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对于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戏班来说，有着非凡的吸引力。然而，能否进入城市空间进行演出，能够在城市空间中生存和发展下去，却不是戏班可以单方面决定的。国家政策与市场需求共同塑造了戏班在城市空间中的命运。本章通过对杨氏戏班的细致的个案研究，揭示戏班面对空间的转换如何入场、营场、退场，解密杨氏戏班在城市空间的嵌入历程、嵌入策略。

　　3.1空间的转换：国营戏团解体

　　所谓国营剧团指政府文化部门管理，政府给一定的资助，每年拨款几万或者几十万进行演出的剧团。国营剧团大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专业剧团的职业就是演出，当然演员也可以自己去谋第三产业、第三职业像跑舞团、街头演出、开商店等。属于花鼓戏的职业一般有演员、导演、编剧、舞台美术等。

　　改革开放以后，湖南全省的戏剧艺术表演团体出现新的繁荣，1983年各级文化部门主管的专业表演团体达137个，8470人，接近历史最高水平。1985年，鉴于戏剧艺术事业布局不够合理，人浮于事，机构臃肿以及领导机制和经营管理不适应艺术生产的需要等原因，在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下，湖南省文化厅对全省艺术表演团体体制实行改革试验，经过几年工作，到1989年底，全省只保留戏剧艺术表演团体91个，全部职工4489人。

　　关于这段历史，前益阳市文化局文艺科科长刘星亮陈述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来自1985年文化部一个关于剧团自生自灭的文件，剧团可留可撤销。关于地区层面，文件中有一句“地区一级不是一级财政（省级、县级才是），地区属于省、县的中间环节所以一般不设剧团。当然很多地方没有撤，但是“益阳地区”（益阳市原叫“益阳地区”，下管四县赫山县、安化县、桃江县、沅江县）为什么又撤了呢？这是自身的原因。改革开放后，外来文化冲击，电视等娱乐设施普及，同时大家开始喜爱流行歌曲而对以前喜爱的民歌失去兴趣，年轻人爱这些，所以青年观众大量流失。年青人一般不爱看花鼓戏留下老年观众。年青人跳舞上舞厅，要看戏可以留在家里看电视，不要花钱买票去剧院受罪……观众一少剧团生存就有问题了。”

　　这样一来，益阳市原本7个国营剧团益阳撤销5个，留下益阳市和益阳县属花鼓戏剧团即现在的资阳区和赫山区花鼓戏剧团。1985年解散时剧团人员全部由政府安排分配再就业。文化部门自身吸纳了一些如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另外还有介绍到工厂、物资局、农贸公司、教育局等部门工作。

　　转眼时间过去了24年，杨氏戏班的杨老板对这段历史已渐渐淡忘。他说自己和现在戏班的部分成员是原益阳市文工团的演员，十几岁的时候通过社会招聘考试考进了文工团，但八几年的时候单位解体他也就只能下岗了。笔者追问到底是八几年，杨老板的回答依然是八几年，始终说不出具体的年份。他只是说自己当时进入文工团没多久，因此还没有编制，更别提职称了，所以当时并没有被安排再次就业，而是直接领了几个月的工资下岗了。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空间是一个关系的体系，社会空间可以比拟为区域在其中划分的地理空间，但空间的建构由位居此空间的行为者、群体或制度所决定，越接近的人同质性越多，即空间的距离与社会的距离相符。行动者是如何被划分进不同的社会空间的呢？这取决于两个资本原则：其一，根据他们拥有的资本的总量；其二，人们所拥有的资本结构，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的相对比重。

　　从国营剧团的演员到下岗职工，对于杨老板及一起与之下岗的演员而言，他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的总量无疑大大降低了。他们的身份由国家正式职工变成了城市下岗工人，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城市中的国家正式职工不但是一种能够带来稳定经济收入的身份更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剧团作为国有“单位”是各种社会资源高度一体化的特殊形式的组织。单位承担了单位成员大量的社会性的事务，比如单位住房、托幼机构、子弟小学、班车服务、各种生活福利及各种社会保障等。从摇篮到坟墓，单位成员都离不开单位。单位成员的社会交往网络一般也局限于本单位之内。单位在提供大量的社会资源、社会福利的同时，单位又是单位成员社会身份的一种象征，个人对单位有认同感，单位是个人所归属的组织。个人不会轻易的脱离单位，脱离了单位就意味着没有了资源、没有身份以及没有了组织。这也就意味着杨老板及其他下岗职工所处的社会空间也相应的发生转换。作为城市下岗职工，他们必须在社会中重新寻求谋生方式，运用自身拥有的个人资源和社会资源建立新的社会资本，建构新的社会关系网络。

　　3.2入场：戏班的诞生

　　入场体现出的是个体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自觉入场。入场是一种创造性实践，每个人必须实现“自为的对象化”，“塑造自己的进入”，“再生产日常生活。”面对城市空间这一场域，戏班的入场体现在戏班的入场过程及入场策略、以及戏班入场后面对社会排斥的解决策略上。

　　3.2.1戏班的组建

　　追问杨老板他到底是哪年下岗的，他已经淡忘，但对于戏班建立的过程他却记忆犹新。

　　“八几年我下岗以后，就想肯定要再找点事情做，那时也没多少钱，就找了蛮多工作来做。那时我们下岗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做什么。95年的时候我在家附近的菜市场租了个摊位，开始卖菜。我卖菜也赚不了什么钱。大概97年的时候，我听别人说长沙有班子在唱戏，而且好像收入还不错，我就动心了。我是比较喜欢花鼓戏的，下岗卖菜那些年没事自己也经常唱唱。想到卖菜两年多，辛苦吃了不少，钱却没赚到，我就决定去长沙唱戏了。正好当时有个在伍家岭唱花鼓戏的班子也是益阳的，那老板觉得我唱的还可以，就收了我，我就在那了。”

　　随着讲述的继续，杨老板沉浸在对旧日的回忆中。“唱了两年，我也赚了些钱，心里的想法也就多了。在别人的班子里唱戏虽然收入还可以，但其实是没什么自由的，认识的人也比较少，我想想觉得还是要自己做，虽然会有风险，但这样一来可以赚更多的钱，时间上也比较自由。再说那时我在长沙也算立稳了脚，对当时长沙的戏班子演出也算比较了解。99年的时候，我叫上几个以前在益阳文工团的同事，大家一起来长沙组班子，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钱租场地，就在风光带那演出。”

　　杨老板还很清楚地记得自己当年决定组建戏班的心路历程，而戏班里其他几位来自于文工团的成员则向我讲述了他们决定跟随杨老板一起组建戏班的具体过程。

　　“我和老杨以前在单位时候就玩的好，后来下岗了联系的就少了，但还有联系。98年春节（实际时间应该是99年2月），老杨到我家找我，说他在长沙唱戏赚了点钱，现在想自己组个班子，问我要不要和他一起搞。其实下岗那些年忙着养家糊口，我把花鼓戏都丢了。想想要是和他一起组班子既然多赚点钱，又能接着唱戏，我就和我堂客商量了一下，就决定参加了。我那时也没多少钱，就是有几样乐器，也就算入股了。”李叔叔讲起他的经历还用上了“入股”这样的词语，他们当年只是大家一起有钱的出钱，有乐器有服装的都自己带上。而现在李叔叔才算是真正的入股，他和丁阿姨合伙出资购买了电脑、音响和字幕显示设备，这些设备现在算做股份，因此每天他可以得双份收入。

　　“他们都还好，家里都同意他们出来。那时我堂客死活不同意我出来。我家在一楼，下岗后就开了个小店，生意也还可以咯，勉强过生活。我堂客就觉得家里生活还过得去，就没必要出去吃苦头。再说我走了也没人帮她进货，她一个人在家又要照顾孩子又要看店确实太辛苦。其实我还是很爱唱戏的，再说孩子读初中需要不少钱，现在勉强够用，以后孩子读书总要好多钱，多赚点钱总是好些。你说叫我自己出去组班子什么的，我担不起那风险，大家一起总归好点不？”王叔叔说到这些的时候眼睛有点红了。他说自己觉得十分亏欠老婆和孩子，毕竟当年出来，除了要赚钱，还是有一点私心的。“现在孩子大学毕业了，也经常给我们钱用了。堂客叫我回去和她一起看店，不要再吃辛苦，可我现在越来越放不下花鼓戏了，每天唱唱戏，看别人享受的样子，自己也很享受。只是心里觉得更亏欠我堂客了。”

　　相较于其他几位同事下岗后在城市中的谋生，白阿姨和她丈夫刘叔叔下岗后则是加入了农村草台戏班。“93年夏天，具体什么时候我忘记了，我和老公一起去了一个农村草台班子。其实我们都是城里人，从小都在市里长大的，去农村真是很不习惯，但我们除了唱戏又不会别的，为了生活没办法。那时益阳下边的农村都跑遍了，红白喜事一唱就是几天几夜，吃的也不好住的也不好，那时可真不容易，现在想想都不知道当时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后来就老杨找人组班子，我们就把那边辞了，和他们一起来了长沙。虽然我们现在条件也不好，但最起码不用风餐露宿，不用奔波，休息时间多，赚的钱也蛮多。城市总归比农村好得多了。”

　　在杨老板的组织下，几位同事一个组建了戏班。99年3月份，他们来到长沙，开始了在长沙沿江风光带的演出。经过十年的发展，戏班已经初具规模。以下是杨氏戏班的组成情况：

　　姓名　　　年龄　　　行当　　　　人员来源　　　　　备注　　

　　杨老板　　37　　　　　　　　　益阳文工团　　戏班老板，不参与演出　

　　孙阿姨　　35　　　　　　　　　益阳文工团　　杨老板妻子，戏班财务管理人员

　　李叔叔　　42　　老生、花脸　　益阳文工团　　设备入股　　

　　王叔叔　　46　　丑生、老生　　益阳文工团　　　

　　白阿姨　　39　　婆旦　　　　　益阳文工团　　刘叔叔妻子　

　　刘叔叔　　39　　花脸　　　　　益阳文工团　　白阿姨丈夫　

　　何阿姨　　41　　二旦　　　　　民间艺人　　　跳班加入，不与戏班共同居住

　　夏阿姨　　35　　青衣、婆旦　　民间艺人　　　朋友介绍加入　　

　　丁阿姨　　38　　花旦　　　　　民间艺人　　　设备入股　

　　王哥　　　29　　小生　　　　　民间艺人　　　跳班加入　　

　　黄伯伯　　62　　司鼓　　　　　民间艺人　　　不与戏班共同居住　

　　刘哥　　　32　　电子琴　　　　民间艺人　　　不与戏班共同居住　　

　　赵伯伯　　56　　唢呐、二弦　　民间艺人　　　不与戏班共同居住　

　　唐哥　　　30　　音响、电脑　　民间艺人　　　不与戏班共同居住　　

　　操作　　　

　　林南（Nan Lin）首先提出了社会资源理论。所谓资源在林南看来，就是“在一个社会或群体中，经过某些程序而被群体认为是有价值的东西，这些东西的占有会增加占有者的生存机遇。”他把资源分为个人资源和社会资源。个人资源指个人拥有的财富、器具、自然禀赋、体魄、知识、地位等可以为个人支配的资源；社会资源指那些嵌入于个人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源，如权力、财富、声望等，这种资源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必须与他人发生交往才能获得。社会资源的利用是个人实现其目标的有效途径，个人资源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所能获得的社会资源。杨老板利用个人资源进入长沙某花鼓戏班进行演出。这段经历给予他的，不仅是一段深深的记忆，这更为他以后组建自己的戏班奠定了基础。通过在某戏班的演出，他熟悉了长沙这个城市，熟悉了戏班在城市空间的运作方式。可以这样说，作为个人，他成功了运用个人资源进入到长沙这个城市空间。在城市立稳了脚跟后，杨老板又运用自己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组建了属于自己的花鼓戏班。通过对自身资源的有效运用，杨老板成功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不过无论是杨老板还是其他同事，他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是非常有限的，下岗后一般是独自谋求生路，而组建戏班运用的也是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因此也决定了他们所获得的支持只能来源于非正式社会支持。

　　作为曾经文工团的成员，演出花鼓戏曾是他们的工作。再次组建戏班进入长沙唱戏，不仅仅有谋生的因素，也因他们心里仍怀着对花鼓戏的热爱。这种热爱支持着他们的信念，使他们离开家人，离开他们所熟悉的生活环境，进入陌生的城市空间，继续为着自己的挚爱而努力。

　　3.2.2入场后面临的排斥

　　人们都有一种这样的假定：在人类的发展以及追求体面生活的过程中，一定的社会排斥是不可缺少的。社会排斥发生在社会生活和社群生活中，它表现在个人不能经常使用社区的公用设施，公共事务参与程度低，家庭中和家庭外的闲暇活动机会少以及弱社会网络导致的孤独。虽然杨氏戏班的成员也是益阳市居民，但对于长沙居民来说，他们依然是外乡人。虽然他们成功地进入了城市空间，但作为外来者，他们明显感受到了城市对于他们的排斥。

　　问及杨老板为什么戏班组建之初不留在益阳而是来到长沙进行演出，杨老板给出他的解释。“益阳像我们这种唱戏的班子太多了，而且很多唱的比我们唱的好。到农村奔波太辛苦，在城市又怕招引不来观众。来长沙就不一样了，长沙更大些，但唱花鼓戏的班子相对却没那么多。”由此看来，杨老板等人到长沙演出是一种不得已做出的选择，是为了使戏班远离激烈的竞争、拥有更大的市场，是戏班的一种生存策略。但也正因为这样的生存策略选择，使杨氏戏班必须面对城市空间对他们的排斥和区隔。

　　（1）制度排斥

　　社会排斥所带来的偏见和歧视往往是建立在一个社会有意达成的制度或政策基础上。主导群体已经握有社会权力，不愿意别人分享之。政策性排斥，就是指那些由政府颁布的将一部分社会成员排除在政策覆盖之外而使他们得不到应有的社会权利实现的各种政策和规定。

　　长久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城市与农村间的空间区隔已经随着政策的放宽和农民工的流动而减小，但这不意味着区隔的消除。户籍制度在社会流动中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我国目前仍实行着户籍制度，不仅仅是居住地的登记造册，而且是一种身份制度，按照该种制度，国民被分成具有不同户籍身份的“城里人”和“乡下人”。作为来自益阳市的杨氏戏班成员来说，虽然他们也来自于城市，可谓是标准的“城里人”，可户籍制度使他们在长沙依然倍受限制。对于长沙居民来说，他们和来自农村的农民工一样，不过是“进城务工的农村人”。而作为外来群体，没有长沙市户口，意味着他们在城市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无法享受相应的制度保障。

　　（2）社会网排斥

　　在中国社会的背景下，我们可以这样界定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网络，社会网络是由形形色色的社会关系所组成，人们以社会关系为手段，以“人情法则”为指导进行社会交换以获取自己想要的社会资源。笔者由此对戏班成员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调查，以了解他们在城市社会空间中所掌握的社会资本情况。

　　接触杨氏戏班的第一天，演出散场后我和戏班接触，认识了丁阿姨。“今天大老板请我们吃饭，你一起去咯。”我心生疑惑，刚刚戏班的成员告诉我他们的老板是杨老板，而与杨老板的交流证实他确实是这个戏班的组建者和经营者。那这个大老板又是怎么回事呢？盛情难却之下我和他们一起去坡子街的一家饭店吃饭。饭前聊天才知道原来这个大老板指的是杨氏戏班的忠实戏迷刘爹爹，这顿饭是刘爹爹做东宴请丁阿姨、何阿姨及其丈夫。

　　问及在长沙的生活，唱戏以外的时间戏班成员们所交往的“外人”并不多。“不唱戏的时候我们一般就呆在屋里咯，大家一起策策，要不就打打牌。要说和其他人交往，最多就和几个比较熟的老板一起打牌。刘爹爹来的最多，他就经常过来和我们打牌。有时唱戏完也有老板请我们吃饭，但这种的也不是天天有咯。”丁阿姨这样告诉我。

　　杨氏戏班租住在坡子街的一条小巷子里，离他们平日演出地——沿江风光带步行过去只有10分钟的路程。他们的生活空间完全可以用两点一线来形容。这也使他们的社会交往局限于戏班成员之间。作为城市空间的“外来者”，他们与这个城市并没有太多的交集。所庆幸的是，他们的演出使他们结识了一些热爱花鼓戏的忠实戏迷，与这些戏迷的交往使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得到了些许的拓展。

　　丁阿姨平时和其他戏班成员居住在一起，而何阿姨却是和她丈夫单独居住，她丈夫赵叔叔在长沙某建筑工地务工。相较于戏班其他成员，何阿姨夫妇在城市空间中的社会交往对象还包括自己的亲属、赵叔叔的同事。“我们是乖一起来长沙的亲戚合租的房子，大家在一起也有个照应咯。休息的时候有时我们会到他们屋里（指戏班其他成员的住处），要不就在家看看电视咯。我们屋里条件好些，我们有电视可看，他们没电视，所以只能打牌咯。再不就和我老公的同事策策，不过他们到我屋里来的也不多。”

　　通过对戏班成员社会关系网络的调查，笔者发现，戏班成员的社会关系网络主要基于血缘关系和业缘关系，同质性很强。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资源较少，他们的社会资本存量仍然以初级社会关系网络为主，长沙人与他们形成的关系只占关系网络的一小部分。

　　当我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告诉杨老板的时候，他除了记上我的名字，还问我是博士还是硕士，然后将硕士两字一并记入手机电话簿。由此看来，他们有着拓展社会关系网络的渴望，但他们能交往的观众以外的人群是非常少的，他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也非常有限。

　　谈及为什么很少和邻居或其他长沙城市居民交流，刘叔叔、丁阿姨、夏阿姨争先讲述起他们的遭遇。

　　“我在戏班里是打诨的，演出带出的习惯，平时表现的可能有点不好。有次我回来的路上听到我的邻居在议论我，说我怎么这么宝气咯？我又没招惹他们，真是让我很生气。”

　　“说出去和人交流，我和谁交流啊？我又没认识人。最多就是和来看戏的说说话。长沙本地人都叫我们唱地摊的，要不是喜欢看戏的，谁没事和我们这些唱地摊的打交道啊？反正感觉我们和他们格格不入。”

　　“他们说的那些到也还好，我最受不了别人瞧不起我的态度。其实他们的生活也没比我们强到哪里去。我刚来的时候，曾试着和邻居说话，结果人家就嗯呀的答应，根本不愿意理睬我。看他们那样，我也就知趣了。以后还是各走各的路为好，人家和我们不是一个档次的人。”

　　一个群体对另一群体产生偏见的根源在于两个群体的差异性及彼此缺乏沟通。部分市民在行为和态度上表现出对他们的歧视，这类排斥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却不能低估。李强指出，这种日常生活中及社会交往中遭受到的歧视，让城市中的外来者感受尤为强烈，因为这种排斥直接伤害了他们的人格和尊严，因而印象极为深刻，感受极为强烈。

　　社会资本通过社会联系与社会关系所获取的资源，促进了个体、社会群体、组织以及社区的目标的实现。对于杨氏戏班成员来说，社会关系网络的狭小使得他们的社会资本极为单一和薄弱。社会资本的匮乏、社会交往对象的单一使得他们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生活圈中，即形成了狭小的社会交往的社群组织以及较为封闭的心里结构。由此使他们加剧遭遇社会排斥和进一步边缘化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