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金时期已出现了杂剧（金代称为“院本”）。在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用“南曲”演唱的戏曲形式。史称“南戏”，一般认为是中国戏曲最早成熟的形式，亦称“戏文”。当时演出剧目有一百七十多种。徐渭在《南词叙录》中说：

　　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号永嘉杂戏。

　　在金末、元初时期，在中国北方出现了元杂剧。戏曲创作和演出十分繁荣，出现了一些著名的戏剧作家、作品和艺人，在中国戏曲史和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宋、金、元杂剧的化装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假头、假面（面具），二是粉墨涂面。

　　从宋代起，由于宫廷审美情趣的改变，将原本盛行于汉唐宫廷的百戏、乐舞视为“俗艺术”，百戏、乐舞在宫廷中失去了以往的地位。百戏、乐舞艺人们开始在民间自谋生路。但宋代城镇经济的迅速发达，市民阶层的扩大发展，对文化生活产生了多种需求，使百戏、乐舞等在民间的沃土中成长，成为具有市民审美情趣的通俗文艺形式。由于具有市民审美情趣的通俗文艺形式——说唱文学、杂剧、散乐、百戏、乐舞等的流行，主要以假面模拟表演的傩祭，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时，傩祭中主舞的方相氏和十二兽逐渐消失，而现实生活和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如门神、钟馗、小妹、将军、灶神等，出现在假面化装表演中。当时的面具种类繁多，参加者达千余人，规模宏大，场面壮观。

　　幽兰居士在《东京梦华录•除夕》中记载北宋汴京祭祀场面：

　　至除日，蔡中皇大傩仪，并用皇城亲事官，诸班直戴假面绣画色衣，执金枪龙旗。教坊使孟景初身品魁伟，贯全副金锻铜甲装将军。用镇殿将军二人，亦介胄，装门神。教坊南河炭丑恶魁肥，装判官。又装钟馗、小妹、土地、灶神之类共千余人，自禁中驱祟出南薰门外转龙弯，谓之“埋祟”而罢，是夜禁中爆竹山呼，声闻于外。

　　由此可见，宋代的傩祭已充满了世俗色彩和娱乐性质。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傩舞的表演和扮装式样，以及从假面舞向戏剧的转变。

　　宋代时将假头、假面舞称作“舞鲍老”，也称“肉傀儡”。这种假头傀儡舞，扮相丰富多彩。

　　《西湖老人繁胜录》载：

　　禁中大宴，亲王试灯，庆赏元宵，每须有数火，或有千余人者。全场傀儡、阴山七骑、小儿竹马、蛮牌狮豹、胡女番婆、踏跷竹马、交衮鲍老、快活三郎、神鬼听刀。

　　《武林旧事•元夕舞队》载：

　　大小全棚傀儡。

　　其中有查查鬼、李大口、长瓠敛（长头）、兔吉（兔毛太伯）、大憨儿、粗旦、麻婆子、快乐三郎、快乐三娘、瞎判官、猫儿相公等，都是民间的滑稽形象。

　　宋金杂剧里包含相当数量的乐舞节目，自然也会采用假头、假面。据《武林旧事》记载，当时有些杂剧班子和乐舞班子一起参加假头假面舞的表演。这些演员自然会把假头舞带到戏剧里去，所以说假面舞向戏剧转变，或者说戏剧中的假面从傩舞中借鉴的关键是这些演员。这也可从后代的戏剧演出中找到佐证。

　　元代高安道《淡行院》散曲写到院本的表演，有这样的内容：

　　［五煞］扑红旗裹着惯老，拖白练缠，兔毛大伯难中矁；踏鞒的险不柱头破，翻跳的争些儿跌的迸流，登踏判躯老瘦。调队子全无些骨巧，疙痘鬼不见些搊搜。

　　这段文字中所提“扑红旗”、“疙痘鬼”，就是“大小全棚傀儡”里的“扑旗”、“抱锣”；“兔毛大伯”就是其中的“兔吉”、“踏踅”，是《西湖老人繁胜录》的“全场傀儡”中的“踏踅、竹马”；“踏判”即“瞎判官”；“调队子”看来是舞队表演。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假面确是杂剧演员从傩舞中借鉴过来的。

　　从另一方面讲，宋时的教坊伶人参加傩舞表演时，也会把戏剧中的一些东西带到傩祭活动中，比如从傩舞中装扮人物的搭配关系上看，具有一定的情节性倾向。正如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卷七中所述：

　　忽作一声如霹雳，谓之“爆仗”，则蛮牌者引退。烟火大起，有假面披发，口吐狼牙烟火，如鬼神状者上场，著青帖金花短后之衣，帖金皂袴，跣足，携大铜锣随身，步舞而进退，谓之“抱锣”。绕场数遭，或就地放烟火之类。又一声爆仗，乐部动《拜新月慢曲》，有面涂青绿，戴面具金睛，饰以豹皮锦绣看带之类，谓之“硬鬼”；或执刀斧，或执杵棒之类，作脚步蘸立，为驱捉视听之状。又爆仗一声，有假面长髯展裹绿袍简如钟馗像者，傍一人以小锣相招和舞步，谓之“舞判”。继有二三瘦瘠，以粉涂身，金睛白面如髑髅状，系锦绣围肚看带，手执软使，各作魁谐趋跄，举止若俳戏，谓之“哑杂剧”。又爆仗响，有烟火就涌出，人面不相睹。烟中有七人，皆披发文身，著青纱短后之衣，锦绣围肚看带。内一人金花小帽，执白旗，余皆头巾，执真刀，互相格斗击刺，作破面剖心之势，谓之“七圣刀”。忽有爆仗响，又后烟火出，散处以青幕围绕，列数十辈，皆假面异服，如祠庙中神鬼塑像，谓之“歇帐”。又爆仗响，卷退。

　　文中的“抱锣”是一种假面舞，除“假面”外，同时还提到化装、“戏衣”、“切末”、“烟火”等。这些在后世戏剧舞台上均被继承下来。净行中有所谓“油花净”，演钟馗或火判之类角色，舞蹈动作复杂，且需要“耍牙”、“喷火”，正是上文所述的“口吐狼牙烟火”。

　　上文所述的“舞判”是指钟馗。“舞判”也叫“跳判官”，从宋代起流传至今，在许多地方的民间舞蹈和戏曲中被完整地保留着。在民俗艺术中，钟馗是一位能给人带来健康和幸福的神灵。

　　“硬鬼”是手执刀斧杵棒的小鬼，为打探鬼疫而作“驱捉视听之状”。但“硬鬼”的化装手法是面具和涂面的结合。

　　“哑杂剧”表现二三个瘦瘠、金睛白面像骷髅一样的人，做着各种滑稽动作。

　　“七圣刀”表现鬼疫受到“破面剖心”的惩罚。

　　“歇帐”相当于今日舞台上的集体亮相：“列数十辈，皆假面异服，如祠庙中神鬼塑像。”

　　如果把以上节目联系起来看，所表演的很像是民间流传的钟馗捉鬼的故事。现在的民间舞蹈和戏曲，如《五鬼闹钟馗》就是由“舞判”与“哑杂剧”两个节目合并而成的。其中钟馗以小锣相招的舞步和小鬼的滑稽动作，至今仍保留着。这种具有故事情节的傩舞是后来傩戏的雏形。

　　随着傩祭性质由祭神到娱乐的转变，作为傩舞（假面舞）的重要道具之一的面具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据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桂林傩》记载：

　　桂林傩队自承平时名闻京师，曰“静江诸军傩”。而所在坊巷村落，又自有百姓傩。严身之具甚饰，进退言语，咸有可观。视中州装队仗似优之。推其所以然，盖桂人善制戏面，佳者一值万钱。

　　由此可知，宋时，桂林的傩舞最为丰富，而具制作也最佳以至价格不菲。

　　又据宋代人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记载：

　　政和中大傩，下桂府进面具。比进到，称“一副”。初讶其少，乃是以八百枚为一副，老少妍陋无一相似者，乃大惊。

　　上文所说“老少妍陋无一相似者”，说明当时假面品种繁多，上百成千，各不相同。当时的假面不仅供傩祭活动及傩舞表演使用，而且因其表现多是怪丑、狰狞的脸相，所以深受广大市民特别是少年儿童的喜爱。宋代时就有大量面具在节日集市上向小儿发售，并作为日常生活装饰用品在集市上出售，老百姓常将其作为辟邪驱疫的用具悬挂门楣等处。宋人洪迈《夷坚志》补四“程氏诸孙”条有载：

　　入郡，适逢尘市有摇小鼓而售戏面具者。

　　陈元靓《岁时广记》四十引《岁时杂记》也说：

　　除日作面具，或作鬼神，或作儿女形，或施于门楣，驱傩者以蔽其面，或小儿以为戏。

　　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随着傩祭性质的转变，作为傩祭重要道具的假面（即而具），也从神鬼形象向世俗形象转变；从具有恐怖肃穆的祭神用品向娱乐赏玩用品转变，而且作为民俗歌舞而被引用到娱乐的杂剧戏曲之中。

　　当然，假面及假面化装之所以能被引入到宋金元杂剧及一些地方戏曲中，也是因为这些戏剧本身具有乐舞的表演手段，随着戏剧的发展，乐舞的唱、念、做、舞已成为展示剧情、表达角色思想感情的重要手段。随着戏剧表演艺术的发展，假面化装最终会被涂面化装所取代，但不会完全消失。元杂剧十二科中就有“神头鬼面”一科。神鬼、动物就常常“戴脸子”（假面），有五色鬼头、雷公头、夜叉头、虎头、蛇头等三十余种。

　　从戏剧发展史米看，“假面”在宋金元杂剧中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在同期的社火、赛会中得到更多的运用和发展。

　　历代对社火的记载如下：

　　宋代诗人范成大《石湖诗集》卷二十三《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诗云：

　　轻薄行歌过，颠狂社舞逞。

　　自注曰：

　　民间鼓乐，谓之社火。不可悉记，大抵以滑稽取笑。

　　《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

　　国忌日分，有无乐社会。恃田乐、乔谢神、乔做亲、乔迎酒、乔教学、乔捉蛇、乔焦锤、乔卖药、乔像生、乔教象、习待诏、青果社、乔宅眷、穿心国进奉、波斯国进奉。

　　文中所提“乔”就是装扮的意思，利用假面作为化装手段扮成各种滑稽形象，为节日社火增添热闹的气氛。

　　诗人杨大年有诗曰：

　　鲍老当年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当。若教鲍老当筵舞，转觉郎当舞袖长。

　　苏轼也有《浣溪纱》词曰：

　　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

　　南宋《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三种记载当时风俗掌故的书，也都对社火及赛会活动中的“假面”等作了记载，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