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代作品

　　明代戏曲演出的长期繁荣，为文人创作剧本提供了经验和条件，因此，明人的传奇和杂剧创作（主要是万历以后）都达到了极度兴盛，无论是作家和作品的数量都可以用浩如烟海来形容。近人傅惜华《明代传奇全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里收录了明传奇九百五十种，作者姓名六百九十五个，《明代杂剧全目》（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里收录了明杂剧九百种，作者姓名三百一十二个（与传奇作者多有重复），这还不是它们的全部，其中有不少遗漏的。至于明人剧作的传本，根据《中国丛书综录》（中华书局1961年版）所收目统计，共有传奇二百三十四种，杂剧（只计朱有嫩之后的，脉望馆本不计）七十八种，这数字当然不全，因为不包括单刻本。

　　明代前期的传奇创作，作者寥寥，但却有两部对后世产生不好影响的作品，一是邱浚《五伦全备记》，一是邵粲《香囊记》。前者描写慈母孝子节妇，充满道学家口吻，把高明写戏要宣传风化的观念加强到完全不顾艺术的地步。后者则“以时文为南曲”（《南词叙录》），满篇的典故和骈语，卖弄才学和辞藻，开明人传奇绮丽一派，连戏曲大家汤显祖早期作品《紫箫记》里都有其影子。当然，明前期也有一些专为演出而写的成功剧作，如《精忠记》、《连环记》、《千金记》、《四节记》、《还带记》、《三元记》、《娇红记》、《玉环记》、《剔目记》、《罗帕记》、《跃鲤记》、《白蛇记》等，这些作品都长期流传在舞台上。嘉靖年间出现了一位传奇作者李开先，其《宝剑记》和《断发记》都成为舞台保留剧目，他又有院本创作，如《三枝花大闹土地堂》、《园林午梦》等。其他如王世贞《鸣凤记》、陆采《明珠记》、张凤翼《红拂记》、沈鲸《易鞋记》等都是流行剧目。还有一些以杂剧创作为主的作者，如王九思写有《杜子美沽酒游春》，康海写有《中山狼》，杨慎写有《太和记》等。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嘉靖、隆庆年间出现了两位影响巨大的传奇作者，一是安徽人郑之珍，创作了一部长达一百余出的传奇《目连救母》，这部作品在民间各个地区广为流传，在各个剧种舞台上盛演数百年。一是江苏昆山人梁辰鱼，第一个为改革后的昆山腔创作了一部《浣纱记》，使昆曲从此走上典雅化的道路，成为凌驾一切声腔之上的腔种。

　　万历以后，明传奇创作进入了它的黄金时期，涌现了大量的作家和作品，并出现了中国戏曲史上最伟大的作家汤显祖及其“临川四梦”。这个时期的传奇作者常常是彼此来往，互相切磋，新作叠见，精品屡添，其中著名的有屠隆《采毫记》、《昙花记》，梅鼎祚《玉合记》，顾大典《青衫记》，周朝俊《红梅记》，陈与郊《灵宝刀》、《樱桃记》，汪廷讷《狮吼记》，叶宪祖《金锁记》、《鸾镜记》，高濂《玉簪记》，王骥德《题红记》，徐复祚《红梨记》，许自昌《水浒记》等。一般来说，这些作品都是借才子佳人故事来点染一段生活波折，最终必然以高科得中、喜庆团圆结束，体现了当时文人于征歌赏舞中构建浪漫富丽生活的太平心境。当时剧坛上还出现了两位巨匠，一位是曲律大师沈璟，一位是创作大纛汤显祖。沈璟（1533—1610年）字伯英，号宁庵，江苏吴江人。少年科举得意，官至光禄寺丞，后因事辞归，寄情于词曲。他一生写有剧本十七种，就长篇传奇来说数量是空前的。但是这些作品中，没有一部出色之作，唯一对舞台有所影响的《义侠记》还是因为采取了《水浒》的题材。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过于注重创作中的声韵格律，而被规范抿灭了才情。沈璟曾著有许多曲谱、词谱、韵选一类著作，他把格律奉为圭臬，斤斤遵循，说是“宁使人不鉴赏，无使人挠喉唳嗓”（［二郎神］散套），所以束缚了自己的创造个性。沈璟还以这种法度来要求汤显祖的创作，被汤氏讥为：“彼恶知曲意哉？”不过，沈璟的工作却为后世传奇创作奠定了格律框范，从而使之走上了规律化的道路。

　　汤显祖（1550—1616年）字义仍，号海若、海若士，江西临川人。作有传奇五种，其中的《紫钗记》、《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被称作“临川四梦”，享有盛名。汤显祖一生清傲，思想驳杂，性格豪迈，不为礼教所束缚，一边“慷慨趋王术”追求政治理想，一边“为情作使”写作传奇，最终政治热情冷却转为逃禅出世，创作激情却化为巨著而名传天下。“临川四梦”在哲学意义上体现了汤显祖对于社会和人生认识的几个阶段，《紫钗记》写他的“一点情痴”，《牡丹亭》写他的“生生死死为情多”，《南柯记》写他的“一往之情为之摄”，《邯郸记》写他的“一生耽搁了个情字”，这既是他对自己一生政治道路从追求到幻灭过程的总结，也是他张扬个性的主张从激烈向怀疑过渡的痕迹体现。总之，汤显祖的创作把中国戏曲带向了高深的哲学思考的层次，使之成为成熟的艺术样式。汤显祖的作品在当时就受到了社会的欢呼和推崇，只是人们尽管极口盛誉之，却又说不出其缘由，往往把其成功归于文词，如王骥德说他“婉丽妖冶，语动刺骨”（《曲律??杂论》），沈际飞说“临川之笔梦花”（《题邯郸梦》），所以后来的阮大铖、吴炳等人亦步亦趋地模仿他，就只得到皮毛。

　　明代万历时期的杂剧创作以徐渭《四声猿》为代表。徐渭（1521—1593年）字文长，号青藤、天池，浙江山阴人。作有杂剧五种，其中《狂鼓吏》、《玉禅师》、《雌木兰》、《女状元》四剧合为《四声猿》，享誉极高。徐渭为文坛奇才，在诗、书、文、画各个方面都有建树，却一生为人作幕，郁郁失志，他的一肚皮磊落不平之气全部借杂剧发出，化为凄厉的猿啼。《四声猿》的奇特之处在于其抒发情绪的激烈和高亢，行文纵横捭阖，痛快淋漓，为时人所拜服。杂剧出色的又有徐复祚《一文钱》，王衡《郁轮袍》、《真傀儡》等，皆用笔犀利，嬉笑怒骂都成文章，这种风格把杂剧和传奇两种戏剧体裁截然区分开来。这一时期的杂剧创作形式上已经完全脱离了元代的框范，而在内容上则体现出讽刺批判社会的特征。

　　明末传奇创作一直保持了高涨的趋势，又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诸如：冯梦龙《双熊记》，吴炳《疗妒羹》，孟称舜《娇红记》，袁于令《西楼记》，沈自晋《翠屏山》，范文若《花筵赚》等。但内容大多不出白面才子红粉佳人曲折离合的科套。值得专门提出的是阮大铖的剧作。阮大铖的《石巢四种》（包括《燕子笺》、《春灯谜》、《牟尼合》、《双金榜》）虽然极尽辞藻和结构雕琢之能事，内容柔弱奇巧，但他自己养有家班，老于戏场，所以其作品都是极适合舞台搬演的剧作，一直盛演不衰，其中是有编剧经验可以借鉴的。

　　二、清代作品

　　清代戏曲的进一步繁荣，使文人的剧本创作经久不衰，尽管清代中期以后随着昆曲的衰落和地方戏的兴起，文人创作已经大多不能搬上舞台，仍然产生了许多的案头作品。清代传奇的数量目前还没有可靠的数字，清代杂剧据傅惜华《清代杂剧全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统计，约有一千三百种，作者数量达四百九十七人。清人剧作的传本据《中国丛书综录》统计，计有传奇二百二十九种，杂剧一百八十六种。当然漏计的还有不少。

　　清初戏曲创作的特点是由明清易祚带来的普遍哀感悲凉情绪，这不仅体现在那些由明人清的遗老们的剧作中，也体现在清代出生的那一代剧作家的作品里。由明人清的剧作家里有一个创作团体的成就耀人眼目，那就是被人称为苏州派作家的一群。他们一般都是下层文人，其传奇作品社会内容丰富，生活气息浓厚，适合演出，数量也很多，其代表人物有：（1）李玉，作传奇三十四种，其中“一、人、永、占”（《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四种为人所称道，《清忠谱》、《千忠戮》则反映了重大政治事件，尤其后者还集中体现了他对于国破厦倾的悲剧性体验，一时脍炙人口，有“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之誉（“收拾起”为《千忠禄》里曲词，“不提防”为洪昇《长生殿》里曲词，两曲都充满兴亡之悲，曾在里巷中广为传唱）。（2）朱佐朝，作传奇三十余种，代表作有《渔家乐》，寄恨于太子亡国流亡的情节。（3）朱白隺，作传奇十九种，以《十五贯》为著名。（4）叶稚斐，作传奇八种，以《琥珀匙》为好，《逊国误》则哀责建文误国。另有一些变节仕清的剧作家写出更深沉的忏悔作品，如吴伟业的《秣陵春》传奇、《通天台》杂剧，丁耀亢的《赤松游》传奇等。尤侗的传奇《钧天乐》、杂剧《读离骚》、《黑白卫》等则主要体现为抨击清廷科举制度的激愤。但是有一个特殊的剧作家李渔却超然于他们之外。李渔（约1611—1680年）字笠鸿，号笠翁，金华兰溪人。作有传奇十种，合刊为《笠翁十种曲》，影响很大。李渔为人尖新狭小，一生营营于口腹之扰、蝇头微利，所以虽然也经历了江山易主的巨变，却丝毫没有引起感情起伏，只顾游走于权门，过打抽风式的生活。由于具有极高的艺术鉴赏力，又有自己的家班实践，李渔得以写出戏曲论著《闲情偶记??词曲部演习部》，这奠定了他中国古典戏曲理论大师的地位。他的作品体现了他的心境，都是些心平气和叙说才子佳人艳遇的故事，出出关目生动，结构新颖，便于演出，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在舞台上长期流传，但缺乏深刻的社会内容。

　　清代前期的传奇创作出现了“南洪北孔”的双峰对峙，这是清代戏曲创作的骄傲，是使它能够追踪明代的基石，而二者的作品都满寓兴亡，渗透了浓郁的悲剧情感。洪昇（1645—1704年）字昉思，号稗畦，浙江钱塘人。作有传奇八种、杂剧四种，代表作为《长生殿》。洪昇早得文名，然而长久在引以为耻的干谒奔波生活中消磨了自己的志气信念，接连的家庭灾祸更加重了他的哀思，沉重的人生失意情绪移情于传奇创作，就产生了《长生殿》。洪昇虽然写过不少的剧作，但《长生殿》却久久不能定稿，中间曾经“三易其稿”，也可以看出洪昇对它的看重。《长生殿》本是一个创作的熟题，和前代作品都不一样的是，洪昇注目的重点在于人物失去了以往幸福之后那种刻骨铭心的沉痛和绵绵无尽的幽思，他在剧中把唐明皇这种心境剔抉得淋漓尽至。或许是剧中的幻灭感引起清廷的忌讳，《长生殿》的演出带来了包括洪昇在内五十多人被革职、除籍之祸，所谓“可怜一出《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孔尚任（1648—1718年）字季重，号东塘，山东曲阜人。作有《桃花扇》传奇一种。孔尚任为孔子后裔，青年时期饱读经书，曾为康熙讲经而获得擢升，后在扬州一带督促河工时饱览南朝旧迹，广交前明遗老，郁积了感情和素材，然后花十年之功写出堪称南明遗史的巨作《桃花扇》。《桃花扇》把明清易代时期广阔的历史背景和重大的历史事件收拢在生旦登场的科范里，通过侯方域、李香君两人的悲欢离合过程使剧作既体现为具体的人物情感纠纷和命运悲剧，又获得广阔的历史覆盖面。《桃花扇》在以传奇手法写作历史剧方面获得了巨大成功，因而它一产生立即引起人们的争相传抄，孔尚任由此而获得天下盛誉。但是，其结果却是使他被罢官放归。《长生殿》和《桃花扇》与过去许多作品产生的情形不一样，它们都经过了作者长期的创作和反覆修改过程，包含和蕴积了作者的生活经历和阅世感触，因而都达到了意蕴幽深的境界。

　　《长生殿》和《桃花扇》都引起了文字祸，这种事实给后来的戏曲创作产生极其不利的反面影响，于是，歌功颂德一时成了许多剧本创作的基本旋律。一些有志之士也想利用戏曲创作来补天，例如杨潮观（有《吟风阁杂剧》三十二种）热衷于劝惩教化，蒋士铨（有《藏园九种曲》）致力于宣扬忠义，但都已经是力微声细无可如何了。其他还有诸多创作，如张坚《玉燕堂四种曲》、唐英《古柏堂传奇》十三种、夏纶《惺斋五种》、桂馥《后四声猿》、沈起凤《沈氏四种》以及再往后的舒位、黄燮清、杨恩寿等人的作品等等，大多是案头之作。乾隆以后宫廷戏曲出现的一个新气象是词臣编写的大部连台本戏剧本的出现，诸如《劝善金科》（目连故事）、《升平宝筏》（西游故事）、《鼎峙春秋》（三国故事）、《忠义璇图》（水浒故事）、《昭代箫韶》（杨家将故事）、《封神天榜》等，把有关的历史演义和民间传说搜集拢来，形成结构齐全的整本大戏，这是对于旧文化的一大功劳，尽管编撰时加入了不少的道德说教和封建理念，它们为京剧剧目增添了广泛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