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再赴东洋入春柳
欧阳予倩到日本后,选择了日本东京的成城中学就读,为的是要在日后成为一名力挽狂澜的现代军人。
成城中学原为日本自由派学者泽柳政太郎所创立。泽柳政太郎曾任日本文部省普通学务局局长。在军国主义日渐盛行的情况下,自由派思想没有立足的空间,他于是辞去学务局局长,创办了心目中理想的自由派学校——成城中学。但事与愿违,成城中学临近陆军省,学生大多为军人子弟,学校发展的方向非但不是自由主义的,反倒偏向了军国主义。泽柳政太郎愤然离开成城中学,选了东京郊区一个叫砧村的地方再创成城学园。这样,成城中学逐渐演变成了一所军事预备学校。1903年竟改称振武学校。
清末厉行新政后,为了实现军事近代化,决定编练新军,但又缺乏合格的现代军官。为了培养新式的军事人才,清廷停止了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乡会试,令各省设立武备学堂。同时,遣员出国学习军事。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与刘坤一联合选派30名官费赴日留学生,首先进入的就是这所成城中学。入成城中学的中国留学生,学习一年至一年半后毕业,再到陆军联队实习半年至一年,取得下等兵至下士的资格;再以下士资格录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从1900年至1910年,进入士官学校毕业的中国留学生有9期,共647人。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护国大将军蔡锷,民国元勋黄兴、孙武、吴祖荫,民国初年的陆军大将吴禄贞,上将张绍曾、陆锦、王廷桢、吴绍璘,中将萧星垣、贾宾卿、万廷献、刘邦骥、唐在礼,少将高曾介、陶澄孝、华振基,等等,都是成城中学的毕业生。这些毕业生中,有不少的湖南人。
欧阳予倩如愿以偿进了成城中学后,由于眼睛深度近视,终究人不了陆军士官学校。希望成为泡影之后,转而想学军医,成为一名“准军人”,但最终也没有达到目的。
1905年11月2日,在清政府要求下,日本文部省颁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这个《规则》对留日中国学生的活动大加限制。广大中国留学生认为它“剥我自由,侵我主权”,开始酝酿一场反《取缔规则》的运动。从12月4日(农历十一月初八)起,就读于日本各校的八千余名中国留学生相继集体罢课。湖南留学生陈天华用了一天的时间,写下三千言的《绝命书》,希望留学生们牢记“坚忍奉公,力学爱国”八字,卧薪尝胆,刻苦求学,振兴中华民族。12月8日早晨,陈天华坦然离开寓所,将《绝命书》寄给留学生总会,然后从容地在东京大森湾投海。陈天华的蹈海,大大激励了留日中国学生的反《取缔规则》斗争。数千名留学生集体回国,惊动了国际舆论和日本朝野,使日本政府对《取缔规则》作了新的解释,承认了留日中国学生提出的一系列正义的要求。1906年5月23日,陈天华的灵柩运抵长沙。29日,长沙各界一万余人为他举行了公葬。就在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浪潮中,欧阳予倩随同罢课的留学生们一同回到祖国,回到了浏阳,时年18岁。
恰在这时,祖父欧阳中鹄授广西平乐知府,即将赴任,全家人都将随同往任所。祖父希望自己的孙子能够在自己赴任之前办妥婚事,女方就是祖父早在1900年欧阳予倩12岁时为他订下的刘韵秋。她是一位世家女子。祖父认为,当留学生罢课事件平息之后,欧阳予倩还是要回到日本去完成学业的,不趁这当口给他办完喜事,又不知要拖到何年何月。因此,要求欧阳予倩必须在近期完婚。
欧阳予倩不想这么早就成家,借口叔祖父逝世不久,不应该在热丧期就操办喜事。但祖父不答应,说这次是让他入赘岳丈家,无碍。欧阳予倩拗不过祖父和母亲,只得发出威胁:人可以结婚,但心永远结不了婚,三天过后,他就跑!岳丈非常着急,岳母却说:不要担心,他跑不了。果然三天之后,风平浪静。三个月过去了,欧阳予倩还沉浸在新婚燕尔之中。对此,欧阳予倩解释说:“我的妻子是很聪明能干的人,当我娶她的时候,她的诗文、绘画都比我高明,且极识大体而又好学。我和她性情有说不出的相投:虽然是旧式婚姻,爱情之深厚,并不输于自由恋爱,且有过之:我打主意和她一同出洋,费尽周折,家里不肯。但是我始终不能不走。万般无奈,我还是一个人走到日本去了……”
1906年冬,欧阳予倩遵祖父之命报考商科学校。到日本之后,他顺利地考入了日本明治大学商学部。1907年(农历丁未年)春节,欧阳予倩听说在骏河台附近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礼堂有一场游艺会,于是邀了几个同学一同去玩耍。游艺会既是春节的联欢,又是“青年会”为国内徐淮水灾举行的一次赈灾募捐活动。留学生们演出各自的拿手好戏,最后一台竟是由中国留学生演出的、颇负盛名的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名剧《茶花女》,这让欧阳予倩有些喜出望外:“这一回的演出,可说是中国人演话剧的最初的一次。我当时所受的刺激最深。我在北京时(1902)曾读过《茶花女》的译本,这戏虽然只演第三幕一幕,——亚猛的父亲去访茶花女,她忍痛离开亚猛——全部情节我都明白。当时我很惊奇,戏剧原来有这样一个办法!可是我心里想,倘若要我去演那女角,必然不会输给那位李先生。我又想他们都是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学生,他们演戏受人家的欢迎,我又何尝不能演?于是我很想接近那班演戏的人。我向人打听,才知道他们有个社,名叫春柳。”
于是,他开始设法接近春柳社的留学生。
看过戏没几天,欧阳予倩遇见了在上海相识的朋友、常州人吴我尊,又通过吴我尊结识了湖北人谢抗白。他们都认识春柳社的人,但始终没有机会为他引见。不久,一位四川的留学生介绍欧阳予倩认识了在《茶花女》中扮演亚猛父亲的曾孝谷,这才实现了他的夙愿。
曾孝谷(1873-1937)是四川成都人,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的学生,是春柳社的发起人之一。到日本后,他结识了日本的新剧名演员藤泽浅二郎,成为舞台艺术的爱好者。在排演《茶花女》时,曾孝谷请藤泽浅二郎到排练场上来作指导。日本的现代戏剧刚刚发端,就通过藤泽浅二郎和曾孝谷传递给了中国。欧阳予倩一见到曾孝谷,就说:我想加入春柳社。曾孝谷问他会不会唱戏?他答说,在上海时学过几段京剧唱段。原来他在上海结识吴我尊、谢抗白时,一起闹酒猜拳,会唱京剧青衣的吴我尊见他的嗓子悦耳动听,就极力怂恿他学唱青衣。谢抗白也是一位京剧票友,就主动教欧阳予倩学唱了一段三眼一板的“二黄”。既然会唱,对京剧也算是行家的曾孝谷就请他唱上几句。欧阳予倩只得硬着头皮唱了起来。刚一开口,曾孝谷就笑得前仰后合。欧阳予倩知道自己班门弄斧了!
幸好新剧不讲究唱功,不会唱京戏的欧阳予倩,和会唱京戏的吴我尊、谢抗白,都被批准加入了春柳社。
与曾孝谷同为春柳社发起人的,还有一位“大腕”,那就是《茶花女》中扮演女主角的先生,他叫李叔同(1880-1941),又名李息霜、李岸、李良,到后来更有一个令人仰慕的名字:“弘一法师”。祖籍浙江平湖,出生于天津,父亲李世珍,官任吏部主事,又是天津最大盐商,还兼营银号。李叔同为三姨太所生,7岁就有日诵诗文五百行而不忘的本领。少年时在诗词歌赋、金石书画上即有声名。他与曾孝谷同时考入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是学校颇有名气的高材生。
李叔同答应与新近入社的欧阳予倩见一面,时间约为第二天早上8点钟,地点在上野不忍池畔李叔同的住所。由于学校离李叔同住所甚远,欧阳予倩虽很早起了床,但由于交通拥堵,到李叔同住所时,已是8点过5分。李叔同嫌他迟到,没有开门却开了窗户。欧阳予倩忙将名片递了过去,李叔同接过名片,知道来人就是欧阳予倩,于是对他说:“我和你约的是8点钟,可是你已经过了5分钟。我现在没有工夫了,我们改天再约吧。”向欧阳予倩点点头后,关上了窗户。欧阳予倩无奈,只得打道回府。后来,欧阳予倩回忆起这桩往事,说道:“像息霜这种人,性情虽然孤僻些,他律己很严,责备人也严,我倒和他交得来。”正因为都合得来,春柳社才成为了当时轰动一时的中国留学生演剧团体。
欧阳予倩加入春柳社不久,1907年3月,曾孝谷读到了林琴南根据美国女作家斯托夫人所著《汤姆叔叔的小屋》而翻译的小说《黑奴吁天录》,激动不已,觉得这部小说正好警醒国人民族独立之魂,便与李叔同等人商量改编成剧本,将它作为春柳剧社演出的剧目。1907年7月10日,春柳剧社终于将自编自演的五幕新剧《黑奴吁天录》搬上了日本东京本乡座舞台。保存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戏剧博物馆里《黑奴吁天录》的说明书,真实地记录了这一历史事件:“演艺之事,关系于文明至巨。故本社创办伊始,特设专部,研究新旧戏曲,冀为吾国艺界改良之先导。春间曾于青年会扮演助善,颇辱同人喝彩。嗣复承海内外士夫交相赞助,本社值此事机,不敢放弃。兹定于六月初一初二日,借本乡座举行丁未演艺大会,准于每日午后一时开演《黑奴吁天录》五幕。所有内容之概论及各幕扮装人名,特列左方。大雅君子,幸垂教焉。”随后就是每一幕的剧情说明,以及每幕的出场演员表。
角色的分配都是量才录用。全剧的角色多达数十人,因此,大多数演员都担当了两个或三个角色。美术学校的一些印度学生、日本学生和朝鲜学生,也被曾孝谷、李叔同他们邀请来,客串了第二幕戏中的一些外国宾客。
布景和服装设计由曾孝谷和李叔同担当。他们都是美术学校的学生,既懂美术,又是学生,因此设计出来的舞台美术,既比较专业,又比较节省。
演员们都是学生,排演只能安排在课余时间,因此,排练时并不是全体演员都按时参加,而是事先做好安排,主角排戏的时间多一些,配角就相对少了许多。
在排练场,大家能者为师、群策群力,没有专门的导演。当然,与曾孝谷相识的日本新派剧演员藤泽浅二郎先生,常常会亲临排练场指导。这样,的确给戏剧增色不少。《黑奴吁天录》断断续续排练了两个多月,整个戏才开始合成。
演出的地点选定在日本东京本乡座剧场。本乡座剧场的租金本来很高,由于藤泽浅二郎先生的介绍和具体交涉,一切费用500元全部包干。
这个戏分为五幕,每幕之间没有中国戏曲常有的幕前戏。整个戏全部有固定的台词,这在中国戏曲中被称为有“铁本”的剧目。但与戏曲不同,它只有对话,没有独自和旁白,也没有角色咿咿呀呀的唱腔,更没有圆场趟马等传统的戏曲程式。这些,都让在日本的中国观众耳目一新。
当然,新戏也有一些艺术上的调剂:在第二幕“工厂纪念会”中,有一场与剧情关联不大的聚会,会上黑人女孩跳舞时,伴奏的音乐居然响起了中国的曲调;抗白扮演的宾客在美国的故事中唱起了一段京剧,——这些不经意的创造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在异国他乡听到了久别的乡音,让留学生们兴奋不已。“那种亲切之感,深深地激动了侨居国外的人,怪不得全场观众狂热地欢呼。”
欧阳予倩对自己的角色印象深刻:“我们一共同舞的四个人一般儿高,不相上下的年纪,穿的是一色的浅绯衣裙,头上披着长头发,舞得也颇为整齐。……这是新戏的第二次表演,是我头一次的登台。欢喜、高兴,自不用说,尤其是化好妆、穿好了衣服,上过一场下来,屋子里正开着饭,我们几个舞伴捱得紧紧的,一同吃饭。大家相视而笑的那种情景,实在是毕生不能忘的。”
这次演出吸引了很多观众,受到日本演剧界的好评。不但深深地打动了客居海外的游子,也给中国戏剧带来了一场新的革命,它为中国的戏剧创造了一种适应时代的新范型:以现实的生活情感来取舍戏剧的题材,以快节奏来表达戏剧的内容,以对话来直抒角色乃至观众的胸襟。后来人们称之为“话剧”。同时这场演出改变了欧阳予倩的人生——欧阳予倩从明治大学商学部转入到早稻田大学文科学部,从习武、学医、从商的茫茫梦境中走了出来,开始了自己的戏剧人生。
欧阳予倩演剧的消息传到了家乡浏阳,有好事者嘲讽道:“欧阳家从此完了。”夫人刘韵秋迫于压力,也写信劝丈夫回家。欧阳予倩回信道:已经晚了,如今已醉心戏剧,挨一百个炸弹也不能回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