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民请命

　　在到处充满着腐朽和罪恶的旧时代，田汉看到的是人民的苦难和不幸；严酷的社会现实，使他逐渐成长为一个具有强烈的爱国爱民、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洗礼，更增加了他救国救民的使命感。出生于普通农家的田汉以“穷人懂得穷人”之心去关注劳苦大众，经历过社会底层生活后所产生的最切实深刻的体验！在田汉的创作中，无论现实题材话剧还是电影剧本，或是史剧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深切同情民间疾苦、为民请命的平民意识与民主思想，成为贯穿全部史剧的一条红线。

　　明传奇李玉的《清忠谱》写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年）东林党人和苏州市民反对宦党魏忠贤的斗争。南国社时期，田汉将此故事进行梳理，重新组织材料改写而成七幕史剧《雪与血》，写一介寒士周顺昌不满宦官专权，忤骂权贵，被毛一鹭、李实报入东厂。魏忠贤借题发挥，陷害周顺昌以致入狱。“五义士”（颜佩韦、周文元、马杰、沈扬、杨念如）纠合两学及激于义愤的苏州人民请求释放周顺昌，遭到拒绝，市民痛殴察院官员、校尉。后魏忠贤诬陷苏州人民谋反，派大军围城镇压，要厕清“乱党”，血洗苏州。困厄情境下五义士为保护群众挺身而出，自刎牺牲。该剧之所以具有强大的悲剧性震撼力量，正因剧作者从个体生命体验的角度来观察、评判这场风波，刻画了心系民生的周顺昌的凛凛风骨，再现以五义士为首的苏州百姓不屈暴行、勇敢奋争的精神气节。其中，该剧延续着田汉在写《黄花岗》时意犹未尽的英雄豪气、烈士壮心。

　　尤令田汉深为感慨的是，明亡之际死难者甚多，其勇敢壮烈足以使敌人丧胆，使后代子孙起敬。但这些人多为士大夫（知识分子）、下级官吏、妇女即所谓“贱民”，他们平时难说受了皇帝的多少“德政”，但国家危难之时他们却比那些身居高位的达官贵人、皇亲国戚更有“忠义之气”。薛而望不过是元江一个土司，率全城巷战至最后一人，全家自焚；至于那“大明鬼”一类的殉国乞丐亦有数人可记……田汉说：“这些真是民族精神之所寄，此所以有识之士求革命的基本力量于下层民众之中。今日真能掷头颅流热血把敌人赶出中国的恐怕也还在不甚被重视的此辈。”显然，田汉这样感受和评价历史，表现着他一贯的“在野”思想和民族意识，也是与他对现实政治的不满紧密联系着的。

　　对政治现实的关注直接影响到田汉解放后的历史剧创作。其间创作的《谢瑶环》和《关汉卿》与前期的《武则天》相比，两剧最重要也最明显的变化，是从“把人当作人”的普遍的人类解放主题变为拥护和巩固新生政权的阶级斗争，人物的政治色彩加强了。皮影传统戏《万福莲》写谢瑶环反对武则天“改唐为周”，并联合义士阮华和朝中大臣狄仁杰等逼武则天退了位；陕西碗碗腔《女巡按》则将武则天改为唐中宗，写谢瑶环受武三思的迫害，最后与袁华等一起参加了太湖农民军。田汉的《谢瑶环》据陕西碗碗腔《女巡按》的剧情进行了较大的改编。田汉重新阅读《唐书》、《新唐书》等书中关于记载唐太宗、武则天、武三思、来俊臣以及后妃传中的内容，重新构思创作。他把原剧中谢瑶环受权奸迫害，最后与她所爱的江湖义士阮华抗拒追兵、逃入太湖的喜剧结尾，改为谢瑶环被权贵折磨而死的悲剧结尾。此剧着重表现了谢瑶环为了报效朝廷、“为民请命”，同贪官污吏、豪强恶霸的斗争精神。通过这些情节的变动，使谢瑶环“为民请命”的高贵品格和寄托剧中的“载舟之水也覆舟”的深刻思想更加突出，着重写她为解除百姓的痛苦而勇于请命，为完成使命而进行顽强的斗争直到献出生命。剧本一开始，就通过她与权臣的争论，表现了她忧国忧民、不畏豪强、为民请命的性格特征。剧中谢瑶环是尚仪院的司籍女官，她原是江南一位乡村教师的女儿，在思想上和江南人民有很深的联系。她从父亲的遗书中得知，江南人民因豪门贵族大肆兼并土地，无法生活下去，被迫逃往太湖。所以，当御史中丞来俊臣主张发兵征剿之时。她就挺身而出，与权贵据理力争，主张“抚慰黎民安社稷，制止豪强严法制”，冒死“为民请命”。武则天同意了她的主张，升任她为右御史台，改名谢仲举，女扮男装，巡抚江南。于是，开始了一次有浓厚传奇色彩和浪漫主义情调，又孕育着悲剧结局的江南之行。在去苏州的路上，谢瑶环明查暗访，为民除害。她拯救民女肖慧娘，惩办刁棍蔡少炳，奖慰志士袁行健并和他永结同心。在春耕季节，谢瑶环下令“将各家侵占田亩，次第归还”，并且一再派人去太湖，劝说农民回家耕种。然而，正当谢瑶环即将圆满完成武则天给她的使命之时，她竟遭到了权臣武三思与来俊臣的暗算，被他们刑讯而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田汉在表现武则天这个历史人物时，自我意识的转变。他在此剧的《小序》中提到所作的另一处修改，是把骂武则天改为肯定武则天：武则天“一辈子都在和豪门贵族作斗争”，“她同情人民，故人民也同情她”，并点出了她的“覆舟”之感。当她看到各地告密的奏章“多提到吏治废弛，纲纪败坏之事”时，想到了唐太宗的遗训：“民似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并提醒自己要尽力防止出现这种情况。虽然这种“覆舟”之感并没有作为一个情节在剧中展开，只不过是作为武则天的心理活动在她初次上场时加以表现，但是，剧作家这一笔不仅十分真实地揭示了武则天奴役人民又惧怕人民的内心世界，而且也有力地宣扬了人民是历史主人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点明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一切反人民的势力，终归要被人民推翻。正因为如此，其剧本中的谢瑶环才会时时不忘百姓利益，关键时候忘我地为民办事，甚至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人物形象所承载的精神内蕴，正是作者主体意识的体现，其中最为鲜明的内涵，显然是为民请命意识。

　　与此相似的是田汉笔下的关汉卿。以笔为刀，为民请命，代天地立心，替百姓立言，为古今立人的思想，向来是古代圣贤以及后来的启蒙思想家的价值理念和现实立场。仅五四以来，以笔作匕首与投枪，作战斗的武器，为民族、国家争自由民主进步，就一直是一大批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他们以文字为工具，在铁屋中呐喊，呼唤着中国“人”、“人性”、“人道”与“自我”的复苏。关汉卿这一形象，显然寄托着田汉的价值选择。在剧本中，围绕“演不演”、“改不改”的戏剧冲突，田汉表现出了主人公宁死不屈、不畏强权的精神意蕴。因此，《关汉卿》成为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也正是“左翼知识分子的文艺思想以及据之的自我定位”的表现。面对敌人不屈不挠，顽强反抗，正是革命知识分子斗争精神和正义人格的写照。“为民请命”更是古往今来知识分子受到民众肯定的最高理想的表现。而在和平的社会环境下，这已不是简单的仗义，而是以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为前提，发展为现代人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在剧本中，关汉卿以《窦娥冤》为武器，揭露强权者恃强凌弱，为受迫害者伸张正义，显示出超越自我、蔑视权贵的主体意识。这样，在他的创作中，就摒弃了小团体和个人主义的自我意识，而执著于为大众牺牲的精神，并以对人类根本问题的关怀超越劫富济贫的古代侠义原则，具有充分的现代文化意味。

　　田汉笔下人物行为的意义，并不在于个人的知遇，而在于作者构拟的历史的必然性。田汉的《关汉卿》、《谢瑶环》这两部作品颇受人争议，而笔者认为，这两个剧本所蕴含的为民请命意蕴和斗争哲学，是他一生的追求，是真诚而虔敬的。很多人之所以说关汉卿是他个人的写照，是因为关汉卿的行为，正是他在历史中寻找了一生的东西。《珊瑚引》剧本写晋代石崇骄奢淫逸，挥霍无度。出外巡视时，用几万匹锦缎沿路张设锦屏风，将年荒世乱、民不聊生的景象遮挡；石崇与豪门斗富，把一石石的香稻米当柴烧，随意将贵重的珊瑚打碎；还草菅人命，将“劝酒不力”的婢女杀死。石崇的宠姬翾凤看不下去，苦口婆心地劝他，他非但不听，反而用玉器击她的头，将她打死。作为一个处于卑贱地位的宠姬，翾凤的反抗是很强烈的，她以柔弱之躯极力解救因豪门斗富而惨遭杀害的无辜女子；她不顾自身安危奋勇救出了珊瑚和陆凯这对患难的情侣，等等。翾凤的行为中显然也蕴含着替他人着想、为民请命的精神内蕴。

　　临不平之处我们都希望有正义人士为民请命，无论古代士子还是当今作家，对这种为民请命的精神的向往正说明他们所具有的一种侠客情结。因为侠客们最不愿意受到束缚，他们富于正义感，以惩恶扬善、锄强扶弱为已任。所有这些，决定了他们总是要同那些贪官污吏作对，同社会的腐败丑恶现象作对。社会的不平太多了，面对着强大的封建国家机器，人们感到自己是那样渺小，那样无力，于是，他们就很容易幻想救世主，或明君，或清官，或神仙，或身怀绝技、行侠仗义之人，希望他们能出来主持公道，伸张正义。人们甚至幻想自己就是那种飞檐走壁、来去无踪的侠客，于冥想之中逞一时之雄，泄心头之愤。透过侠客情结，人们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平民百姓的感情指向和精神期待。这种有关侠客的心绪纠结，在精神上和情绪上无疑都含有宣泄作用，也有着自我平衡的心理功效。在中国人的侠客情结中，还蕴含着一个执着的心理祈求，那就是对那种巨大人格力量的向往。中国作家在二十世纪社会发展的文化苦旅中经历了无数的苦难和折磨。他们以民主和科学的眼光去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以文学作为武器进行民众思想的启蒙。当苦难压在沉重的肉身上时，他们承受着生命之重，以自己的良知、正直、人格和个性魅力作着艰辛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