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传奇艺术的蓬勃发展以及人们对杂剧和传奇创作经验的总结，带来了明代戏曲理论的升华。与元代戏曲理论落后于舞台实践的尴尬局面不同，明代戏曲理论开始追踪创作实践，并在戏曲舞台艺术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取得相当的实绩，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著作，并诞生了划时代的王骥德《曲律》。可以说，中国古典戏曲理论的主要内容与范畴，在明代都已经奠定。

　　明初由于时代变迁的原因，文人学子们的目光很少投注于戏曲，只有一驾藩王朱权于尊养中对于北曲杂剧进行了比较深入细致的研究，写出了著名的《太和正音谱》，成为明代戏曲理论的开山之作。嘉靖以后，太平日久，人民升平乐业，戏曲创作就越来越引起文人们的注意，一些著名的文士开始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戏曲进行理论归纳，如李开先、王世贞、徐渭都染指戏曲批评，著名曲师魏良辅也留下了论曲警句，明代戏曲理论的大发展就在这种背景下蓬蓬勃勃地开始了。

　　明代中业以后戏曲实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转折：北曲杂剧走向衰微，南曲传奇开始兴盛，使批评家们有了对不同戏曲样式进行区别和比较的可能；戏曲创作队伍的构成，由元代仅仅为下层书会才人，逐渐过渡到上层文士越来越多的介入，创作者的社会地位与前代有了根本的不同，也使批评家们的兴趣大增；而传奇作品的大批涌现，更是为批评家们准备和积累了充裕的研究对象。这种时代条件，恰恰成为明代戏曲理论获得发展的前提。于是，伴随着蔚为大观的传奇繁盛时期的到来，一批批文人学子们拿起笔来，加入了戏曲批评的行列，使这一时期的戏曲理论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涌现出众多的理论家和批评家，如李挚、汤显祖、沈璟等文坛与曲坛大师，都留下了有关著述，其他如胡应麟、徐复祚、吕天成、沈德符、臧懋循等，都有诸多精辟的见解，更为独特的是潘之恒对于戏曲表演理论的注目，至于王骥德《曲律》，则是中国戏曲理论史上第一部成系统的著作。于是，就在明代传奇创作达到高峰的时候，中国戏曲理论的成熟期也来到了。

　　与明传奇创作的潮头一直持续到明末不减一样，明代戏曲理论著作产生的势头亦一直持续到明末，又有一批纷采各异的理论著述出现，涌现出一批有见地的批评家，如凌濛初、张琦、沈崇绥、祁彪佳、冯梦龙、张岱、孟称舜、卓人月、袁于令等人皆是，他们接续了万历理论思绪，从更广泛深入的角度对戏曲理论进行探讨，获得自己的成绩，并召唤了清代又一次戏曲理论发展高潮的到来。

　　统观整个明代戏曲理论的发展，可以发现，明代是中国戏曲学由全面展开逐步过渡到高潮阶段的一个重要时期。无论是对戏曲本质、原理的探讨，对有关作家、作品和演员表演的评论，或是对于演唱技巧、剧本写作或曲谱的钻研、对于戏曲历史的考证和勾勒，还是有关戏曲作家、演员、剧目的记录和对历代戏曲资料的摘录汇编等，都可以说是成就卓越。明代戏曲理论家们的著述涉及了许多有深度的理论命题和批评标准。如魏良辅在论述诸腔调演变过程中所崇尚的发展观念和改革精神，如李开先对艺术通俗性——“文随俗远”的论述和推举，如何良俊对于“本色”、“当行”等概念的提出，如王世贞在论述南北曲风格时对比较方法的运用。如徐渭对于南戏的源流沿革、风格特点、文辞声律、作家作品等方面全面而深刻的关注以及对“本色”的强调，如李贽在其思想原则基础上提出的“童心说”和“化工说”，如汤显祖从艺术创作规律的角度出发对于剧作家主观意愿情感的看重和提倡，如沈璟对于作曲过程中“合律依腔”标准的制定和强调，如潘之恒对于演员“才、慧、致”等自身素质的要求，如吕天成对于当时戏曲创作和理论研究状况系统而全面的总结与认识，等等。

　　中国古代戏曲理论著作的状貌是异常丰富、斑驳绚烂而又庞杂纷呈、松散零碎的，这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感悟性、随意性特征是互相联系着的，明代戏曲理论就生动体现出这个特点。一般来说，明代戏曲批评家们多是根据其自身的修养、爱好和兴趣，偏重于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戏曲的本质特征作不同层面的论述，而形成一些分科的著作，或论其歌唱方法，或纠其填词技巧，或考证其历史渊源，或品评其创作和表演优劣，当然，这仅指其主要倾向性而言，实际上大多数著作都不够专门化，还没有形成严格的体系意识，只有王骥德《曲律》除外。而更大量的戏曲论述，则采取了随意的形式，散见于各种杂论、序跋、评点、批注、题词、辑古、访逸、日记、小品、书信等文体中，呈现出博杂的面貌，读之如批沙捡金，时有所获，但毕竟过于缺乏系统性。我们在讨论明代戏曲理论时，不得不首先正视它的这一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