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甫以一部辉映千古的作品：《西厢记》，取得了他在中国戏曲史上的显赫地位。元杂剧有了《西厢记》，才能够成为称雄一代的文体。

　　和元代其他剧作家不同，王实甫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他关注的是爱情的命运，是爱情发生、发展、实现的过程。关汉卿也写儿女风情剧，但其基本框架，则是一对情人向阻碍他们结合的第三者的反抗和斗争，至于男女双方之间的倾慕与爱恋，则较少触及。而王实甫的功绩在于，他借莺莺与张生的故事，写出了封建时代千百万青年用痛苦的生命汁液结晶成的爱情本身，写出了曾经被历史的冰层封埋了多少代的人性内容。可以说，这不仅是元杂剧历史上的第一次，而且是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次。遍数前人爱情作品，还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王实甫那样全面、复杂、曲径通幽地写出爱情本身的美好与魅力所在。

　　在中国戏曲文学史上，或者说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是王实甫在他的《西厢记》里第一次正面提出了以“有情”作为婚姻基础的理想。王实甫之前，门第、财产、权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些支配了传统社会的婚姻形式几千年的准则和标尺，几乎从来没有被怀疑过。然而，王实甫把这些都抛在了一边，重点描写了青年男女彼此间的天然吸引与心心相印，并对这种吸引所形成的冲决礼教樊篱的力量进行了由衷的讴歌，这是《西厢记》得以获取成功的思想基础。更为值得赞赏的是，王实甫熟练驾驭戏剧的形式，把这种理想生动形象地展现在舞台上，使之产生了巨大的移情作用与启示作用，具有了充沛旺盛的艺术生命力。

　　在王实甫笔下，莺莺、张生二人的爱情被刻画得那么自然，那么动人，发自天性，出乎心底，绝未掺杂一点杂质。在普救寺香火院的佛殿之上，莺莺与张生无意间邂逅相见，两人便一见钟情。张生不由得惊叹自己“正撞著五百年风流业冤！”“颠不剌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则著人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而莺莺也在这乍一见面中怦然心动：“且休题眼角儿留情处，则这脚踪儿将心事传。慢俄延，投至到栊门前面，刚挪了一步远。”

　　婚姻要以爱情为基础，这是时代的声音。元蒙入主中原的现实，打乱了正统的社会秩序，引起原有社会阶层的分化与衍流，而动荡的社会局面，又导致家庭维系力的极大减弱，这种社会背景，孕育了新的家庭组合观念，那就是情爱观的抬头。在元杂剧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情爱婚姻的作品，可以听到不少剧作家从不同角度表达出这一相同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爱情理想与要求。而这些作品的最为杰出的代表，当然还要推王实甫的《西厢记》。

　　王实甫《西厢记》的最大特点之一，即是它难以企及的结构技巧。全剧以莺莺、张生之间的爱情为主要线索，情节清晰，布局谨严。从一见钟情、私定终身、被迫分离到最后团圆，首尾连贯，前呼后应，浑然一体，没有丝毫枝蔓横生、头绪纷繁之弊。即如“闹道场”、“寺警”，以及“拷红”等折，都不是可有可无或游离于情节主线之外的关目。以其五本二十一折的鸿篇巨制，竟将情节提炼得如此单纯，安排得如此谨严，不愧为古典戏曲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然而，更为令人心折的是，其情节单纯而不单薄，其结构平舒而不平淡。无论是事件或是情境，无论是冲突或是动作，都被铺排得层层波澜，变故迭起。照应埋伏，随处可见。“悬念”和“突转”等结构技巧的运用，使得情节的发展变化莫测，摇曳多姿。如“寺警”、“请宴”之后，人们刚以为有了一个结果，然而，“赖婚”一折又形成了新的“悬念”。如果说，“酬简”对于“赖婚”的“悬念”是一个解答，那么对于后来的剧情发展来说，则又是一个新的有待解答的“悬念”。紧接着“拷红”之后的“哭宴”，事实上是又一个“悬念”。张生此去能否考中不得而知，而老夫人和莺莺截然不同的态度则增加了这个“悬念”的分量。当然，最后的团圆是全剧的结尾，也是对“哭宴”“悬念”的解答。在整个剧情的发展过程中，是这些“悬念”，构成了一个个重要环节，增强了戏剧冲突的艺术效果。

　　我们还可以看到，上述“赖婚”一折的“悬念”，是由“突转”这一艺术手法构成的。老夫人由许婚变赖婚，莺莺、张生从希望变失望，红娘从喜悦到烦恼，整个戏的情调从欢乐到悲愤——剧情突然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赖简”一折也是“突转”。莺莺的临阵变卦，不仅出乎张生的意料，而且出乎读者和观众的意料，张生应约来会莺莺，从日出一直捱到太阳“西沉”，“发擂”、“撞钟”……急切的心情达到极点。然而，真正见面时，莺莺却突然变卦，这个变化如此突然，以至于使张生这个在红娘面前以“猜谜语的社家”自诩的俊才，一下子变成了“叉手躬身”“无一言”的“傻角”，极富戏剧效果。“拷红”一折，也是巧妙的“突转”。老夫人知道了莺莺张生的私情后，当然要严加问罪；等待着二人的，必将是一场灾难；红娘参与此事，势必要被“打下下半截来”。然而，在红娘据理力争之后，情势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老夫人不得不立即许婚；二人不仅没有大祸临头，反而得到了认可；红娘则从一个被拷打者变成了一个审判者。这一“突转”，不仅有力地揭示了人物性格，而且产生了极其生动的戏剧效果。

　　王实甫剧作的语言风格，优美、俏丽、高雅、隽永，形象生动，充满诗情画意。其中一个最值得称道的特点是他善于选择和提炼前人诗词中的一些优美佳句，化用到自己的语言中来，熔铸成自然而华美的曲词。例如《西厢记》中享誉最高的、崔莺莺在长亭送别时所唱的那段【正宫·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曲词的空间构成十分丰富，而色彩的搭配就更为讲究。用霜林的红色来比喻离人的眼泪犹如血一样珍贵，寓意深远而字面又不着一“红”字，十分精彩。这种意境，显然要高出宋代词人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黄叶地”。再如张生走后，莺莺思念他时所唱的一段【逍遥乐】：“曾经消瘦，每遍由闲，这番最陡。何处忘忧，看时节独上妆楼，手卷珠帘上玉钩。空目断山明水秀；见苍烟迷树，衰草连天，野渡横舟。”独上妆楼，凭栏远眺：远处苍烟衰草，近处野渡横舟，独不见旅人归来。莺莺的满腹愁思透入满目凄凉的景物描写。从这段曲子中，可以明显看到古典思妇诗的韵致和色彩，而又独铸己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