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郑之珍《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下称郑本）之前，目连戏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一直处于零散状态，没有形成总体的结构框架。敦煌变文《目连缘起》，简略地交待了刘青提违誓开荤辱僧而入地狱的原因，重点放在“救母”的情节上。宋杂剧《目连救母》因无剧本流传，情形不可知。金院本、元杂剧之后，以目连故事为题材的剧目在局部情节上不断丰富，但依旧很零散。至于明代中叶后的戏曲选本，所选出数有限，集中在《尼姑下山》一出。郑之珍完成了将目连故事编撰成一部完整戏曲作品的任务。

　　一、郑之珍与他生活的时代

　　郑之珍，字汝席，号高石，今祁门县渚口乡清溪村人。关于郑之珍的生平，过去鲜为人知，一些戏曲史论著都说他生卒年不详，对他的籍贯或称“徽州”，或称“新安”，不够准确。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有了新的发现。一九八六年，在编纂《中国戏曲志·安徽卷》时，发现了郑之珍的墓和《清溪郑氏家谱》，对于他的生平才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

　　郑之珍的墓在祁门清溪村西北的圣坞堂，墓碑由“荥阳郡赐进士出身真定府推官族侄履详拜题”，上书“明庠生高石郑公讳之珍夫妇墓”，下为立碑时间和立碑人：“万历丙辰孟冬月吉日孝男为德调元泣血立”，祭坛正前方嵌有一块一米见方的墓志铭，铭文由郑之珍的女婿、云南按察司副使叶宗泰撰写：

　　明庠生高石郑公暨配汪孺人合葬墓志铭

　　岳父郑公讳之珍，字汝席，号高石，唐吾祁郑司徒公之后，传至仲友公，迁居清溪，代有闻人，载诸志乘。余岳生而岐嶷，颖异超凡，孝友兼备，孤典历览，幼游泮水，志在翱翔，数奇而不偶，屡蹶科场，抱道自娱，著作林间。当道宠以冠服，贤声洋溢于明光。

　　另一则材料是清溪村所藏民国十一年(1922)重修的《清溪郑氏族谱》，该族谱对郑之珍生平有更详细的记载：

　　之珍，字汝席，号高石，生于正德戊寅九月二十四日，补邑庠生。博览群书，善诗文，尤工词调。郎中叶宗春称其文如怪云，变态万状。高才不第，时论惜之，载入祁志《文苑》。编有《目连劝善记》，又为太平焦村编有《五福记》行于世，及编修家乘，井井有条。邑主祝儒学胡奖以“盛世耆儒”匾额，恩列儒官。享寿七旬有八，殁万历乙未三月初四。像图绘前。配芦溪汪以金女究真，生正德辛巳正月初三，享寿八旬有七，万历丁未正月十二合葬圣堂坞。卯向凤形，撰有墓图。公神主三凤山，祖庙陪享。

　　墓志铭和族谱的记载相吻合。近年来，又发现了《祁门清溪郑氏家乘》（藏于上海图书馆），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关于郑之珍生平的资料。该族谱有残缺，卷末署“万历癸未孟冬月吉旦刻”，实即万历十一年（1583），该族谱由郑之珍修纂，卷首题署“二十六世孙之珍编修，之锡增刻，应祥校正”。其卷二收藏有他的女婿叶宗泰的《高石郑先生传》，较民国十一年重修的《清溪郑氏宗谱》更为详细，如下：

　　高石郑先生讳之珍，字汝席，高石其别号也。先生生于正德戊寅年九月二十四日。先是七月，先生有兄名富，以痢疾殇，大父德容公甚哀悼之。时二女归宁，共为吊释，幸先生生焉，举家欣喜，以骨肉完聚，因名集；适以乡里俗议，带子哭子则防难育，于是因以先生寄养于邻家。先生自幼病目，虽入蒙学，记名而已。至嘉靖甲午，先生自奋入大学，每遇晨昏，听人读书，读者未熟，先生已洞然于心胸矣。初与少潭兄弟受业于一山先生，又同予兄鹤墩受业于伯光山门下习《春秋》，最后又受业于陈文溪先生门下习《礼记》，又同王之翰等受《礼记》于刘苏庵先生门下。先生性敏学博，读书过目不忘，苏庵先生甚奇之。自补邑庠，小试屡捷，大考则终坐，目病艰于书写。娶芦溪汪氏究真，性贤淑端重，助夫读书。先生同母兄弟凡五人，嘉靖壬子以母倦勤分爨，时先生游学于太平，孺人治家，井井有条，虽老妪莫过。先生好义广交，朋友络绎不绝，孺人竭力款待，多方辐辏，并无吝心难色，不惟朋友莫知其艰，虽先生亦莫之知也。事舅姑至孝，姑卒，舅纳婢董氏，生子二人，孺人皆保抱之，绝无忌心。妯娌虽多，孺人以和养率之，雍雍然而无争竞，夫妇同心，内外一致。嘉靖庚子生长子为德，即为元，娶正冲陈氏；癸卯生长女蓬仙，即宗泰之配也；己酉生次女莱仙，适浮北城门廪生吴时相；丁巳年生次子四寿，即调元，初聘在城谢氏，将娶而卒，继娶式溪程氏。孙男光祖、启祖、弘祖、怡祖、绍祖、明祖、奇祖，女孙妙金，长子之所出也。孙男昭祖，女孙爱金，次子之所出也。光祖娶泰之侄女叶氏，生子大声；启祖聘汪村汪说之女，怡祖聘竹源陈善政之女，皆名门。余孙尚未之聘。时先生之年六旬有六，孺人之年六旬有三，各各强健；子媳双双，各能克家；孙男曾孙，绳绳聪慧。泰虽不才，二婿亦皆儒流。泰有二子一女，而姨氏亦同是，皆天伦至乐，不可以幸得也。噫嘻难哉！先生天性好善嫉恶，虽未大行于天下，然《劝善》一记，千载不磨；且倡议率族置祀产、创祀屋、立祀户，奉先御下，睦邻恤贫，政施于家，炳炳朗朗，较之卑官一任，泽及何如!先生修家乘将成，于己无一言，余适至，因略叙先生夫妇之名号于此。

　　论曰：世称大丈夫之生也，贵于立德立功立言。先生立德于孝弟，立功于宗族，立言于文章，实无忝于所生也。故天锡之以家业优裕，多富也；皓首齐眉，多寿也；桂兰茁秀，多男也。古之“三祝”兼之矣！若先生者，世岂多见哉!

　　由这篇传记我们可知，郑之珍从小眼睛不好，因“目病艰于书写”，“大考则终坐”，没有获得功名。曾入多人门下学习，并游学于太平。妻汪氏贤，治家有方，妯娌和睦。有子二，名为元(卷一世系表为“政元”)、调元，有女二，名蓬仙、莱仙。夫妇同心，阖家和乐，“多富”、“多寿”、“多男”。

　　通过上面的三则材料，我们对郑之珍的生平有这样几点了解:(1)生卒年及家世。生于正德戊寅(1518)九月二十四日，卒于万历乙未(1595)三月初四，享年七十八，为郑氏二十五世，兄弟七人，居长，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2)籍贯。他的准确的籍贯为徽州（新安），并准确到祁门清溪；(3)家庭情况。妻王氏究真，是芦溪汪以金的女儿，有二子二女；(4)宦游经历。多次参加科考，皆不第，只能“抱道自娱，著作林间”，有一定的声誉；(5)著作情况。戏曲创作除了《目连救母劝善戏文》外，还有《五福记》一种，并有诗文著作，另编纂郑氏家乘。

　　那为什么郑之珍会编纂《劝善记》呢？这要从个人和社会因素两方面来说。首先在个人方面，上面所举关于郑之珍生平的三则材料说明，他“博览群书，善诗文，尤工词调”，但“屡试不第”，以致放弃了科举入仕的梦想。过去的文人们留名于世有两个途径，一是在朝为官，建功立业，二是在野著书立说。郑之珍求取功名不得意，便将精力转向了著书立说。“予不获立功于国，独不能立德立言，以垂天下后世。”这是他编写《劝善戏文》的动机之一。其二则是他想通过戏剧，警醒世人。他一生经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皇帝的变换更迭，引起朝野的波动，时局的动荡。“世变江河日不逮于古”，“士君子报志当时，达则行之，穷则言之”，他志在改变社会颓风。在《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万历高石山房刊本）自序中他对这两个方面的动机都说得很明白：

　　昔夫子志三代之英，不得位以行其政教，于是假鲁史作《春秋》，以褒善以贬恶。夫善者褒之，人既乐于为；恶者贬之，人将惮而不为矣。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是非惧之以势也，以斯民之心之道也。子不云乎‘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使道非斯民之同具，此顾惧之，彼顾违之，圣人之心，吾见其穷矣。然道能惧者犹为中人之资。若夫中人以下，愚夫愚妇懵焉，而莫之惧者尤众也。况世变江河，日不逮于古者乎。余不敏，初学夫子而志《春秋》，惜以文不趋时而志不获遂，于是萎念于翰场，而游心于方外。时寓秋浦之剡溪，乃取目连救母之事编为《劝善记》三册，敷之声歌，使有耳者之共闻；著之象形，使有目者之共睹。至于离合悲欢，抑扬劝惩，不惟中人之能知，虽愚夫愚妇靡不悚恻涕感悟通晓矣，不将为劝善之一助乎。”

　　其次，从社会因素来看。凌翼云先生认为，“郑本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将其历史历史背景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分别活跃在我国北方的杂剧（元曲）和南方的戏文（南戏），在剧本文学、音乐、唱腔、表演艺术各方面，均有提高和积累，也各有其不足。元代统一中国，结束了三百多年几个政权对峙局面，南北得到交流，出现了新的戏剧形式：传奇剧本。传奇是宋元南戏继承和吸收北杂剧的某些长处发展成的。其结构大致与南戏相同，但更完善，更能表现人物。……第二，元、明的政治、社会条件，使扬孝劝善的民间目连戏得到广泛流传。”

　　政治上，蒙古族入主中原后，为了巩固政权，尊孔，尊经，尊重宗教。全真教在元代的兴盛就是最好的证明。具体做法是：设国子监，只读《孝经》、《小学》和《四书》；开科取士，多取蒙古人和色目人，排斥汉人和南人；开科试题，也在朱熹注《四书》中；提倡儒学，实为宋明理学。在这种氛围中，“南宋时谴责那些‘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新贵们弃糟糠的《赵贞女》，到元末也改变了主题，雷打蔡伯喈变成了《琵琶记》中的旌表满门，以歌颂忠孝。宣扬佛门子弟行孝道的目连戏，适应了这种社会氛炽，在民间广泛流传，为郑之珍的新编本准备了条件”。

　　经济上，郑之珍生活在徽商经济全面发展阶段。“明初徽州人，或因兵乱流落他乡，或由域内人多地狭缺粮游外，但久而久之‘囊橐充满’，完成了徽商的原始资本积累及经营经验。而到了明代中后期，徽商的经营有了长足的发展，那时已不是简单地用徽州山区的茶叶、木材换取大米的小本经营，而发展至布、丝、漆、瓷及典当业等众多商业专营或兼营的富商。特别是成化年间，实行新盐法之后，徽商们经营起盐业，更是腾飞于商界，驰骋于全国，形成了‘无徽不成镇’的行商局面。”徽州，是程朱理学的故乡，这里自古形成重理重教之风，在此环境中长大的徽商们，自幼习经史、操书画，“寓本于商”，成长为商而好儒、儒而行士的儒士商豪杰。在昔日的徽商群体中，著诗文、工书画、善词曲、富收藏、精篆刻者不乏其人。徽商们财力充实，喜结名流，在本土及外地大量蓄养“家班”。“昔日富足的徽商们将所赢得的资金源源不断地输入本土，在其家乡置田、建屋、修道、兴学，促进了本土农业与商业的发展，加之徽商们贾而好儒，在外地及本土大量蓄养家班及流散艺人，这不仅给昔日的徽州带来物质、精神（娱乐）之充裕，也给同时代人郑之珍撰写《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提供了较好的生存环境。”

　　文化上，郑之珍生活的年代，恰是徽州文化活跃昌盛阶段，也是徽州戏曲空前繁荣阶段。“徽州素有‘东南邹鲁’、‘礼仪之邦’之称，其文化发展几乎与整个中华名族同步。在明代已形成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文学、新安版画（插图）及被文人物化了徽派建筑等，文风昌盛，名人辈出。据统计，明代徽州人口最多时为56万，竟有大小书院（含讲习会）52所、社学462所，在郑之珍家乡祁门县，据《祁门县志》（1990年版）载：明代就有书院14所，社学27所，至于私塾更是遍及城乡，无以计数。重教必兴文，据《祁门县志》（艺文）记，该县明代著书者就有79人，撰书百余部。”徽州人不仅著书颇多，而且刻书业也相当发达。据明嘉靖时的《徽州府志》载：“刻铺比比皆是，时人有刻，必求歙。”徽州刻书业在明代达到高峰，字体规范，文不误漏，刻画刀笔传情，栩栩如生，郑本《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即为歙人黄铤所刻。刻书业的发达，带动了书籍市场的繁荣，形成了一批集藏书、刻书、售书为一体的书肆，域内以此为生的斋、居、堂、坊遍布，而在域外经营此业的首推徽人胡正言，他天启年间在南京开设的“十竹斋”至今久负盛名。

　　徽人好戏曲，喜搭台观戏，成为风俗。明代四大声腔（即昆山腔、弋阳腔、余姚腔、海盐腔）传入徽州，随着徽商们蓄养的家班演唱昆曲，民间演唱高腔的戏曲班社随之出现。“徽商们更是将在外蓄养的家班带回本土演出，如万历三十五年，南京名优陈祖舒来徽，在岩寺镇娑萝园襄成楼献艺，连宵曲宴，称盛一时。”至嘉靖万历年间，徽州戏曲声腔出现了空前繁荣局面，诸腔并出，纷纭不类，相互吸收，新腔呈现。此时，徽州的各项民间艺术也蓬勃发展。徽州的庙会众多，庙会用以敬神，敬神需要戏曲。每逢庙会，主持者广邀四方戏班，敬神娱人。明代戏曲作家中，徽州人也不在少数。“早在明初，就有歙人毕尚著传奇《七国志》、《红笺记》，梨园弟子喜用之，至万历年间，与郑之珍同时代的戏曲作家更是迭迭涌现，著名戏曲家汪道昆编的杂剧《高唐梦》、《五湖游》、《远山戏》、《洛水悲》合称大雅堂四部；汪廷讷著有杂剧《太平乐事》及传奇《狮吼记》、《同升记》等数部；还有汪宗姬著传奇《丹管记》、《续缘记》；吴大震著传奇《练囊记》、《龙剑记》；以及汪芗著传奇《金盈记》、《纳翠记》；程士廉著传奇《幸上苑帝妃春游》、《泛西湖苏秦赏夏》等；同时还出现著名戏曲评论家潘之恒，此人对戏曲研究颇深，并多次主持‘曲讌’活动，在他传世的《亘史》、《鸾啸小品》的戏曲评论（散文）集中，详细地记录了隆庆四年（1570年）至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整整50年间的戏曲活动情况，并为徽班的戏曲活动留下了大量史料。”徽州在郑之珍生活的年代，文坛活跃，书院林立，著书如林，戏曲表演空前繁荣，民间艺术争奇斗艳，为他编写《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提供了成熟的文化环境和戏曲艺术环境。

　　总之，郑之珍编写《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条件成熟。郑之珍本人符合了戏曲剧本对编写者素养、审美等的要求，加之当时的政治、文化、戏曲等诸多方面的条件具备，郑本的出现不仅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也是目连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二、《劝善戏文》的版本和内容

　　《劝善戏文》，目前能够见到的版本主要五种：“一、高石山房本。全名为《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三卷六册。每卷首行题‘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次行均题‘新安高石山人郑之珍编’、‘馆甥叶宗春校’。卷首有叙评五篇：1.万历已卯叶宗春拜书之‘叙劝善记’。2.万历壬午陈昭祥书于石林山房之‘劝善记评’。3.万历壬午高石山人郑之珍自序。4.万历癸未末倪道贤惟德书于浑噩斋击壤亭之‘读郑之珍山人目连劝善记’。5.万历壬子陈澜之‘劝善记评’。书尾有万历壬午胡天禄‘劝善记跋’。每卷目录在各卷扉页之后，首卷三十二出，图单面者十五幅。卷末有‘通册典显’、‘天都谭文辕’等字样，版心中缝下方间有‘歙县黄铤刻’字样。中卷三十四出，图单面者十二幅，双面者五幅。下卷三十四出，图单面者十四幅。每折四字标名，折末间有释义或评语。该本曲中衬字皆用小字标出。二、唐氏富春堂本。全名为《新刻出象音注劝善目连救母行孝戏文》，八卷六册。明万历金陵唐氏富春堂刊本。总目在卷首扉页之后，共104折（第二册六折，第二十八折均为复折，故以折数计为一百零二折，实为一百零四折）。插图共四十二幅，双面十幅，单面三十二幅。图上有图目，标罗卜庆亲寿、罗卜斋尼姑等字样，横排于画面顶端。书中除科白印以小字外，曲中科白偶尔亦用小字标明，但不及高石山房本清楚整齐，且曲白颇有误漏，尤以第一册较为严重，如第九折《观音生日》，将高石山房本的两页次序颠倒。若不知为错简，不能卒读。三、经国堂本。全名为《新刻出相音注劝善目连救母行孝戏文》，六卷三册。清咸丰已末（九年），经国堂仿富春堂本翻刻。内容均与富春堂本同，然富本误者，沿袭不改，且误处又较富本为多。绘图亦比较粗糙，共有插图二十一幅，双面七幅，单面十四幅，图上有图目。四、友于堂本。亦为富本的翻刻本。”五、朱万曙点校本。该本以高石山房本为底本，参校富春堂本和种福堂本，分上、中、下三卷，上卷包括开场共34出，中卷36出，下卷34出，共104出。正文前有朱万曙先生自己写的整理说明，郑之珍的自序，附录包括叶宗春的《叙〈劝善记〉》、陈昭祥《〈劝善记〉序》、胡天禄《〈劝善记〉跋》和朱万曙《〈祁门清溪郑氏家乘〉所见郑之珍生平资料》。该书已由黄山书社于2005年出版，这在目连戏研究领域，是一件大事。朱先生的点校本中，对以前未标明的曲子【前腔】和【前腔换头】做了标记，将原文中的异体字、俗体字做了统一处理，这为研究目连戏和《劝善戏文》提供了方便。

　　除此之外，清代的本子会还有会文堂刻本，种福堂刻本，裕德堂刻本，光绪二十年（1894）上海书局石印本（4卷）。民国的本子有：1912年上海燮记书庄石印本（4卷），民初维新书局木刻本。1919年之后的本子有：1919年上海马启新书局石印本（4卷），1954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影印万历高石山房刻本等。（注：清代各种翻刻本多以富春堂本为底本。）

　　在内容上，郑之珍《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搜集前代的目连故事，有选择地连缀成整本，形成了以刘氏开荤堕地狱，目连求佛，目连地狱寻母、救母为主线，以目连、目连父母和益利为主要人物，穿插其他小故事在内的一个大框架。全本104出，现将出目抄录如下：

　　上  卷

　　开　　场　元旦上寿

　　斋僧斋道　刘氏斋尼

　　博施济众　三官奏事

　　阎罗接旨　城隍挂号

　　观音生日新增科科

　　化强从善　花园烧香

　　傅相嘱子　修斋荐父

　　傅相升天　尼姑下山

　　和尚下山　劝姐开荤

　　遣子经商　拐子相邀

　　行路施金　遣买牺牲

　　雷公电母　社令插旗

　　刘氏开荤　肉馒斋僧

　　议逐僧道　李公劝善

　　招财买货　观音劝善

　　插　　科　罗卜回家

　　观音救苦　刘氏忆子

　　母子团圆

　　中　卷

　　开　　场　寿母劝善

　　十友行路　观音度厄

　　匠人争席　刘氏自叹

　　斋僧济贫　十友见佛

　　司命议事　阎罗接旨

　　公作行路　花园捉魂

　　请医救母　城隍起解

　　刘氏回煞　过金钱山

　　罗卜描容　才女试节

　　过油滑山　县官起马

　　罗卜辞官　过望乡台

　　议婚辞婚　主仆分别

　　遣将擒猿　白猿开路

　　挑经挑母　过奈何桥

　　过黑松林　观音戏目连

　　过升天门　善人升天

　　过寒冰池　过火焰山

　　过烂沙河新补化身

　　擒沙和尚　见佛团圆

　　下　卷

　　开　　场　师友讲道

　　曹府元宵　主婢相逢

　　目连坐禅　一殿寻母

　　二殿寻母　曹氏清明

　　公子回家　见女讬媒

　　三殿寻母三大苦

　　求婚逼嫁　曹氏剪发

　　四殿寻母　曹氏逃难

　　五殿寻母　二度见佛

　　曹氏到庵　曹公见女

　　六殿寻母　傅相救妻

　　七殿见佛　曹氏却餽

　　目连挂灯　八殿寻母

　　十殿寻母　益利见驴

　　目连寻犬　打猎见犬

　　犬入庵门　目连到家

　　曹氏赴会　十友赴会

　　盂兰大会

　　正如庄一拂先生在《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中所说，郑之珍的《劝善记》每卷独立成戏，三卷联合成一本大戏。从目次中我们可以看到，郑本的目连故事大致是这样的：上卷写傅相虔诚奉佛，博施济贫，因而感动上苍，得善报而升天界。然其妻刘氏在弟弟刘贾的蛊惑劝诱下，肉馒斋僧，逐僧逐道。中卷写因刘氏不信佛教，杀牲开荤，毁僧骂道，因而激怒鬼神，得恶报而下地狱。下卷写傅罗卜（目连）为将母亲拯救出狱，西行见佛，后在佛的帮助下超度母升天。主线贯穿始终，主要人物始终出场，形成了一本一百零四出的大戏。

　　三、郑之珍的贡献和《劝善戏文》出现的意义

　　前面已经说过，在郑本之前，目连戏一直处于零散阶段，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和框架结构，郑之珍完成了这个任务。他集中、整理了在他之前的目连故事，削去“目连前传”的部分，删去与故事情节主线相去甚远的内容，在以“劝善”这一主旨的规范下，“设置了傅家向佛刘氏开荤堕地狱——目连西行求佛——目连地狱寻母救母的基本情节框架，将以往的各种目连故事串缀其中，前后照应，汇为一部以‘救母’为主干情节的戏曲，说它集明中叶以前目连故事大成，并非过情之誉。”

　　朱恒夫先生在《目连戏研究》中将郑之珍在改编旧本中所做的工作做了一个归纳：

　　1.删繁就简，删长就短。目连戏在南戏阶段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台本和各种声腔，被带到许多地方，其繁杂程度可想而知，在每一地，都加入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审美趋向，并且其中还有许多小戏，郑本削去“目连前传”，精减为100出。

　　2.目连故事线索清晰。全剧分上、中、下三卷，以目连、目连父母和仆人益利等为戏剧的主要人物，始终登场。一根主线，贯穿始终，条理分明，旁枝杂蔓甚少。

　　3.在思想上，它形象地反映了明代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状况，同时肯定了三教的教义，指出它们都是劝人为善，并让儒道二教的思想体现在佛教徒身上，让佛道二教的神权系统既各自独立，又互相结合，不使它们有一点龃龉，它又让佛道二教的神祗共同奖惩善恶之人。三教合流在现实生活中虽早已有之，但在戏剧系统中系统地表现出来，还是第一次，这不但使该戏有了新意，还能赢得众多的宗教信仰不同的观众。

　　4.曲白语言雅致简洁。对照它本，郑本曲白显得既富有文采又通俗流畅，改变了它本鄙俚不文和不简洁的毛病。

　　5.在音乐上，郑本既根据剧情遣用曲牌，又保留了原本中已有的七言说唱词和民歌、莲花落、佛曲、道赚，可谓丰富多彩。因郑之珍工于填词作曲，这就改变了它本目连戏音乐粗糙的状况。

　　而朱万曙先生在整理校点《劝善戏文》时将郑之珍的贡献归结为：

　　第一，将明中叶以前长久流传的目连故事集中起来，形成了一部有完整情节的戏曲作品。在具体的情节设置上，朱先生归纳为两点：首先，郑之珍根据敦煌变文中目连家庭的叙述，扩充了目连全家尊佛的内容。其次，将明中叶前西行求佛的故事情节揉进“救母”情节之中。完成了这两方面的情节的扩充，形成了以时间为经，可以容纳多种零散故事的大框架，同时也将各种已经形成和流传的故事和民间长期积累的歌舞片段及特殊的表演形式汇入其中，目连故事成了一个跨越阳、冥、天三界，人物众多，场景多变的整体系统。

　　第二，对长期流传的目连故事进行改造，强化了儒家文化精神。关于这一点，朱恒夫先生也提到了。郑之珍按照儒家文化传统旨归，改造目连故事，突出了传统儒家所倡导的“忠孝节义”等伦理观念。在郑本中，加入了曹赛英与傅罗卜婚姻部分，这在之前的目连故事中不见。这条线索的加入，意在弘扬儒家“节烈”观。

　　第三，进行了文学润饰，使作品拥有了民间与文人戏曲的双重品格。这主要体现在：首先，在内容结构上，郑之珍确立了“劝善”为主旨，“救母”为情节核心，设置了三卷结构框架，加入曹赛英一线，这些是“文人笔法”，在剧中保留《哑背疯》、《双下山》等则带有浓郁的民间文化风味和世俗文化品格，这就使得戏文呈现出雅俗并陈、文人笔法与民间鄙俗风格杂糅的面貌。其次，在戏文体式上，一方面采用曲牌格律规范曲词，另一方面，又穿插民间无宫调曲牌的唱段。再次，语言俗中有雅。

　　两位先生对郑之珍贡献的归纳整理，高屋建瓴，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郑之珍在目连戏的发展过程中集大成者的地位，作为第一个目连戏剧本的文人整理者，他的确做到了著书立说以留名千古，其成就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做官为宦的文人们，郑本更是有着里程碑的意义。郑本出现的意义，简言之：现在能见到的最古老的目连戏剧本，民间目连戏演出的范本，后世曲作家模仿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