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曲音乐的发展经历了三代。第一代，是所唱曲文体为长短句曲牌的高腔和昆腔。高腔的特点是“一唱众和，锣鼓击节”，也就是由扮演角色的演员独唱，在句尾则由乐队人员帮腔或接腔，只用锣鼓击节，不用弦管乐伴奏。其风格粗犷、豪放。昆腔，到了公元16世纪中叶，音乐家魏良辅及梁辰鱼革新旧调所创之新声，文人制曲，定腔定谱，增添了笛、弦素等弦管伴奏。其风格轻柔婉转，与高腔迥别。第二代，是所唱曲文体为齐言对偶句格（即七字句、十字句），各有其“基本唱调”的梆子、吹腔、拨子、二凡、三五七、西皮、二黄，统称“乱弹诸调”。其中以唱西皮、二黄为主的京剧，在国内广为流传，在海外也享有盛誉。第三代，是唱民间花鼓、采茶、秧歌、摊簧、道情等民间歌曲或说唱曲调的“民间小戏”。如由唱书调发展而来的越剧；落子腔发展而来的评剧，黄梅采茶调发展起来的黄梅戏等，这些民间小戏生活情趣浓郁，颇具活力，可塑性强。总括三代戏曲音乐，均由歌唱和器乐伴奏两部分组成。

　　中国少数民族戏曲音乐也是戏曲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现有55个少数民族，其中有戏曲剧种的14个。这些剧种有的是历史上形成的，有的是本世纪50年代以后从本民族歌舞、说唱的基础上衍变而成的。它们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1、优美的唱腔与动人的演唱

　　在戏曲音乐结构中，声乐部分是它的主体。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认为人声歌唱比器乐伴奏更为亲切动人，更易唤起观众的理解与共鸣。其原因在于乐器所奏出的音乐，虽然也能传情，却不能表意。戏曲音乐刻画人物形象，主体依靠声乐，即优美的唱腔与动人的演唱。戏曲中无论演唱的是曲牌还是板腔，都可以分为抒情性唱腔、叙事性唱腔和戏剧性唱腔。抒情性唱腔的特点是字少声多，旋律性强，长于抒发内在的感情；叙事性唱腔的特点为字多声少，朗诵性强，适用于叙述、对答的场合；戏剧性唱腔多为节拍自由的散板，节奏的伸缩有极大灵活性，因而长于表现激昂强烈的感情。这三类曲调的交替运用，构成了戏曲音乐变化多端的戏剧性。中国戏曲有很多传统剧目，其所以能在舞台上久唱不衰，主要得力于其中脍炙人口的唱腔。

　　戏曲演唱艺术，在长期发展中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与专业技巧。在演唱上注重字与声、声与情之间的关系。清晰准确地表达字音与词义，是唱功的第一要求，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演唱方法与技巧。演唱一般包括发声、吐字、用气、装饰唱法等，其目的在于表达戏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唱出曲情，以情动人，才是演唱艺术最高的审美标准。

　　唱与念，是戏曲声乐的两大组成部分。历代有成就的演员，皆是唱念俱佳。唱念字音是表情达意的基础。汉语四声字调，抑扬顿挫，也是念白音乐美的基础。各种念白形式，如京剧的韵白、京白、方言白，就是语言与音乐的不同程度的结合。

　　中国戏曲演员在演唱上的贡献，莫过于唱腔上的流派创造。演员和乐师在本剧种腔调基础上创造的流派唱腔，更具有音乐作曲的突践意义。京剧旦行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与琴师徐兰沅（1892—1967）合作创腔，就是典型的事例。京剧中旦行的梅（兰芳）派、程（砚秋）派、荀（慧生）派、尚（小云）派，老生行的余（叔岩）派、马（连良）派；越剧中小生行的尹（桂芳，1919—）派，范（瑞娟，1924—）派，旦行的傅（全香，1923—）派、戚（雅仙，1928—）派，都是在唱腔艺术上享有声誉的流派。

　　2、器乐伴奏的功能

　　戏曲采用器乐作为表现手段，主要用于伴奏唱、念、做、打，即表演艺术，以及为了展开戏剧矛盾，塑造人物性格，抒发思想感情和渲染舞台气氛。器乐伴奏的任务由乐队担任。戏曲乐队由两部分组成，弦管乐部分称文场，打击乐部分称武场，合称文武场。文场的作用主要是为演唱伴奏，并演奏为配合表演而用的曲牌（属场景音乐）。武场的主要任务是用打击乐器打出锣鼓点，配合演员的身段动作、念白、演唱、舞蹈、开打，使其起止明确，节奏有序。并且，在鼓板师傅的领奏（指挥）下，调节和控制全剧的节奏。器乐在戏曲音乐中虽处于辅助地位，但它有声乐所不及的长处。器乐包括的多种管弦乐器与打击乐器，每一种乐器都有其不同的性能和音色。

　　各个剧种乐队的乐器组合尽管有所不同，但鼓师的作用和主奏乐器的作用却是相同的。

　　中国戏曲音乐的主奏乐器有：昆剧的曲笛，秦腔、豫剧、河北梆子等梆子戏的板胡，京剧、汉剧等皮黄戏的胡琴，以及山东吕剧的坠子琴等等。主奏乐器的不同音色和演奏方法，常常是形成这一剧种特有风格色彩的最要标志。人们听到主奏乐器即能判明是什么剧种或声腔在演出。

　　打击乐器在戏曲中使用极广，有突出的艺术效果。戏曲的唱、做、念、打都具有很强的节奏性，而锣鼓是一种音响强烈、节奏鲜明的乐器，是戏剧节奏的支柱。有了锣鼓伴奏的配合，能增强戏曲演唱、表演的节奏感和准确性，帮助表现人物情绪，点染戏剧色彩，烘托舞台气氛。

　　戏曲器乐中的各种各样的曲牌，打击乐的各种锣鼓点，构成戏曲中的场景音乐。场景音乐的运用力求简练，求其意到，很近似中国的绘丽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