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杂剧创作正在走入衰歇的情形不同，嘉靖年间的传奇创作开始出现新的转机，呈现出新的气象。通过一些明显的迹象，我们可以确切地感觉到：一个新的传奇时代已经来到了。其最重要的表现是，传奇开始反映时代主题。

　　嘉靖以后，明王朝进入了它的中、后期阶段。传统社会所固有的种种弊端开始充分地暴露出来，明朝政体自身所特有的缺陷和弱点，也使它处于一种矛盾丛生、危机四伏的火山口上，加速着它的衰朽过程。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防止大权旁落，废除了丞相制，政事只由自己决抉，而由司礼太监与内阁大学士辅助文牍，这也许不失为一种维护皇权的明智之举。但国政一决于皇帝，却使政策过分地随君主的个人素质、性格甚至爱好而转移，产生极其恶劣的后果。当某位帝王不能够恪尽职守、勤敬治国，或是刚愎自负，或是庸碌昏聩，或是孺幼懦愚，就会严重影响到朝政的平稳，难免造成闭塞视听、任用群小、宦官当道、权臣专擅的局面，进而又引起朝野内外的结党朋比、构陷倾轧、谄进成风、奸而忘义。我们熟知的明代弄权者，宦官如汪直、刘瑾、魏忠贤，首辅如张居正、申时行、严嵩，都曾在朝政中发挥过惊人的决策力和影响力。而畸形的政治体制培育了派系，酝酿着政局的动荡，有明一代，在朝臣与宦官之间、辅臣和朝野之间，不断地爆发公开的有时是极其尖锐的斗争与倾轧，尤其是嘉靖以后一直到明末，这种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嘉靖皇帝明世宗朱厚熄，刚愎昏聩，喜怒无定，爱听谀词，近用奸人。他深居大内，一心崇奉道教，自嘉靖三年（1524年）以后，逐渐委政于近臣，自己则不问政事，“营建斋醮，采木采香，采珠玉宝石，吏民奔命不暇”。在位四十余年，仅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召见过一次群臣。于是，朝政大权就长期在权臣手中角逐。最为典型的例子是严嵩的崛起，他善察帝意，委曲奏对，或谀或谄，阴附己谋，颇得嘉靖皇帝的亲幸，因而把持朝政达二十一年之久。严嵩与其子严世藩一道，横行公卿间，飞扬跋扈，炙手可热，谚称“大丞相”、“小丞相”。他们结党营私以售其奸，而对于正直或反对自己的大臣一定用阴计除之。他们对钱财更是大肆搜刮，贪得无厌，不惜借征讨东南倭乱之役以搜刮民脂民膏而肥私囊。所以，天下人皆“视嵩父子如鬼如蜮”，恨之入骨。在这种畸形的政治结构下，要求改革制度、整顿吏治，反对暴政、抨击专制，就不仅成为广大下层人民的强烈呼声，而且成为朝廷正派忠贞、关心国事的官员们的积极行动。它体现为统治集团内部的革新与保守、忠正与奸邪之间的斗争，呈现为极其激烈与复杂的局面。而这种斗争构成嘉靖以后明朝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

　　在这种时代背景的启示下，也在这种时代精神的感召下，明传奇中间开始产生以朝廷忠奸斗争为表现对象的剧作。一批如李开先、王世贞、梁辰鱼一类的官员，这些既是官僚阶层的属员，又是杰出剧作家的士大夫文人，拿起笔来，投入了以戏剧揭露、指斥、声讨权奸的行列，创作出了《宝剑记》、《鸣凤记》、《浣纱记》、《飞丸记》、《不丈夫》、《冰山记》、《回天记》等一系列政治倾向鲜明的传奇作品，为戏剧赋予了一重新的社会功用。

　　在这些作品中，无论是以历史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为题材的《宝剑记》，还是直接取材于当代政治斗争的《鸣凤记》，以及将统治集团之间政治斗争的是非曲直与男女主人公命运联系在一起加以比照的《浣纱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不同程度地体现为“忠奸斗争”的主题模式。

　　按照这一模式，这些剧作中的主要人物，大多被划分在两个壁垒森严的阵营中：一是忠臣义士，一是权奸邪佞，如《宝剑记》里的林冲与高俅父子；《鸣凤记》里的杨继盛等“十义”与严嵩一党；《浣纱记》里的范蠡、文种、伍子胥与伯嚭等等。前者用生、末等正面角色表现，性格多为清介耿直、刚正不阿；后者都由净、丑等花面角色充任，个个是奸险阴狠、心恶性残。而处身于这两大阵营之外、居高临下执行裁决之职的则是皇帝，他的个人能力、品德、好恶则制约着两大阵营的胜败和消长。另外，下层大众总是忠臣义士的同盟，而内叛外寇则总是权奸邪佞的辅翼。

　　剧作情节的安排也遵循着这一模式。尽管每部剧作的时代、人物各各不同，但故事发展的脉络却大致相似：权奸假作韬晦，蒙蔽“圣聪”，窃取朝政大权，排斥和陷害忠良，做出诸多的坏事，闹得乌烟瘴气。于是，有耿直的忠义之臣出来向皇帝直谏，为此而遭受到严酷的迫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最后或者是圣上醒悟，或者是权奸阴谋暴露，终于正义取胜，恶人败灭，得以重振朝纲。

　　当然，“忠奸斗争”的主题并不是嘉靖时期剧作家们的新创。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源远流长的创作母题，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远。从黄帝与蚩尤的正统与异端之战，到龙逢、比干与桀、纣的正义与无道抗争，到屈原与上官大夫、子兰的忠贞与奸佞之辨，这种建立在正统观念、道义理想、道德人格之上的“忠奸斗争”模式，在文艺创作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传统。在中国历史的发展长河中，除了元代由于异族统治而较少见到这类作品外，其他时代则几无例外地拥有众多此类作品。明清传奇利用自身的特殊载体，将其功用发挥到最具影响力的地步，而其较为明显的开端则始自嘉靖时期。

　　这类表现“忠奸斗争”主题的传奇创作，在思想上有其突出的特色。首先是它明确的皇权意识。它的出发点就是为了维护皇权的集中与统一，保证既定政治结构的稳固存在。尽管这些作品中常常抨击了官场的现实黑暗，揭露了封建专制统治的丑恶内幕，展现了反权奸、反暴政、反专制的批判精神，但其终极目的还是要维持这一社会的长治久安，还是为所事之“君”献上一剂救世良方。其次是它完全以道德评判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忠心耿耿就是好官良吏，奸诈谄邪一定祸国殃民。社会政治之所以黑暗，是因为不施行仁政德治的结果；权奸邪佞之所以可恶，是由于违背了清廉正直的儒家传统美德。昏暗的政治制度并非本身腐朽，只要皇帝清醒，只要忠义双全的正派官僚重整朝纲，它就可以凭借自身的力量来重建秩序。这种思想特征构成了这类剧作的全部魅力与历史缺憾，留供后人来细细品味。

　　事实上，明清传奇中“忠奸斗争”的主题模式在嘉靖时期只是开其端而已，它在日后的历史发展中日益蔚为壮观。自《宝剑记》、《鸣凤记》问世之后，无论历史剧还是时事剧，都在“忠奸斗争”的主题模式中打转转，除了上面提及的例子以外，又如明人的《义侠记》、《冬青记》、《八义记》、《精忠旗》、《磨忠记》、《回春记》等，清人的《牛头山》、《渔家乐》、《党人碑》、《清忠谱》、《万里圆》、《桂林霜》等，都可以说秉承的是这一传统，至于清代蔚为壮观的历史题材地方戏，就更是以之作为基本宗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