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赴日留学恋戏剧

　1916年，田汉在长沙师范学校毕业，经舅舅的安排赴日留学，他“充满了小孩子的欢喜，充满了宗悫式的‘乘长风破万里浪’的雄心，充满了诗人的想象”，离开祖国，就学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当时，正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文化上也急起直追欧洲的时代。西方文化大量向这个东方岛国涌来，特别是欧洲近代戏剧艺术，在日本剧坛更是掀起了一股近于狂热的话剧运动的浪潮。田汉东渡，适逢日本著名文学家岛村抱月和女演员松井须磨子主持艺术运动的盛期，他们的演出给他留下了极其悠久的印象。而次第发生于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国内的“五四”爱国运动，和随之奔腾而来的新文化运动的洪波，也强烈地激起他对于文学、艺术的爱好与追求。舅舅易象本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社会活动家。赴日之初，在舅舅的启迪下田汉也确曾热衷于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在东京参加过由各国革命者和学生组织的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可思母俱乐部”（Cosmo club）活动。1917年3月（俄历2月），俄国爆发二月革命，田汉搜集大量资料认真撰写了《俄国今次之革命与贫富问题》一文，发表于同年9月的《神州学丛》，剖析二月革命的原因并借以警示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现状，得到李大钊的赏识与鼓励。他还一度对世界海军战史、战术发生兴趣。但有着诗人气质、浪漫天性的他，以及大量世界文学名著、舞台名剧、电影名片对他的诱惑与吸引，终于使他日渐偏离舅舅的意愿，决心走一条“自己找出的道路”，迷上了文学与戏剧。他发愤读书，埋头写作，经常出入剧场、影院，几乎是贪婪地吮吸一切他所能找到的有关文学、艺术、哲学、宗教乃至社会、政治方面的知识，吞食着人类“知识之树”上的一切“智识之果”。既崇拜惠特曼、歌德和托尔斯泰，也醉心于王尔德、爱伦坡和波陀雷尔；既热衷于对革命民主主义启蒙思想的研究，也对尼采、柏格森的唯心主义哲学感兴趣；既探讨俄罗斯文学思潮中的现实主义传统，也钟情于迷恋过风行近代欧洲文坛的新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不拘一家的广容博纳，丰富了他的知识，开阔了他的眼界，活跃了他的思想，奠定了他日后艺术创作的雄厚基础，和终其一生所保持的宽容、开放、豁达的文化心态。当然，也因此在青年田汉的世界观和艺术观中留下了各种不同思想意识、精神色调的折光，其思想一时间也难免被这五颜六色、斑驳纷繁的各种文艺思潮，特别是社会政治思潮的光照所晕眩而不能自持，呈现出“多元”的色彩。

　　但这是不能苛责于一个阅世未久的青年学生的。在艺术史上，当天才尚未把握到正确的生活道路、社会理想和创作目标之前，横梗于放任不羁是常有的，何况尽情地多方面撷取，也不是坏事。关键的是田汉在复杂、严酷的社会生活面前既不是一个旁观者更不是一个迷乱者：“我毕竟是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有良心的中国孩子，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下，祖国人民深重的苦难和民族危机前面，我不可能不有所觉醒，有所振奋。”另外，作为承受“五四”运动洗礼的一代，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精神，以及在“旧神已死，新神未生的时代”，“欲向光明的方向飞去”的精神，始终主导着田汉的意识和意志。1919年6月，田汉在东京参加了由李大钊、王光祈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这是当时国内影响最大、会员最多、思想也最为活跃的一个学术团体，其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一些后来成为著名共产党人的张闻天、恽代英、黄日葵等都是这个团体的骨干。同年7月，田汉回国度假，在上海、南京看望了时任《上海时报》主笔的舅舅易象，也访晤了许多昔日的好友、现在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还因为参与编辑该会机关刊物《少年中国》（月刊）与宗白华、黄日葵结交。一群立志为创造“少年中国”奉献青春的热血青年，一起纵论对各种主义的认识，畅谈社会与文艺的变革，心神相应，相聚甚欢。但是在回到长沙与家人团聚时，却得知不少同学和亲戚（如他的七叔、七婶和姨妈）因为天灾人祸或不幸病故，或被兵匪所杀，或因不幸的婚姻抑郁致死，平添许多伤感，加深了他对社会黑暗和封建礼教的认识。尤其是听说他与青梅竹马的表妹易漱瑜（易象之女）的婚约，仍然遭到舅母的嫌弃拟另许一陈姓大乡绅做儿媳的消息，更感焦急和郁闷。被迫无奈，也决定像戏文里常写的那样，与恋人双双出逃，瞒过了外祖母和舅妈，秘密到达上海。好在婚约始终得到舅舅易象的支持，不仅认可了他们的出逃，并同意出资让女儿与田汉同赴日本读书，使他大喜过望。加上易漱瑜也热爱文学，有志于做一个女诗人，更坚定了田汉与文艺结缘，以期与恋人比翼齐飞，实现艺术与爱情完美结合的美梦。他兴奋地向朋友们表达了“此后专治文学，在月刊上做东西”的意愿，并陆续在《少年中国》上发表其新诗和文艺理论、翻译作品。如《平民艺术家惠特曼百年祭》、《诗人与劳动问题》、《新浪漫主义及其他》等长篇论文，迅即知名于国内。1920年春，经宗白华介绍，田汉结识了同时留学日本（福冈）的郭沫若，二人互相倾慕，一见如故。郭沫若以“自由豪放”称道田汉的新诗，认为“他才配做我国新文化中的真诗人”。田汉则以“中国的歌德”属望于郭沫若。他们互通书信，互访晤谈，品评中外诗歌戏剧，讨论古今爱情、婚姻问题，结伴游园赏花，携手登山饮酒并即兴赋诗，还模仿歌德与席勒握手并立之合塑铜像状合影留念以暗自期许。就在这一时期，田汉在给郭沫若的一封信中，明确表示了自己“除热心做文艺批评家外，第一热心做Dramatist（戏剧家）”的志向，并自署为“中国未来的易卜生”。不久，汇集他们与宗白华三人间的来往信函，题名为《三叶集》的书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成为在当时青年读者中广为传阅的畅销书。又与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等筹组“创造社”，成为“五四”时期中国文坛新星中最为活跃的一群。

　1920年秋冬，是田汉自称为“努力创作”和“果我真正使命的时代”，他以一股难以抑制的“知识欲、创作热”，开始向戏剧之路突进。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内，先后创作了话剧剧本《环珴璘与蔷薇》、《灵光》、《咖啡店之一夜》等多种。并与中国留日学生中热衷此道的同伴，排练了其中的一些剧本，在东京驹形剧场、有乐座和中国青年会等处演出，得到中外观众的喝彩。有的戏从导演、布景、灯光以至开幕落幕都由他亲自张罗，使他学到了许多舞台实践方面的知识。与此同时，他还翻译了多部外国戏剧名作，其中有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汉姆莱特》，成为最早向中国读者介绍莎翁剧作的译者之一。

　　田汉完全沉浸在一个戏剧艺术探索者的创作冲动和欣喜之中了。毫无疑问，在这些学步期的作品中，都明显地反映了田汉早期文艺思想特别是社会政治思想上所存在的朦胧、天真和矛盾。也许是因为正当青春年少时，既痴情于浪漫的艺术也向往着爱情的浪漫，自己又经历了与恋人出逃而终于如愿以偿的波澜；同时也有感于身边诸多亲友婚姻和爱情经历的悲喜，田汉最初的几部剧作大都以描写艺术和爱情的故事为题材。在表现手法上则努力以他所十分赞赏的易卜生作剧如作诗的态度，去尝试他极力推崇的“从眼睛看得到的物的世界，去窥破眼睛看不到的灵的世界；由感觉所能接触的世界，去探知超感觉的世界”的新浪漫主义。不拘泥于对具体社会问题的描绘，而着力于对“永远的人性”、“永劫的美境”、诗化的现实与人生价值、道路、哲学的追求，由此表达出他关注现实、改造社会的愿望。如四幕剧《环珴璘与蔷薇》（又名《歌女与琴师》），田汉自述其为“一篇鼓吹民主艺术的新浪漫主义戏曲”，是他“想做戏剧家的处女作”。剧中写一个唱大鼓书的女艺人和她的琴师恋爱的故事。作者一面跟踪易卜生的足迹，通过主人公吟叹其苦难身世和遭遇，致力于“把人生的黑暗面暴露出来，排斥世间的一切虚伪”；一面也追寻着王尔德式的唯美主义境界，“使生活艺术化，把人生美化，使人家忘掉现实生活的痛苦，而入于一种陶醉法怡悦浑然一致之境”。因此，他把罪恶的现实置于幕后作为背景，舞台上出现的人物则“没有一个没有情的，其实社会上并不如此。所以成其为新浪漫主义”。剧中先是写女艺人柳翠为了帮助她的恋人琴师秦信芳实现“少年中国”开国音乐家的理想，决心牺牲爱情去做姨太太，以换取秦信芳出国留学所需的经费；接着又写了一个崇尚艺术与爱情的富翁李简斋，因感于秦柳二人“相爱之笃，相知之深”以及柳翠姑娘的“牺牲精神”而大发善心，假称要娶柳翠做姨太太，实际则发动全家捐出钱财首饰，资助二人留学法国，终于成全了艺术与爱情的美梦。这个戏涉及了贫富对立的社会问题，表现了田汉“一诚可以救万恶”，改造社会的良好愿望。但是把解决社会矛盾的出路寄托在富人慈悲为怀的感悟、施舍之上，其社会思想显然是很幼稚的；全剧对所谓新浪漫主义的演绎也显得肤浅。

　　人生的苦难和痛楚真是可以这样超脱和忘怀的吗？社会的万恶果然是一诚可以救之吗？现实本身很快就对此作出了回答。就在田汉虔诚地种植着他艺术的解忧草时，天外飞来的一场横祸，一下子将他从“永劫的美境”推倒在“永劫的悲哀”里。1921年的春寒时节，他最为敬重的舅父易象，在湖南老家被封建军阀赵恒惕杀害。这件事对田汉和易漱瑜的打击极为沉重，不仅直接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产生他对社会认知的“真觉悟”和“真学问”，甚至改变着他的性格和创作风格，进一步加强了他与西方现代派艺术理论思潮（感伤、唯美）的共鸣。所谓“我自离忧以来，也喜寻西洋忧愁之诗来读。……（过去）我所最不欢喜翻拣的字，如‘死’、‘忧’、‘悲哀’、‘眼泪’等字，现在都成了‘爱用的题目’”。因此当他继续执笔创作《咖啡店之一夜》的时候，主题、情调都有了显著的变化。该剧写一个出身于穷秀才之家的咖啡店侍女，被恋人遗弃的爱情悲剧。主旨则是表现“艺术家的悲哀，人生的行路难”。本剧明显地与人人善心不泯的《环珴璘与蔷薇》不同，满台都是痛苦、伤感、寂寞乃至颓废的灵魂。有的因人生失意而沉醉于醇酒妇人；有的因婚姻不幸而身陷愁城，在“永远的烦闷”中挣扎。主人公白秋英也因为父母双亡、家道中落，多受人世间的冷落与侮辱，而怀着栖身于“一个荒凉的沙漠”的人生感慨，在苦等着约定要来接她走出沙漠的恋人。谁知当恋人李乾卿少爷出现在咖啡店时，却早已经得知她家贫如洗与自己门户不当，而另与富家小姐订亲。不仅责怪她当侍女丢了自己脸面，还提出以一千二百块钱断绝两人关系，并赎回过去给白的情书和照片。负心者的卑劣无耻如晴天霹雳，不仅将白秋英劈落在绝望的深渊，更把她震醒，也使所有饮客为之愤慨。梦醒的白秋英当即扯碎所有的钱与信件、照片付之一炬与李决裂，并决心和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顾客朋友结成为“沙漠里的旅行者”，“深刻地生活下去”。而负心者李乾卿在众怒之下，也告饶式地喊出了“我是一个弱者，我的心灵被旧社会的黑暗遮得一点儿光明也没有了”这样乞求同情的声音。可见田汉剧中要写的已不再是哪一个人的不幸，而是一场全社会的悲剧；所抨击的也不只是一个卑劣无耻的负心人，而分明是一个卑鄙无耻的社会。剧中被强烈表现出来的感伤、寂寞、颓废情绪既不是无病呻吟，也不是自暴自弃，而是在人生苦旅中对社会黑暗、压迫的鄙夷、愤懑与叛逆。正如剧中的饮客们自白：“与其说颓废，不如说生活欲望沸腾起来了”；“生活欲不旺盛，烦闷也不能深刻”。白秋英经过悲哀的洗礼，心里也“已不愁什么寂寞，不怕什么危险了”。所以田汉自述，这个戏是“以咖啡情调为背景，写由颓废向奋斗之曙光”。在这里，田汉唱出的是沉重的愤世、抗世的调子，是受害者不甘屈辱的抗争。是他社会思想的深化和进步，也是他尝试新浪漫主义“触人性之真”，形成他诗化的、抒情写意的，以感伤、哀婉的笔调写不平的心境、写不屈的自我的田汉戏剧风格的开始。因此，他逐渐对原来自述的处女作感到了不满，认为它“实在是不太成熟”，是“缺乏现实性的失败的作品”。而决定用《咖啡店之一夜》来纪念他戏剧创作的发轫，认为“它事实上是比较能介绍我自己的出世作”。这当然是有道理的，尽管这时他对于如何走出“荒凉的沙漠”，怎样“深刻地生活下去”，“人生的渊底”与“奋斗”之路何在，还并不清楚；在此后的创作中，小资产阶级青年的感伤情绪仍然时有流露；但国恨家仇，丑恶的现实终于越来越强化他的反抗意识，和关注社会、人生的使命感，即同时代青年“所共有的对于腐败现状底渐趋明确的反抗”。“这些作品（按指1920年间的早期剧作——笔者），尽管它们中间有的还不曾牢固地把握着真理，然而作者确实在严肃地追求着它，憧憬着它，也相信它将渐次接近真理”执著于对这个“使命”与“真理”的追求，田汉的浪漫主义才与一切没落、消极、厌世的感伤主义、颓废主义有了明显的分界。

　　由于易象被害，田汉与易漱瑜留学日本的主要经济来源被断绝了，为节约开支和相互慰藉，1921年初他们决定同居结婚。一年之后，实在难以继续坚持下去，更无法实现田汉原拟去欧洲游学的打算，遂于1922年秋结束了留日六年的求学生涯，回到在苦难中沉吟挣扎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