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恩寿（1834－1891），字鹤俦，名坦园，号蓬海、朋海，别署蓬道人，湖南长沙人。湖南近代著名戏曲作家、戏曲理论家、诗人。有《坦园文录》、《坦园日记》、《词余丛话》、《续词余丛话》、《双清影》和《坦园六种曲》存世。

　　（一）生于宦游之家　终生痴耽戏曲

　　“忆自十余年来，颇有戏癖。在家闲住，行止自如，路无论远近，时不分寒暑，天不问晴雨，戏不拘昆乱，笙歌岁月，粉黛年华，虽曰荒德，聊以适志。”这是杨恩寿同治元年（1862）四月初五日记所言，时年27岁，可作为他一生痴耽戏曲的真实写照。

　　清代道光十四年（1834）腊月初九（公历1835年1月7日），长沙城内一杨姓幕僚家里，呱呱鸣世的是一健壮男孩。父亲杨白元为讨吉祥，给孩子取名恩寿，意在日后能蒙皇恩，幸福寿高，光耀门庭。杨家祖居长沙城东六十里名为“山市”的地方，到杨恩寿曾祖杨正启才迁居长沙城内。父亲杨白元，出生于乾隆五十九年（1795）七月，曾受聘为知县、知府等地方官员的塾师，并兼及县学、儒学训导、教谕等幕职，一生“奔走几遍楚南，卒未真除，所至以振兴文教自任，县官太守，莫不优礼府君（指杨白元——笔者注）”。杨白元学识渊博，“生平品行卓绝，好行其德”，但他本人在科举或仕途方面并没有多大的成绩，直到晚年才因子而得封典。道光（1821－1850）末年，杨白元为湖南衡州府通判何彤文幕僚，何彤文是“中国古文第一人”姚鼐的弟子，能任何彤文的幕僚，足见杨白元的学识水准。

　　杨白元以幕僚起家，置有一些田产，他为人耿直，生性豪爽，座上一日无客而不欢。道光初年（1825年前后），江西人聂二租赁其宅子设钱肆，而后聂二席卷钱财逃逸，杨白元只能以家产替其还债。于是，家道中落，杨家的日子开始艰难起来。杨恩寿同治二年（1863）十月二十八日写的日记《寄绍曾绍弓两侄》诗有“道光纪元岁庚戌（1850），我生匆匆年十七。城南老屋方读书，半堵土墙支陋室。是时吾家尤苦穷，汝祖冷宦如冬烘；菜根有味米价贵，两餐粗粝差能供”的诗句，印证了他少年家穷，经济困顿，栖身于“半堵土墙”、求食于“两餐粗粝”。

　　杨恩寿从小跟随父亲到处宦游，飘零各地，感受生活的艰辛。“恩寿自襁褓迄成童，未尝离膝下”。同治元年（1862）三月初三杨恩寿离长沙到郴州做幕僚经过衡阳时，还曾探望过他少时和父亲一道寄寓何彤文家时生活的地方：“游韩公祠，户阖，久叩不启。遂至通守署。此十五年前钓弋处也。时盐务已裁，官又因公调省，衙斋遂墟，故得径入。落花有泪，庭草无人。培福亭岿然犹存，蛛网尘封，凄凉特甚。亭后即余侍亲读书地，依稀可辨。后圃书塾极幽敞，今则废为马厩矣。昔余客此时，鹾务正盛，晨鼓雷鸣，暮梆雨急，笙歌应月，酒气蒸云；其公子鲜衣华服，意气发皇，视我辈寒儒，匿笑万端，余亦不屑与之较。……重重往事，触绪而来，流连久之，且行且太息”。少时寄寓生活时的委屈和风华正茂的情态溢于言表。

　　杨恩寿在衡州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直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他15岁左右才回到长沙居住。

　　少时的杨恩寿天资聪颖，7岁能诗，被视为振兴杨家的希望。因此他早期的学习，科举考试的前期训练，父亲杨白元都亲手调教，并以家中老六杨彤寿为示范。在《坦园文录·周先生传》中有杨恩寿“七岁入塾，三、六两兄口授十三经，先大夫教作文法”的记载。杨恩寿总共八兄弟，这里的六兄，即杨恩寿的六哥杨彤寿。杨彤寿字麓生，他在咸丰年间“历尽戎行”，于同治年保举文职，先后任广西阳朔、北流、宣化等县的知县，并于同治七年（1868）“为父母亲请得二品封典，并贻赠曾祖父母”，为杨家增光不少。杨恩寿还曾去广西北流为他当了一年零五个月的幕僚，主管刑名、钱粮、税厂，也兼及县学等职责。杨恩寿接任四个月后，三兄也曾去帮助杨彤寿，接替杨恩寿手中的税厂事务，一起成为杨彤寿的幕僚。

　　道光三十年（1850），17岁的杨恩寿始应童子试。

　　咸丰二年（1852）六月，杨恩寿的科考生涯开始不久，太平军即突破清军湘桂防线，席卷湘南，并于七月下旬兵临长沙城下。后因久攻不克，于十一月弃长沙而北上，但毕竟影响到该年湖南的科举考试无法正常举行。

　　咸丰四年（1854），长沙除乡试外的各级考试得以恢复。这一年，长沙新建求忠书院。也就是这一年，21岁的杨恩寿获得科举的最初突破，取得秀才进入县学。

　　咸丰七年（1857），24岁的杨恩寿首度入乡试，并被鼎荐。

　　咸丰八年（1858），杨恩寿二度入乡试，并取得“贡优行第一”的好成绩。也以此为标志，杨恩寿在长沙城南书院的士子生活宣告结束。

　　时例，因为科举生涯难以预料，一般的家庭都会安排成年士子或兼作塾师，或外出游幕，这是并不富裕的家庭兼顾子弟前程的普通做法。杨恩寿家也是如此。

　　杨恩寿的第一位幕主魏式曾，字镜余、镜如，直隶临榆人，道光二十年（1840）举人，魏式曾由幕人官，并于咸丰十年（1860）二月任湖南武陵知县，十二月任长沙知县，同治元年（1862）二月任郴州直隶州知州。杨恩寿于咸丰十年初（1860）魏氏赴武陵知县上任时开始为其做幕僚。其间，他除担任魏家两位公子习儒及从事科举的业师外，还曾为魏式曾主持州、县考课及校阅课卷等公务代劳，兼任“司记室”、“草禀启稿”。

　　杨恩寿开始幕游时正是满清王朝动荡不安之际，1860年，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城，咸丰皇帝出逃承德，随后清政府相继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等丧权辱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重大变故对杨恩寿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在该年创作的戏曲剧本《姽婳封》，即深寓着对时局动荡的忧心和保家卫国的呼唤。

　　两年后，即同治元年（1862），杨恩寿于二月二十四日启程赴郴州幕任。启程前，他就有四个月后再返回长沙准备当年乡试的打算。据他在《坦园日记》中笔载，动身之日恰逢书院甄别考试，当晚在旅途中“篷窗秉烛”，遥想“书院此时，考棚烛影吟声，其光景宛然可绘”，而自己孤身一人幕游他乡，只徒增其“客况凄凉”之感。在途经衡州时，他还刻意寻访旧读之地，重温当年归长沙赴童试作“何年重到此，今日且归家”的壮志豪情，至此他已完全沉浸于对该年乡试的期待中，希望“大比之年”能大获成功。故而，他在郴州只呆了三个月，六月十三日匆匆校阅完州学士子的课卷后，就按预定计划回到长沙准备乡试。这次乡试八月初八入场，八月十六出场，考期九天，闰八月六日揭榜。结果杨恩寿名落孙山。

　　他在日记中记录了该届乡试的经历：六月二十日从郴州回到长沙，“二十一日起，迄十月二十三日，凡一百五十一日。忆自甫返家门，即移静室。自六月二十七日始，每日作时文一首，杜门却扫，仅于黄昏时归家定省焉。八月十六日场事既毕，始出应酬。闰秋六日揭晓，名落孙山，废然自失。及见落卷，始知为恩小农所黜。小农与余旧好也。入围之前，或以奔竞劝者，余自以得失有定，而气节不可不矜，谢而勿往。今果被放，战之罪欤？嘻，命也”！日记道出了当时科举考试秩序破败加剧的真相。该届乡试系恩科，并补行咸丰九年（1859）己未科乡试，中举名额加倍，在如此有利的局面下沦为考试不公的牺牲品，落第的打击力度也就此加大。杨恩寿不由发出“蜗名既无，蝇利亦虚，此一百五十一日之光阴，即谓之虚度”的感慨。

　　闰八月二十八日，杨恩寿再度回郴州。船行途中为兵勇劫持。迫于无奈，只得辗转返回长沙。直到十月初五，他才再次赴郴。抵达郴州后仍回旧馆，并于十月二十四日重新开馆教读。重返郴州后的杨恩寿一直生活在落第的阴影中，不再有往日观剧的嗜好，光景宛然可绘”，而自己孤身一人幕游他乡，只徒增其“客况凄凉”之感。在途经衡州时，他还刻意寻访旧读之地，重温当年归长沙赴童试作“何年重到此，今日且归家”的壮志豪情，至此他已完全沉浸于对该年乡试的期待中，希望“大比之年”能大获成功。故而，他在郴州只呆了三个月，六月十三日匆匆校阅完州学士子的课卷后，就按预定计划回到长沙准备乡试。这次乡试八月初八入场，八月十六出场，考期九天，闰八月六日揭榜。结果杨恩寿名落孙山。

　　他在日记中记录了该届乡试的经历：六月二十日从郴州回到长沙，“二十一日起，迄十月二十三日，凡一百五十一日。忆自甫返家门，即移静室。自六月二十七日始，每日作时文一首，杜门却扫，仅于黄昏时归家定省焉。八月十六日场事既毕，始出应酬。闰秋六日揭晓，名落孙山，废然自失。及见落卷，始知为恩小农所黜。小农与余旧好也。入围之前，或以奔竞劝者，余自以得失有定，而气节不可不矜，谢而勿往。今果被放，战之罪欤？嘻，命也”！日记道出了当时科举考试秩序破败加剧的真相。该届乡试系恩科，并补行咸丰九年（1859）己未科乡试，中举名额加倍，在如此有利的局面下沦为考试不公的牺牲品，落第的打击力度也就此加大。杨恩寿不由发出“蜗名既无，蝇利亦虚，此一百五十一日之光阴，即谓之虚度”的感慨。

　　闰八月二十八日，杨恩寿再度回郴州。船行途中为兵勇劫持。迫于无奈，只得辗转返回长沙。直到十月初五，他才再次赴郴。抵达郴州后仍回旧馆，并于十月二十四日重新开馆教读。重返郴州后的杨恩寿一直生活在落第的阴影中，不再有往日观剧的嗜好，这一段时间的日记中开始出现较有政治色彩的文字，言论涉及湘军与太平军问题。士子的身份以及对平定内乱的愿望，决定杨恩寿对曾国藩及湘军在南方士绅抗衡太平军持赞赏立场，这在他的戏曲剧作中都有直接反映。不过，对平定内乱的期望，并不能决定杨恩寿与湘军有共命运的感情，况且在湖南基本摆脱了战乱威胁的背景下，他更关注自己的科举命运。尽管落第对杨恩寿的打击很大，日记中还出现了“能守书香即奇福，不招人忌是庸才。功名自有前因在，阅历都从末路来”等灰心丧气的诗句，但并未完全摧毁他的意志。这一年杨恩寿没有回家过年，大年三十，他为自己写下新年寄语：“明年定开庆榜，志切观光，桂林一枝，势在必得！”表明他主意已定，调整好心态，重振旗鼓，极力争取来年在科举道路上功成名就。

　　同治二年（1863）秋，杨恩寿再度从郴州回长沙参加选拔来年乡试资格的科试，并于十月初六日“府试长、善二县头场”。然而情况并不乐观，他再次考试失利，来年的乡试他无所作为了。

　　同治三年（1864），过了春节之后不久，杨恩寿即拟再去郴州，因为兵患难以成行，到二月初四才动身。到郴州后仍于旧馆任教席。四月初，因魏氏调任别处，杨恩寿也随即卸任登舟回乡。回到长沙不久，即于六月初开始担任馆中教席。就在杨恩寿忙来忙去的时候，其六兄杨彤寿在春节之前就已选官广西阳朔县令，并于五月底赴任。此时太平天国新亡，但广西依然匪乱频繁，杨彤寿自己忙着下乡清剿盗匪，因此县衙里必须有靠得住的师爷当家才行。于是他急召杨恩寿到任所协理。同治四年（1865）初，应六兄之邀，杨恩寿开始了他的广西师爷生活。“叩别老亲及兄姊，登舟游粤西，省麓兄于阳朔。三兄及大、二、四侄、吾友罗寄云、家云庚走送河干。北风微作，挂帆径行。夜泊昭山，计行六十里。余自幼侍亲秉铎宦游，近年复橐笔依人，蹙蹙靡遑，从未出吾楚境，一人作邻省之游始此。”在同治四年二月二十二日赴阳朔途中，杨恩寿作诗《舟行有感》，诗中有“少年意气与云齐，康了归来气渐低；富贵敢求铺地锦，科名难若上天梯。一官滋味同鸡肋，十载奔驰听马蹄。最怕旁人夸早慧，模糊往事不堪提”的句子，回首早年科举成功下的豪情壮志，杨恩寿对自己屡试不第甚感尴尬。尽管最终他还是以平和心态接受了落第的结局，但从这首诗看来，他对科举的自信已开始丧失。而下届乡试远在三年之后，杨恩寿也就暂时放下科考的压力，在从长沙赴广西的漫长行旅中，他只沉浸于各地的风土人情中。

　　杨恩寿二月十九日启程去广西阳朔投奔杨彤寿，在三月十三日到达阳朔时，恰好杨彤寿被调往北流任知县，刚刚去了省城桂林，杨恩寿只好回舟桂林。兄弟相见后，杨恩寿在桂林呆了九天左右，便启程往北流去，七天后到达梧州，休息六天后复出发，十五天行程才到达北流。在北流，他主要帮助杨彤寿办理刑名、钱粮、税厂等事务，并兼及县学。

　　在北流，作为考官，杨恩寿的日记详细记载了当时科考的流程。比如同治五年（1866）北流县的童子试，从农历正月二十日开始，直至二月初九结束，共进行20天。一个县的考试规模，竟有774人参考，经过8次考试，参考人员依次递减为750人、600人、400人、300人、225人、96人、24人，最后发长榜，以杨巍冠军。而这期间，杨恩寿等一班考官，既要出题，又要监考，还要阅卷，而且一天能阅卷400多本，经常为此通宵达旦，最后连自己也累病了。当然，作为参加考试的童生们就更累了。毫无疑问，杨恩寿自己的科考也是这样过五关斩六将一步步走过来的。

　　在北流，杨恩寿大多时间都处于这样的繁忙中，每日往返于办公处和住所之间，闲暇较少，连他最爱的戏剧也难得看上几场，他在同治四年（1865）的日记里记有“十一月二十四日，晴。批昨日告期呈词十三张。万人福醮事已毕，以其余赀，在廉州募广班来演戏三昼夜，凡三百余金。今夕始开台，演《六国封相》，闻出场者将及百人，其热闹不减梧州。余正拟往观，适办刘子友催米销差禀稿，需之甚急，竟未果往，举动之不自由如此！”“二十五日，晴。剧场甚佳，未往寓目，缘署中公事。”可以看出，当时重金从外面请戏班来北流演戏，热闹的演出场面也颇让“戏痴”杨恩寿动心。然而由于公事缠身，只得放弃看戏，最多只能发发牢骚！

　　在广西，杨恩寿还因为水土不适，患上了严重的肠胃疾病，时常作呕、胀气。身体不佳，工作繁杂，分身无术，他向六哥抱怨不已。虽然在六哥的催促下，其三兄也于同治四年（1865）七月二十三日，从湖南赶到北流襄理，从杨恩寿手中接走税厂诸般事务，减轻了他一些担子，但杨恩寿依然繁忙不已，直至腊月底都不得休息，回长沙过春节的行旅时间也挤不出来，兄弟们只好在北流过年。

　　同治五年（1866）九月底杨恩寿六兄调补宣化，杨恩寿在北流的游幕生活就随之结束。他在该年八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这样记着，“接得省信，有朱君号镜湖者，来就刑席，岁奉惰金六百两。余得替人，归有日矣。粤西久苦于兵，吏治极坏，而幕府中更无高手；各州县亦穷极，不能奉修脯，甚至有以八十金聘一人，综办刑钱书启者。六兄出此重金，为通省所罕见，虽以此辽远乱薮，亦不远千里而来也。”

　　脱身之后，杨恩寿很快登舟还家。九月二十日出发，十一月十二日抵达长沙。杨恩寿回长沙，一为来年丁卯科乡试作准备，二是为谋求可以定居长沙的称心幕职，三是回家结婚。

　　同治六年（1867）春，34岁的杨恩寿娶王先谦族人王氏为妻。早先在落第的背景下，杨恩寿应允一门预定来年迎娶的亲事，但在婚约当年就因对方病故告终。结果此后他一直未婚。不知何故，在他所有著述（包括日记）中很少提到自己的妻子。

　　在长沙的这段时间里，杨恩寿每日交朋会友，宴饮观戏，互相走访。即便是在结婚的那段时间里，杨恩寿依然是沉醉于此，大概因为这些应酬，大多是扩大上层社会关系网的重要途径，这些应酬于他的科举考试和今后仕途影响颇巨。以下录他结婚前后20天的日记，可见，在这非常时刻，其主要活动依然是平时一直进行的会友、喝酒、看戏等方面的应酬。如此生活不久，杨恩寿复应魏式曾知州之聘赴澧州主持修订州志两个月。对这种游幕生活，他当时认为“吾始意原决然不再作依人计，今既一无所遇，潦倒飘零，舍此别无生路，终不免作下车冯妇耳”。事实上，这种说法不无矫情，因当时杨恩寿既然不具备任官资格，他所谋之事就不可能超出作幕客的范围。他当时不能如愿，是不能在长沙谋事而已。扩大上层社会关系网，对于作为长沙的高才士子，并兼有一定家庭背景的杨恩寿而言并非难事，只要他用心经营。这个时期为他进入长沙上层社交界提供帮助的人，如朱宇恬（名昌琳）、朱岳龄兄弟和张自牧都是身份地位特殊的湘籍人士。同治五年（1866）后杨恩寿与朱氏兄弟的密切交往，想必有借助其力量进入长沙上层社交界的意图。

　　同治六年（1867）的丁卯科乡试已渐渐逼近。对此，杨恩寿虽将大量时间用于交友上，备考不足，但最初表现得尚有信心。曾于四月、五月两次“应校经堂课”，作备考的恢复性训练。但七月初“始理旧业”进入全面备考状态后，却不断有“文思甚滞”、“文思颇钝”等缺乏自信的慨叹。直至乡试现场，自我感觉依然不好，落第是情理中的事。

　　杨恩寿五度乡试，五度落第。他不得不重新规划个人的前程了。最初他曾有捐纳入仕的想法：“余拟于明年，俟捐妥部曹后，即入都供职。”同治七年（1868）春，王先谦赴京，催杨恩寿尽早“入都”，可杨恩寿突然取消了原有打算。虽然关于下届乡试，他的态度还没明朗，但他似乎更坚定了在长沙谋求理想幕职的决心。当时澧州知州魏式曾力邀杨恩寿赴澧州幕，“主讲澧阳书院”，并辅导其二子仲仪、叔云专事科举。杨恩寿力拒魏式曾的邀请，以居家辅导三侄考课为由推脱，静待机遇。当然最后还是在同治六年十月二十一日由长沙到澧州，修撰志书。

　　到达澧州后，杨恩寿不住志局，而居署中，专心修撰，由志局送伙食。十一月底志稿已经粗略完成，于是决定在十二月初回长沙，来年再完成扫尾工作。

　　同治七年（1868），农历五月二十五日，“正午，室人产生一子，大小平安。行年三十五矣，学为人父”。初为人父的杨恩寿自然高兴不已，祖父杨白元为孙子命名瀚先，字蓉波，号少麓，又号绍陆，希望这一杨家后代书香不断、功成名就。

　　杨恩寿终日与朋友互相拜访，宴饮，观戏。直到十一月底，湖南志局改设府学之尊经阁，邀请他参与编纂《湖南通志》。志局以郭嵩焘、曾国荃为总纂，张自牧、黄彭年列名提调，其中张自牧掌管资金而地位尤为重要，湖南士绅谋职志局趋之若鹜。杨恩寿在首批“派司襄纂”之列，并有“承修人物列传，乃大文章”的殊荣。其间各种人事关系的助力自在不言中。入志局后，杨恩寿频频出入有郭嵩焘、曾国荃、李元度等显宦出席的上层绅士聚会，他在政、学两界的社交圈进一步扩大，结识了包括“久负诗名，心折已久”的文坛名宿吴敏树等人。这一些上层社交关系，为其今后考试以及其他方面的成功创造了条件。

　　同治八年（1869）春，杨恩寿终于如愿以偿进入新任署长沙府知府杜瑞联幕“习书记”。其中“裴樾岑观察为之先容”的作用功不可没。他在同治八年二月十二日的日记记载着：“杜鹤田太守，名瑞联，山西壬子翰林，戊午典试湖南，前年出守宝庆，现调署长沙，今午来拜，得见，订余习书记。”进入长沙知府幕，杨恩寿与地方政府主持科举考试的中枢机关的联系就更为直接了，就人事关系而言，恩寿在同治九年（1870）乡试中的成功已有水到渠成之势。

　　同治九年（1870），杨恩寿仍旧在学署任教习，但常常入署办事，他于七月十二日辞去了志局差事，仅担任捐局职务。因为捐务较忙，不能兼办。八月，迎来杨恩寿第六次乡试。八月初八进考场，八月十六日黎明出考场。

　　同治九年（1870）庚午科乡试，杨恩寿以第二十一名中得举人。

　　这样的结局在考前对于杨恩寿本人而言，已没有太大的悬念。不过由于当年杨恩寿母亲去世，他为“守制”而放弃了第二年赴京会试的机会。

　　同治十三年（1874）春，杨恩寿首度赴京会试。赴京之前，他在应酬之余利用夜晚时间匆忙赶出了他的戏曲剧本《双清影》。杨恩寿于正月十四日离开长沙，坐船经过二十几天的行程，到达北京。这一次北京行，他感受到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和自然景观，首次接触到了洋人，然而考试却不尽如人意。在其《燕游日记》二月二十一日记载：“复试案发，余列二等。”会试虽失败，但却获得候补官员的身份。离开北京后，杨恩寿到湖北候补，不久在武昌遇到云贵总督刘岳昭，随即与刘岳昭一起回湖南。据杨恩寿《桃花源传奇·自序》，“光绪新元，云贵制府刘公述职南归，调余往滇，襄筹善后”。他此时接受了刘岳昭的邀请，于光绪元年（1875）随刘岳昭前往云南。行至湖南武陵，因刘岳昭病，他们在这里滞留了三个月。然后行至贵州镇远后，杨恩寿又因刘岳昭被罢官折返武陵。在这一年不断的奔波中，杨恩寿写出了戏曲剧本《桃花源》、《麻滩驿》和《再来人》。

　　去不成云南，杨恩寿于是重回湖北，随后他曾做过一段时间的湖北盐运使，后升湖北候补知府，以候补知府充湖北护贡使，但官缺一直过紧，他只得一直等待机会。然而，光绪三年（1877）杨恩寿的六兄杨彤寿因积劳成疾客死广西太平府任上，光绪四年（1878）其父杨白元病逝于长沙家中。这两年，杨恩寿过着相当苦闷的日子。从王闿运给他的《致杨道台》（杨道台即此时的杨恩寿）笺启来看，杨恩寿在湖北过得不是一般的郁闷，“湖北候补如麻，李小兄已下逐客之令，岂可再往乎？郭松已枯，王鼎方盛，天下事诚不可料。”王闿运直指杨恩寿的窘境，并称“滇事得贤者调和，必有协恭之美”，劝他审时度势放弃候补，进滇入幕。

　　光绪五年（1879），杨恩寿见暂难候补，便应云南巡抚杜瑞联之聘，第二次入幕云南。杜瑞联于同治九年（1870）任长沙知府，曾聘尚未中举的杨恩寿为“习书记”。后来杜瑞联升任四川按察使，云南布政使、巡抚。杨恩寿此次云南入幕的职责一是“在云南督署司章奏”，二是为杜瑞联所藏书画作题跋。云南的局势因当地不断起义以及与法国时有纠纷而显得动荡不安，加上在云南幕府中，杨恩寿一直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因此这段时间，他的日子依然过得郁闷。

　　光绪七年（1881），杨恩寿回到湖南，开始定居长沙。至此，杨恩寿放弃科举，在长沙以做幕僚和著述度过余生。

　　杨恩寿流传于世的著述有《坦园全集》、《双清影》、《鸳鸯带》和《坦园日记》等。其中《坦园全集》收录有《时序韵语》一卷、《眼福编》三十六卷、《坦园四书对联》一卷、《灯舍嬉春集》二卷、《兰芷零香录》三卷、《坦园文录》十四卷、《诗录》二十卷、《词录》七卷、《坦园词余》一卷、《赋录》一卷、《偶录》三卷、《雉舟酬唱集》一卷、《词余丛话》三卷、《续词余丛话》三卷以及《坦园传奇六种》等。

　　清光绪十七年（1891），杨恩寿去世，年仅58岁。

　　杨恩寿之墓位于长沙市雨花区石马铺后山上，占地面积10平方米。该墓为花岗岩结构，分别由墓冢、墓围、墓碑、前坪等部分组成。主碑竖书“诗人杨坦园墓”，左右次碑分别刊刻了子孙题写的墓志铭记及其遗诗一首：“祭扫攸宜子若孙，自营生塘近南门。大书深刻题碑字，但署诗人杨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