我诈。主人公卢生与《南柯记》里的淳于棼不同，完全是一个追求功名利禄的政治钻营者。他一出场就表白：“人无气势精神减，家少衣粮应对微。”他采用各种手段，从穷书生爬到上层权臣的地位，在官场上出生入死，出将入相，其传奇般的一生就是封建官场的现形记。

　　全剧故事情节曲折有致，结构严谨，繁简得当，入梦前与梦醒后的两段戏，前后呼应，点化主题。几场戏里的嬉笑怒骂，可谓击中时弊，写得酣畅淋漓。独特的写作手法和深刻的批判精神，显示出汤显祖现实主义戏曲创作的巨大才能和深厚的艺术功力。

　　明??王思任在《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中概括：“临川四梦”：“其立言神指：《邯郸》，仙也；《南柯》，佛也；《紫钗》，侠也；《牡丹亭》，情也。”这样的概括虽然不太准确，但仙、佛、侠、情四个字合起来，却突出了汤显祖创作的主要特色以及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