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杂剧的演出，其服装一般是仿照当时的生活常服，但进行了一些美化装饰，这些装饰特别表现在幞头的形制和簪戴上，以此区分角色和人物身分。演员角色大致可以分为庄重与滑稽两类，他们在装扮上有着明显的差别。化妆方面，脸敷粉墨通常是滑稽角色的扮像，其涂绘方法也已经有一定的程式，开后世净、丑角色脸谱的先河。道具方面，已经有少量小件砌末的运用，一般是将生活器具带进表演，或者也稍有夸张性加工。

　　一、戏衣

　　宋杂剧作场的记载里，有些明确提到了服饰装扮。如《辽史·牛温舒传》记载宋朝宫廷大宴，“优人为道士装，索土泥药炉。”又如岳珂《桯史》卷十三记蜀中杂剧：“一日，为古衣冠服数人，自称孔门弟子。”更多的是虽未指出所穿服装，但点明了其社会身分，例如宋人彭乘《续墨客挥犀》卷五载：“伶人丁仙现假为一道士善出神，一僧善入定。”宋人王闢之《渑水燕谈录》卷十曰：“一日御宴，教坊杂剧：为小商，自称姓赵名氏，负以瓦瓿，卖沙糖。”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三载：“一日内宴，教坊进伎，为三婢，首饰皆不同。”宋人张端义《贵耳集》卷下曰：“御前杂剧，妆秀才三人。”等等。这些不同身分的剧中人，必然有其各自专门的戏装，使人一看就知道其社会面目。

　　宋杂剧的戏装首先是以当时的现实服装式样为基础的，这一点从文物形象中“装孤”的服饰情况可以得到证明。宋代戏曲文物里，装孤服饰都是大袖袍服束带，裹展脚幞头，乘乌皮靴或云头履，秉笏。与当时品官服饰制度相较，大致不差。《宋史·舆服志》载诸臣公服为：“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其制，曲领大袖，下施横襕，束以革带，幞头，乌皮靴。自王公至一命之士，通服之。”杂剧演员装孤者的扮饰，与之基本上是一致的。

　　官服戏装的颜色也和品官的服色相同。宋杂剧装孤多扮演参军，穿绿袍。岳珂《桯史》卷十载，淳熙年间（1174～1189年）贡院宴中演杂剧，“俄一绿衣参军，自称教授，前据几”，即是。宋代参军品阶自九品至七品不等，故而服饰应该是青、绿色。又宋代廖莹中《江行杂录》说，优戏扮官，“古穿绿衣，今则改穿红袍，即执象笏上场者是也。”据此，戏中装孤服色还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由绿色改为红色，则所扮官阶高于参军了。廖莹中为南宋后期人，他所说的应该是宋理宗以后的事，而《齐东野语》卷十三记载理宗嘉熙三年（1239年）内宴杂剧，恰好有一个例证：“伶人衣金紫，而幞头忽落，乃红巾也。或惊问曰：‘贼裹红巾，何为官亦如此？’旁一人答云：‘如今做官底都是如此。’”戏里扮演了一位“衣金紫”的高官。

　　其实，刊刻于南宋中期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的赵彦卫《云麓漫抄》卷五已经反映了装孤服色的变化，他说优人杂剧过去必装参军色，现在改为装状元进士了。宋代状元“赐绿襕、靴、简”，还与参军色的服色一致，至于进士，则改穿白襕了，《宋史·舆服志》说：“襕衫，以白细布为之，圆领大袖，下施横襕为裳，腰间有襞积，进士及国子生、州县生服之。”戏中服色的变化是戏剧生活容量扩大的反映。

　　副净、副末一类滑稽人物的服装，通常也与社会人物的服装一样，但常常突出对于丑陋形态的夸张装扮，例如扮作腆腹怪态。北宋杂剧雕砖里的副净、副末二色。一般都作市井小民、泼皮无赖打扮，纵观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以及其他表现市井生活的宋代绘画，其中市井人物的服装都是此类，但都没有发现有腆腹出游的。可见这是为了加强表演的滑稽效果。

　　二、簪戴与诨裹

　　杂剧演出的装饰首先重视的是人身上最突出部位，亦即人的头部，这里总是首先吸引观众的视线。宋金杂剧对于服饰进行夸张性美化或丑化，最经常用的方式是对幞头、冠帽的装饰进行加工修饰。

　　美化幞头，一个很突出的方法是在幞头上簪戴花草一类饰物。杂剧文物形象上簪戴的各类花饰有牵牛花、竹枝、大朵叶子花、牡丹花等。头上簪花是北宋风习，上自皇帝，下至庶民，无不乐于其事，见于当时诸多笔记小说的记载。例如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御宴赐簪花”条载，北宋真宗时御宴，“真宗与二公（陈尧叟、马知节——笔者）皆带牡丹而行……真宗亲取头上一朵为陈簪之……”又载：“寇莱公为参政，侍宴，上赐异花。上曰：‘寇准年少，正是戴花吃酒时。’众皆荣之。”到了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里，更是见到徽宗时戴花成为滥习。杂剧艺人簪花，如吴自牧《梦粱录》卷六“孟冬行飨礼遇明禋岁行恭谢礼”条说：“教坊所伶工、杂剧色，诨裹上高簇花枝。”就是以上述现实生活为根源。杂剧艺人簪花的惟一目的，就是为了美化舞台形象。

　　美化幞头的另外一个方法是在幞头脚上做文章。宋金幞头形制花样繁多，见于各类记载的，宋代如卷脚幞头、宫花幞头、销金花样幞头、银叶弓脚幞头、玉梅雪柳闹蛾幞头、一脚指天一脚圈曲幞头等，金代如金花幞头、拳脚幞头、贴金双凤幞头、间金交花脚幞头等，不胜枚举。

　　幞头起于北周，《隋书·礼仪志》说：“故事，用全幅皂而向后幞发，俗人谓之幞头。自周武帝裁为四脚，今通于贵贱矣。”唐人开始在幞头脚上做花样，宋人程大昌《演繁露》卷十二载：“秦再思《洛中纪异》云：‘唐太宗令马周雅饰幞头。王昭宗乾符初，教坊内教头张口笑者，以银捻幞头脚上簪花钗，与内人裹之。上悦，乃曰：“与朕依此样进一枚来。”上亲栉之，复览镜大悦。由是京师贵近效之。’庞元英著《文昌录》，乃以为宣宗，未知孰是。”到了宋代，花脚幞头多为乐工歌伎所戴，《东京梦华录》卷九“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条说：“参军色作语，勾女童队入场。女童皆选两军妙龄容艳过人者四百余人，或戴花冠，或仙人髻、鸦霞之服，或卷曲花脚幞头，四契红黄生色销金锦绣之衣，结束不常，莫不一时新妆，曲尽其妙。”可见花脚幞头是一种美饰，张口笑初制本为妻子装扮用，到宋代仍多由女童裹戴，但式样迭新，为“一时新妆”。在杂剧里则花脚幞头为女性扮饰引戏角色所常服，文物形象中时而见之。

　　如果说花脚幞头是杂剧里正色的服饰，幞头诨裹则是打诨角色的常服。宋人头裹幞头，其制，朱熹《晦庵集》卷六十九《君臣服仪》篇记载很详细，说：“四脚幞头……用布一方幅，前两角缀两大带，后两角缀两小带，覆顶四垂，因以前边抹额而系大带于脑后，复收后角而系小带于髻前，以代古冠，亦名‘幞头’，亦名‘折上巾’。”所谓“诨裹”，则是不按普通裹式，而独出心裁，随意加工，将头巾裹成各类滑稽样式以逗乐取笑。例如将头巾裹成偏坠式，或朝天裹缚，或将大带反扎于前面，或裹成独角斜挑式，或裹戒圆形偏坠式，或裹成脑后开花式，等等，在文物形象里可以见到各式各样的发挥。

　　与幞头诨裹相关的，是杂剧艺人在冠式上的花样翻新。例如常见杂剧诨角头戴尖顶冠，模仿北方契丹民族的冠戴。宋、辽自景德元年（1004年）渣渊会盟后，辽国每年派使臣祝贺宋朝元正、圣节，其大使就戴尖顶冠。《东京梦华录》卷六“元旦朝会”条载：“诸国使人：大辽大使顶金冠，后檐尖长如大莲叶，服紫窄袍、金蹀燮。”辽国大使所戴冠，被杂剧艺人模仿来进行取笑。

　　三、面部化妆

　　宋金杂剧文物形象中敷粉涂墨的痕迹十分清晰，它为我们提供了当时杂剧脸谱发展情况的生动形象资料。

　　根据文献记载，唐代歌舞戏里已经出现涂面化妆，例如《苏中郎》饰演者的“面正赤”，又如装神舞者的“墨涂其面”即是。五代时优戏化妆已经用粉墨涂面，例如后唐庄宗就曾经“自敷粉墨，与优人共戏于庭”。南唐李界墓出土优人俑，面部都涂有白粉。北宋后，用粉墨涂面成为杂剧化妆的通常惯例，例如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靖康中秩”卷六说，徽宗时佞臣王黼与蔡攸二人在宫中，“或涂抹粉墨作优戏，多道市井淫言媟语，以媚惑上”。《宋史·蔡攸传》甚至说蔡攸“短衫窄裤，涂抹青红，杂倡优侏儒，每道市井淫蝶谑浪语，以蛊帝心”。

　　北宋杂剧人物面部涂墨的基本方式是用墨道直贯眉眼上下，其他部位也适当涂抹。例如河南省温县宋墓砖雕左起第四人，在其右侧面部可以看到一条墨迹从上到下贯穿了右侧眼睛和眉毛，右脸颊处也涂有一团墨迹，左侧面部则由于年久时深，墨迹已经不明显。他的两个眼圈也都用墨涂黑。河南省荣阳县东槐西村宋墓石棺杂剧线刻图中一位女子形象，也刻有两条线贯穿双眼上下。由此可以知道，以墨贯眼的涂墨方式是当时涂面化妆的一种固定程式。这种程式一直到了元代仍在延续使用，时时见于文物形象。只是，由于风化脱落的缘故，在上述角色面部没有见到敷粉的痕迹。另外，也没有见到北宋杂剧“涂抹青红”的文物实物。

　　涂面化妆在北宋时叫做“抹抢”。《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秩”卷三十五云：“……又用墨抹抢于眼下，如伶人杂剧之戏者。”《东京梦华录》卷七“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条曰：“……次有一击小铜锣，引百余人，或巾裹，或双髻，各着杂色半臂、围肚看带，以黄自粉涂其面，谓之‘抹跄’。”北宋时的面部化妆手法还比较单调，是戏剧早期较为原始的方法。

　　金代以后，杂剧的涂面化妆开始有所变化，除了上述方式以外，又朝向多样化发展。例如山西省稷山县马村一号金墓杂剧残俑、侯马董墓杂剧砖雕右侧一人，都仍然像北宋那样以墨道贯眉眼，而前者将嘴唇也涂成黑色，侯马董墓杂剧砖雕左侧一人，面部还画有一个大黑蝴蝶形图案。还有一个更为奇特的例子，稷山马村八号金墓杂剧砖雕中间一个副净，把眉毛、嘴圈都涂上鲜艳的橘红色。面部敷粉的形象在金代文物里出现了，稷山马村一号金墓杂剧残俑脸上涂有白粉，侯马董墓杂剧砖雕左侧一人用白粉勾了一个白眼圈，右侧一人鼻眼之间则出现了白粉涂成的三角形，这是后世丑角脸上勾画“豆腐块”的最早遗留。

　　敷粉涂墨是宋、金杂剧中副净、副末两种角色的面部化妆方法，上述例子全部都属于这两个角色，其他角色则不涂面。

　　四、道具

　　从宋、金杂剧文物形象中，可以看到许多小件砌末，例如笏板、扇子、木杖、骨朵、木棹刀、画轴、印袱、鸟笼等等，其中最为常见的是木杖和扇子。这是当时舞台演出里道具运用的反映。从砌末的形象来看，许多是将生活里的实物器具带进表演，也有用仿造品的，渐渐则发展出经过美化和变形的纯粹舞台道具。

　　宋杂剧演出中，由于发科打诨的需要，经常有人持杖入场，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击打对手逗乐。例如洪迈《夷坚志》支乙四载，北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年）御前杂剧，有一个参军扮演的宰相贪钱，旁边的“副者举所持梃，扶其背”。又宋人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说辽宫廷杂剧演出，有一个衣冠人物贪婪好物，“有从其后以梃扑之者”。宋沈作喆《寓简》卷十也记载有伪齐教坊杂剧演出情景，其中有处士用杖击打星翁的插曲。“梃”即杖，是当时刑罚里常用来处置罪犯的工具，通常一头粗，一头细，我们可以从南宋《眼药酸》杂剧图里看到其形象。

　　优人以杖作为道具有着历史的传统，宋人张唐英《蜀梼杌》卷下载，后蜀孟昶广政三年（940年）六月，有教坊部头孙廷应、王彦洪等欲谋反，准备在宴会演出时，“因持杖为俳优，尽杀诸将，而夺其兵”。说明俳优持杖演戏，在五代时已经成为惯例，因而才有可能在宴会上持杖谋反。所持之杖，应该是现实生活中使用的物件，而不是代用品，否则就无法用作杀人之具。优戏里以杖击人的表演程式起于何时，史无具载。崔令钦《教坊记·序》说，唐玄宗时曾比赛散乐，太常散乐胜过玄宗藩邸之乐，玄宗命宦官们藏在太常乐人身后，得便就用铁马鞭、骨挝等物捶之。或许优戏中以物击人就起于此时？宋、金杂剧文物里有着众多的持杖角色形象，大多数的服饰装扮类似于衙役一类人物，但也有状如市井细民的。

　　宋、金杂剧雕砖砌末里还有棒锤，与杖一样是用于击打逗乐的道具。当时的金人刑罚工具不用杖而改为大棒，用棒敲人脑壳，如宋人张知甫《张氏可书》说：“金人用兵所至，每以敲棒击人脑而毙。”因此，杂剧演出中就添加了这种道具，并且在后世长期沿用，只是用软皮包裹，改称“皮棒锤”、“磕瓜”。

　　宋、金杂剧文物砌末里还经常见到扇子，扇子是引戏色在踏场舞蹈时用以伴舞的道具。古来歌舞必然持扇，多见于诗词歌咏，例如“轻轻制舞衣，小小裁歌扇”，“歌还团扇后，舞出妓行前”，“舞袖风前举，歌声扇后娇”，“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等。杂剧里吸收有歌舞成分在内，因此用扇子来增加造型美就是十分自然的。从文物形象看，当时杂剧表演里所用的扇子各式各样，有纨痢、篾扇、蒲扇等，都是当时实用物件。

　　上述道具一般是与杂剧角色相联系的，而与剧情多半无关。另外，在宋、金文物形象中也时时见到其他根据剧情需要，临时添置的道具，例如笏、木棹刀、鸟笼、骨朵、扁担、竹笠、眼药袋、酒坛、座椅等等。这些道具通常都是现实生活中使用的实物，临时拿来用作演出的砌末。大致可以说，宋、金时期用于杂剧演出的道具，基本上都是利用实物，很少有专门制造的仿造品，专门戏剧道具的出现还需要时间。

　　最后，宋、金杂剧在官员出场时要有人持荷叶、交椅跟随，例如宋岳珂《桯史》卷七载，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教坊杂剧，“有参军者前……一伶以荷叶、交椅从之。谐语杂至，宾欢既洽，参军方拱揖谢，将就椅，忽坠其幞头……”其中交椅是给参军坐的，荷叶象征官员伞盖仪仗，在其他文献文物里也有互证。山西省稷山县马村二号金墓杂剧砖雕右侧第一人装扮为官员，就坐有一张交椅。宋人陶谷《清异录》曰：“无字歌：呵呵亦呵呵，哀哀亦呵呵。不似荷叶参军子，人人与个拜，顷木大作厅上假阎罗。”其中说到杂剧里面的参军有荷叶相衬。用荷叶充当伞盖仪仗的形象可从河南省博爱县月山宋墓出土宋代乐舞铜镜上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