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凤翼是梁辰鱼的朋友，对于音韵、格律等亦十分精通，同样参与了昆山腔的改造工作，并以实绩为之支撑局面。明徐复祚《曲论》说他“善度曲，自晨至夕，口鸣鸣不已。吴中旧曲师太仓魏良辅，伯起出而一变之，至今宗焉。”充分说明了这种情况。

　　一、作者与《红拂记》

　　张凤翼（1527～1613年）字伯起，号灵墟，长州（今江苏吴县）人。和其弟献翼、燕翼兄弟三人同为吴中著名才子，有“三张”之誉。好古文词，擅长书法。与文征明交好。曾捐资入南京国子监，并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中举。其后十六年仍多次入京会试，然屡试屡挫。晚年家居笔耕，鬻书自给，官府慕名来访，绝不与交。其诗文、著作主要有《处实堂集》、《处实堂后集》等，剧作有《阳春六集》，包括《红拂记》、《虎符记》、《祝发记》、《窃符记》、《灌园记》、《扊扅记》。另外尚有《平播记》、《芦衣记》（均佚）。清代佚名《别本传奇汇考标目》中，也有两本传奇《冷然亭传奇》和《玉燕记》著录于他的名下。

　　《红拂记》作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为张凤翼十九岁新婚燕尔之际所作。当时的张凤翼，少年气盛，文思泉涌，正值青春上升时期，渴望成就一番事业，因而选择了这一特殊的历史传说题材。

　　剧作取材于唐传奇《虬髯客传》，描写隋末动荡、奇人竞争天下的故事，但作者对之进行了大幅度的翻新与改造。《虬髯客传》由名字就可以知道，其主人公是虬髯客，其主旨是宣扬虬髯客的侠义之举。但是，由于其中红拂私奔的艳遇情节更具有刺激性，反倒更为引起文人的津津乐道。张凤翼即以红拂与李靖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将其改造为一部符合传奇生旦为主特性的言情传奇，而把虬髯客一线作为副线。即使如此，他仍觉得情节不够丰满，另外又辟出一条线索，将历代盛传的乐昌公主破镜重圆故事增添进去，使得剧本的头绪繁多、线索纠葛，从而为自己提供一个大有空间的用武之地。这大约是当时文人从事传奇创作的通病，即如梁辰鱼《浣纱记》，也是尽可能地让作品具备最大限度的容量，以显示自己的驾驭能力与才华。

　　年轻的张凤翼也确实具备驰骋情节、驱遣词藻的天赋，经他敷衍出来的《红拂记》，果然比小说的传奇性更为加强，又平添了足够的戏剧性，让人观之目不暇接、胜境迭出。李靖与红拂、徐德言与乐昌公主恰恰是相同时代的人物，于是作者让他们彼此巧遇而命运纠结在一起：红拂与乐昌公主都被越国公杨素占为姬妾，李靖则与徐德言一道出征高丽，经过种种波折，彼此双双团圆。虬髯客因见中国有真龙天子出现，告别李靖到海外去发展，最终做了扶余国主，小说中提此一笔，令人玩味，但戏剧里如果正面表现则情节岔开，不表现则人物没有着落。张凤翼巧妙地通过李靖征灭高丽这一事端，让虬髯客提扶余兵助征，成功后并随李靖回中原，参予了全剧的团圆，颇见匠心独运。

　　剧中李靖的形象是作者寄寓了深厚感情的，他胸存韬略、志匡乾坤，能够审时度势、扶王定霸，对英雄业绩有着强烈的向往和追求，所谓“少小推英勇，论雄才大略，韩彭伯仲”，“待功名铸鼎钟，方显得奇才大用，任区区肉眼笑英雄”。这些描写中洋溢着作者的内在激情与理想。张凤翼后来曾经追忆自己年轻时的抱负说：“仆自弱冠即有意用世。占毕之暇，每索《阴符》、《六韬》、《孙》、《卫》诸书，究其端绪。且锻炼筋骨，开张胆气。冀一旦为边疆之臣，庶可效用一割。”这里确实颇有李靖的影子。

　　《红拂记》完成之后，一时间声价百倍，轰动一时。沈德符《顾曲杂言》谓：“张伯起少年作《红拂记》。演习之者遍国中。”文人从文词的角度也对之有较为推许的评价，如王世贞《曲藻》说：“张伯起《红拂记》洁而俊，失在轻弱。”虽然褒贬相兼，但也有人对其贬词不以为然，如张琦《衡曲座谈》说张凤翼“侠逸秀郎，虽论者有轻弱之嫌，孰知意态修美，如翔禽之羽毛，正自难得”，亦有道理。吕天成《曲品》卷下则说《红拂记》“侠气辟易，作法撤脱，不粘滞。第私奔处未免激昂”，推许该剧的大气，但颇不以“私奔”的描写为然，可是正是“红拂私奔”一折在当时舞台上演出最盛，为明代戏曲选本如《词林一枝》、《八能奏锦》、《万曲明春》、《尧天乐》所收录。总之《红拂记》受到了当时曲坛的欢迎，在文人圈和舞台上都立住了脚。凌濛初的《北红拂》杂剧，冯梦龙的《女丈夫》、近斋外翰的《红拂记》、张太和的《红拂传》传奇，都是对张凤翼《红拂记》的改写，但都不能抵消其影响。

　　二、历史地位

　　写完《红拂记》之后，张凤翼在科举之途上荒废了半生心血，其间三十年没有再写传奇。大约在他彻底心灰意冷、决意放弃科举之时，才又开始传奇创作，陆续写出后来的一系列剧作，其时已经是万历时期了。他后来的传奇中比较好的有《窃符记》、《祝发记》、《灌园记》等。徐复祚《曲论》说：“《灌园》亦俊洁，《窃符》亦豪迈，余不甚行。”焦循《剧说》卷五引《隽区》云：“若《红拂》、《窃符》、《灌固》、《祝发》四本，巧妙悉敌。”这些剧作都曾在舞台上盛演，并产生了以之著名的演员，例如沈德符《顾曲杂言》说：“近年则梁伯龙、张伯起，俱吴人，所作盛行于世。”万历时曲论家潘之恒说，万历前期吴地的艺人彭十、白六都因为演出《红拂记》、《窃符记》、《虎符记》、《祝发记》而享名，后来彭十死去，白六嫁人，张凤翼为之兴味索然，几年后又出了艺人倪三，擅长演出张凤翼的《扊扅记》，其剧作之声又振。当然，万历时期优秀的传奇作家与剧作已经大量出现，而张凤翼后来的作品并没有多少特色，因此他的代表作还是《红拂记》，即如徐复祚《曲论》说他：“乐府有《阳春堂六传》，而世所最行者，则唐李药师《红拂记》也。”

　　张凤翼的诗文创作具备相当的才华，颇受到嘉靖文坛领袖王世贞的推举，说是“伯起才无所不际，骋其靡丽，可以蹈跻六季而鼓吹三都；骋其辨，可以走仪、秦，役犀首；骋其吊诡，可以与庄、列、邹、慎具宾主。高者醉月露，下者亦不失雄帅烟花”。他将才华移至传奇创作中来，就使其剧作具备相当的情致，也不乏才气。加之他通音律、善度曲，并能够亲自粉墨登场扮演戏出，故而所写传奇都比较适宜于舞台搬演，这是造成其剧作盛传的重要原因，他也因而剧名大于诗文名。徐复祚《曲论》说：“天下之爱伯起新声，甚于古文辞。”时人对他的传奇评价甚高，如焦循《剧说》卷五引《隽区》甚至说：“传奇当以张伯起为第一。”但事实上他的剧作气象并不够大，也存在许多毛病，如凌濛初《谭曲杂札》说：“张伯起小有俊才，而无长料。其不用意修词处，不甚为词掩，颇有一二真语、土语，气亦疏通，毋奈为习俗流弊所沿，一嵌故实，便堆砌拼凑，亦是仿效伯龙使然耳。”批评得还是比较公允的。

　　张凤翼所处的时代，正是昆曲逐渐形成并日趋繁盛的时期。他以精深独到的戏曲音乐和文学方面的造诣，创作出了一部又一部既可案头阅读、又可奏之场上、令吴越名伶争相演出的杰出传奇，为昆曲的发展和鼎盛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又是享高龄的剧作家，创作周期很长，先因在嘉靖中期写出《红拂记》而享盛名，而后作品陆续产生，历时几乎整个万历一朝，参与了传奇创作高潮的鼓动，并以自身影响而长期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因而，张凤翼在明代戏曲史上还是占据一个重要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