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南戏最为成功的剧目为“荆、刘、拜、杀”四大本，即《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记》、《杀狗记》。这四大本戏在当时和后世长期流传，成为南戏的看家戏。

　　《荆钗记》

　　《荆钗记》的最大成功，在于它立足于平民百姓的道德立场，要求贫寒书生发迹而不忘本，身贵而不忘旧，赞美了高尚的人间情感，塑造了王十朋、钱玉莲这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对爱情忠贞不渝的理想形象。

　　《荆钗记》在结构艺术上的成就为历代人们所称道。其主线突出，简洁凝炼。剧中王十朋、钱玉莲分别与丞相、富豪、家长三方面势力发生矛盾，然而，作品却始终围绕着二人之间的爱情主线展开冲突。因此，尽管矛盾重重，波澜迭起，但仍然浑然一体，一线相连。特别是剧中荆钗这一信物的设置，就像穿针引线的梭子一样，将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主线形象化地贯穿始终。它既是男女主人公开始结合的聘礼，又是最终两人相认的凭据，成为提领着剧中所有情节线索的核心力量。

　　此外，戏剧冲突组织得十分巧妙。作者首先以对比的手法描写了王十朋与孙汝权不同的品格，并以“荆钗”和“金钗”两份聘礼将双方的反差集中到一个焦点上，以突出玉莲的眼光和品质。接着，作者不直接写玉莲的选择，而让她的父亲和媒人进行一场“受钗”的争吵，造成悬念，并激化矛盾，从而构成了全剧第一个高潮“逼嫁”。针线细密、结构严谨也是此剧的特色之一。前面写了孙汝权考试卷子与王十朋卷子字迹相同，为后来孙篡改钱的家书不被发觉埋下伏笔；钱玉莲父亲在十朋赴考后将玉莲和王母接回钱家居住，又为以后接到十朋家书在钱家展开冲突作了准备。王十朋与钱玉莲二人在玄妙观相遇的设计也显得别出心裁，不落俗套：一个为“亡妻”拈香的官员，一个为“亡夫”设祭的大家宅眷，骤然相见，如梦非梦，似曾相识却又不敢相认，人物的心理感情被放到了一个极其敏感、极其矛盾的情境之中去发展。明明是在祭奠对方的亡灵，同时又是两人活生生地相逢，在同一场面中，悲与喜、梦与真、心与情，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开掘与展现，感情抒发极其强烈集中，大大增强了戏剧效果。

　　《刘知远白兔记》

　　《刘知远白兔记》最为动人之处是李三娘的形象和她的悲惨遭遇。虽然她深得父亲的宠爱，但在那个宗法统治的时代，作为女子，她在家庭中是没有什么权力和地位的。父亲为她招赘穷汉刘知远后不久去世，她和贫无立锥之地的刘知远立刻成了兄嫂李洪一夫妇眼中的赘疣。刘知远被迫投军远走，李三娘则被强逼着改嫁。她断然拒绝后，李洪一夫妇不但蛮横地剥夺了她的财产继承权，而且让她从此当牛做马，承担起“日间挑水三百担，夜间挨磨到天明”的繁重劳役。李洪一夫妇还想出了许多恶毒的办法来折磨她。如专为她设计了一对橄榄形两头尖的水桶，使她在挑水时无法中途歇息；在水缸上故意钻几个眼，使她始终无法挑满；专门修建了一座五尺五寸见方的磨房，使她在磨麦时既无法抬头，也无法转身；发现李三娘因过度疲劳偶尔瞌睡时，不管她分娩在即，也要重打八十！李三娘在磨房生子，用口咬断脐带，他们更毫无人性地将孩子扔进荷花池里……对这一切，李三娘都只能逆来顺受，“一不怨哥嫂，二不怨爹娘，三不怨丈夫”。剧作对李三娘苦难生活和忍辱性格的生动展现，无疑使它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

　　质朴自然、鲜活生动的民间生活气息是《白兔记》在艺术上最为显著的特色。明代吕天成《曲品》卷下说它：“词极古质，味亦恬然，古色可挹。”明代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赞它“口头俗语，自然雅致”。剧中的一些情节尽管荒诞，脱离现实，例如刘知远看守瓜园时掘地见宝、睡觉时有火龙钻窍、窦公千里送子沿途乞奶喂养、咬脐郎追猎白兔千里而井边见母等，但却反映了民间传说的趣味，清晰地表明了它和民间文艺之间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它之为民间所爱好，与这种特色也是分不开的。

　　《拜月亭记》

　　《拜月亭记》（明人改本又作《幽闺记》）是一部充满喜剧色彩的南戏。作为一部描写爱情的作品，它的独到之处不仅在于其主人公既摆脱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包办婚姻的束缚，又突破了传统门第观念的樊篱；而且在于它打破了传统的爱情题材文艺作品中青年男女“一见钟情”的模式，提出了一种建立在相互关心、相互爱护基础上患难与共的崭新的爱情方式。

　　《拜月亭记》在艺术上最大的特点在于喜剧技巧的运用。其一系列喜剧情节构成的依据，在于充分利用了误会、巧合等喜剧手法，而误会、巧合的发生又是以特定戏剧情境为依据的，因而显得真实可信。战争打乱了全国的秩序，将贵族和平民同时抛进了难民的行列；这些难民又都是从中部（今北京）向汴梁（今河南开封）移动，走的同一条路线，因而也就有了发生种种巧遇的可能。这是大环境，小环境和一些细节安排得也很细致。如蒋世隆、蒋瑞莲兄妹和王夫人、王瑞兰母女被番兵冲散又错合，是基于呼唤声中“瑞莲”、“瑞兰”声同韵近，错听错应之故。“驿会”的地点也选得十分巧妙，驿馆是官员驻节之处，所以尚书王镇会在此停留，王夫人避难至此，在回廊底下过夜，哭声惊动王镇，二人得以相见，情节安排得十分巧妙而自然。

　　《杀狗记》

　　《杀狗记》为淳安人徐仲由作，可能依据萧德祥杂剧《王翛然断杀狗劝夫》改编。描写市民孙容之妻设杀狗计，劝说丈夫珍惜兄弟之情断绝匪人之交的故事，是一部表现家庭伦理关系的剧作。剧本文词极其俚朴，因此明代文人对之进行了反复修改。

　　这部作品的价值，首先在于对传统社会家庭内部人伦关系进行了真实而有力的表现。作者在当时错综复杂的现实关系网中，抓住了最为常见，也最为他自己所熟悉的那一部分，展示了一幅社会生活的生动图画。通过人伦关系反映人的本质，反映一定社会的本质，是这部南戏作品富有时代特色及民族特色的内容。

　　《杀狗记》的一个成功之处，是对于市井人情世态细致准确的描绘。这种描绘集中在对柳龙卿和胡子传两个帮闲骗子的塑造上。他们为了谋夺家产，不惜以别人的父母为自己的祖宗，对孙华百般献媚，声称要与孙华同生死、共患难。伪与孙华结义时，他们指天划地、信誓旦旦：“自今日为始，大哥有事，都是我弟兄两个担当；火里火里去，水里水里去。大哥若是打杀了人，也是我每弟兄两个替你偿命！”然而，当孙华真的恳求他们帮助的时候，他们却翻脸不承认，冷冰冰地回答：“你是孙华姓不同。”“寻思总是一场虚，你是何人我是谁？”为了捞取油水，他们利用孙家兄弟之间的矛盾，挑拨离间，从中取利。未达到目的时，又冒充好人，厚着脸皮上门道贺。行为的卑鄙、说话的虚伪，都深刻体现了那个社会市井无赖惟利是图的人生哲学。作者以他们的恶劣形象，向世人提出了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