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期，并没有专门的昆曲史著，大多都是在中国戏曲史的著作中提剑了昆曲，辟专章论述昆曲的现状或发展历程。吴梅《中国戏曲概论》共三卷，其中涉及到昆曲史。日本学者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成书于1930年，重点描述了明清戏曲发展史，其中也有昆曲史的有关内容。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于1932年初版，全书分为古代文学、中世文学、近代文学三卷，在近代文学这卷中的部分章节，作者大致描述了昆曲从发生、发展到兴盛的过程。卢前《中国戏剧概论》，世界书局子1934年出版，其中第8章、第12章涉及到昆曲。徐慕云《中国戏剧史》，世界书局于1938年出版。全书共有5卷，其中有两章专论昆曲。这些论著都有对昆曲史的梳理，但都是在对中国戏曲史的研究中去论述。总体来看，昆曲史的梳理还较为简单。此时期还没有专门研究昆曲历史的著作出现。

　　与20世纪50、60年代最大的不同是，80年代的昆曲论著理论性色彩加强，开始将昆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去研究，研究领域扩大，昆曲研究逐渐体系化、立体化。80年代昆曲学术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一系列昆曲史著的撰写，这是此时期昆曲研究的显著特点之一。

　　80年代的昆曲史的第一部著作是陆萼庭著述，赵景深审阅校订《昆剧演出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出版），成书于1960年，出版于1980年。主要是从演出的视角来考述昆曲发展的线索和历程，着重介绍并肯定了艺人的功绩。

　　顾笃璜史论专著《昆剧史补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之所以书名“补论”，作者解释为“本书不是系统全面的昆剧史论，只是对我所读到的前人著作作一点补充罢了”。全书分为四大部分：昆腔·魏良辅、昆剧勃兴时期的时事新剧；乾嘉以来苏州昆剧之盛衰、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昆剧的发展前途。另有附录三篇：乾隆以来昆剧上演剧目的状况、清末民初苏州昆剧演员简介；昆剧班社组织、班规、演出方式及其它。此书是作者50、60年代的一些学习笔记，书中有据昆曲老艺人（曾长生）口述记录的有关苏州昆曲的资料，也有作者对昆曲历史及其发展前途的认识。

　　80年代，另一部昆曲史著就是胡忌、刘致中撰著的《昆剧发展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系《中国戏曲剧种史丛书》之一。此书时间跨度较大，18世纪末开始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勾画出近二百年来昆曲发展的大致轮廓，全面描绘昆曲这一剧种的产生、兴起、繁盛、消衰、没落以及在建国后新生的历史，探求了昆曲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其组织结构、演出形态、文学剧本、导演、表演、音乐舞蹈、美术等方面的成就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从这一角度说，该书开辟了“当代昆曲史”研究的先河。卷首有赵景深序，卷末附《昆剧发展年表》。全书共八章。第一章《昆剧的产生》、第二章《昆剧的兴起》，重点介绍魏良辅和苏州地区的昆曲活动，以及昆曲名著《浣纱记》、《鸣凤记》和《牡丹亭》等。第三、第四章叙述昆曲的繁盛期，从明末的社会状况和剧坛开始，直至清康熙中期约六十年的光辉年月，翔实揭示其间戏班组织、剧作与演出以及戏曲理论各方面的面貌，是全书的主要部分。第五章为《昆剧创作的由盛而衰和演出的繁盛》，着重剖折《长生殿》和《桃花扇》两部名作后昆曲创作走向衰落，而演出继续受到群众欢迎的这一实质性问题。此章以表演艺术的特点作小结，说明昆曲整体的消衰是以创作的没落为前因。第六、七、八章依次为《昆剧的消衰》、《昆剧的没落》和《昆剧的新生》。

　　《昆剧发展史》在论述昆曲发展的每一阶段，首先阐述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对昆曲艺术的影响，不仅对昆曲的创作按照历史发展顺序作以梳理，而且深入昆曲多种领域进行探讨，如音乐方面探讨了昆曲的清唱、曲唱：戏班方面探讨了家庭戏班、职业戏班与宫廷戏班：流派方面探讨了浙昆、徽昆、赣昆、湘昆、川昆、北昆的流播和特色；演出地域上描述了大江南北的演出盛况。正如戏剧史专家赵景深先生在序言中说：“这部著作内容丰富，条理分明，无论在观点或材料方面，每有出新之处；有许多论点，无疑可称为一家之言。”这是赵景深对此书作的评价。这本书出版后，在戏曲界评价很高，不少学者也经常在论文中引用此书。

　　80年代的三部昆曲论著的研究涉及昆曲源流、演出、剧目、剧场等许多方面，昆曲基本的历史面貌和线索得到大致描绘和勾勒。除过史著之外，还有一些文章也论述了昆曲的发展史。

　　张秀莲编写《昆曲发展简史》共有三讲，分别发表在《戏曲艺术》1979年第1期、1980年第1期和1980年第3期。作者从昆腔戏的形成时期开始谈起，分别阐述了昆腔戏在明代、清代、辛亥革命时期及解放后的发展和演变，以作家、作品或是艺人为纲展开论述。在第三讲中，作者专用一章详细论述了昆曲对其他剧种的影响，并且指出了在昆曲日趋衰落的情况下，“昆曲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生存，并逐渐成为各地方戏曲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表现为两种方式。一种方式仍是独立的昆班，在当地开花，逐渐成为昆曲的一个支脉。如永嘉昆曲”。“昆曲的另一种发展方式，是与地方剧种同台演出，逐渐成为地方剧种的一个构成部分”，具体表现为“整出戏在其他剧种中保留演出”或是“地方剧种及京剧吸收了昆曲曲牌、表演、唱工等”。这一观点对后来之学者影响较深。在结语中，作者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及现实主义的方式去品评昆山腔发展历史所得到的教益，颇具时代特点。其它文章如余从《昆山腔的产生和兴盛》（《戏曲研究》第2辑，1980年）、蔡敦勇《昆曲发展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群众论丛》1980年第3期）、胡忌《昆曲溯源》收于《中国古典小说戏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沈祖安《竞争生存发展——昆曲七百年兴衰史》（《浙江戏曲志资料汇编》第3辑，1985年）、蒋星煜《昆山腔发展历史的再探索》收于《中国戏曲史钩沉》（中洲书画社1982年）、蒋星煜《昆腔发展史索隐》收于《中国戏曲史索隐》（齐鲁书社，1988年）等，也从不同的角度梳理了昆曲发展史的某方面。

　　80年代的昆曲史著研究成果屡见不鲜，其中《昆剧演出史稿》是最早也是第一部昆曲史著作，从这点意义上来看，这部著作是具有开创性的。同时，这部著作在研究思想上所具备的关注民间和重视“活态“传承及其对于戏曲史的文学性研究的超越，为昆曲研究在新视野的开拓和新思想的挖掘上具有启示和推动作用。鉴于这部著作的重大意义，本论文在此着重论述。

　　陆萼庭（1924—2003年），戏曲史专家、中国戏曲学会理事、中国昆剧研究会理事、上海市古典文学研究会理事。原籍浙江镇海，生于上海。194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师从王佩诤、赵景深等研读戏曲史。建国后历任北新书局、四联出版社编辑，上海文化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戏剧编辑。后于上海教育出版社工作，1979年任编审，担任《中国戏曲精编·昆剧卷》特约编审。戏曲史著作还有《清代戏曲家丛考》等。

　　陆萼庭的《昆剧演出史稿》是第一部从昆曲演出角度研究昆曲史的专著，也是第一部昆曲史著。该书于1960年完成初稿，1963年再作修改。文革后，经过一番修补，终于在1980年出版。作者从演出的视角来考述昆曲发展的线索和历程，着重介绍并肯定了艺人的功绩。《昆剧演出史稿》在昆曲发展史中之所以具有重要地位，不仅仅因为这是第一部昆曲专门史，更重要在于其研究角度、切入方法、戏曲观念等研究范式的改变和更新，这些都是具有学术前瞻性和引领性的，在昆曲史著的研究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第一，打破戏曲研究侧重文学性的传统，以“演出性”为纲。

　　20世纪上半期，戏曲研究的主流范式是剧本文学式的研究。王国维开创的戏曲研究框架与基本范式，主要是将戏曲视作与唐诗、宋词同样的文学体裁，着重开掘戏曲的文学价值，这对后人介入戏曲研究具有一定的思维与研究导向的。文学是戏曲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全部，正如周贻白先生所说：“戏剧这一艺术部门，决不是单论文章，或者考订故事，就可以包举其全体的。专论文章，可以成为剧本文学史的研究，却不等于戏剧史的研究。同时，要谈剧本文学，最好是联系舞台表演来谈，才不致成为谈文而非谈剧。”具有丰富舞台实践的欧阳予倩先生认为：“以前研究戏曲史的几乎都只注重文字资料，很少注意演出，所以就不够全面。他们多半是关起门来翻书本，很少联系着各剧种的表演和音乐来进行研究；尤其难于结合演出，结合观众，获得比较准确的结论。”看来，若以纯文学的眼光审视、研究戏曲，必然有失偏颇。20世纪上半期，也有学者撰写戏曲史，不单是从戏曲文学的角度，而是将戏曲舞台与剧本相结合，如周贻白《中国剧场史》、徐慕云《中国戏剧史》等。但从当时整体研究状况来看，整个戏曲学科仍需要完善。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戏曲演出、创作、研究高度重视，对戏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当时学术研究还是受到一定的政治性、思想性的干预，研究有禁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主要还是文献资料著述。在这样氛围下，研究缺少学术独立自由的前提，在研究方法和视野开拓上没有太大空间。《昆剧演出史稿》的初稿完成于1960年，突出昆曲“演出”的历史，将昆曲的演出性视为评定昆曲发展阶段的标准，用丰富的资料勾勒出昆曲产生以来家庭戏班的厅堂演出与民间班社的广场演出这两种形式构成的整个昆曲演变和发展的过程。基于此，将明代嘉靖中期魏良辅成功改革昆腔之后，视作昆曲的萌芽期；将明代隆庆、万历两朝视作昆曲的迅猛发展期；将明代天启元年到清代康熙末年，视作昆曲的成熟期；将清代乾、嘉之际，视作昆曲折子戏演出的高峰期，并认为“目前看到的昆剧，实应归属于近代昆剧的范畴……近代昆剧的艺术特色，绝大部分是继承乾嘉时期的”。这种研究的角度打破了以往戏曲史是戏曲文学史的传统，突出昆曲的“演出性”。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政治文化环境的宽松和戏曲研究工作的深入展开，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才出现变化和更新，逐渐认识到文学式的研究对于戏曲研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进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饱和、停滞。80年代的戏曲研究普遍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可见，在50年代或者更早（此书初稿完成于1960年）作者就注意到了戏曲研究的文学平面化问题。将此书置于当时整个戏曲学术背景看，无疑是具有学术前瞻性和引领性的。

　　第二，以民间视角切入，重视昆曲“活态”研究。

　　昆曲历史的书写不再是简单的明清传奇剧目的介绍，或是明清传奇的发展历程，而是把昆曲当作一个声腔剧种，从演出视角切入书写昆曲史，从明代嘉靖中期魏良辅改革昆腔一直到清末民初，展现了昆曲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从萌芽、发展、成熟、高峰到衰落的过程。

　　这里的昆曲“活态”研究指的是剧曲和清曲的研究、民间班社和家乐家班的研究。

　　作者认为，昆曲实际包含两方面内容——剧曲和清曲。剧曲是“剧坛”上的艺术，清曲是“曲坛”上的艺术。剧曲是以昆腔来演唱，重扮演，重舞台表现：清曲则不需上台搬演，一般是坐唱。由此看来，舞台上演唱的昆曲，如果不是彩唱，是否就是清曲的范围呢？作者认为，剧曲和清曲其实是各有其理论体系和实践的，各有其独立的发展脉络。

　　《昆剧演出史稿》通过开篇对昆山腔、昆曲、昆剧等概念以及昆曲形成过程的叙述，引出了“剧曲”的概念。在作者看来，昆曲在演出实践中，通过不断加工丰富，久而久之出现了与“清曲”相对的“剧曲”的派系。二者明显的区别是唱腔风格不同，“清曲以曲子为单位，研究音韵唱法，流弊往往为唱曲而唱曲；剧曲则以剧本为单位，必须照顾演出的全面性，唱工不能代替演出，而应忠实地为演出服务”。但是，演唱风格只是剧曲和清曲表面上的区别，并不是本质上的区别。之所以如此推崇魏良辅，其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清曲地位的上升，而清曲地位上升的直接原因就是士大夫阶层推崇清曲，他们本身就演唱清曲。“昆腔自隆、万以后受到上层社会的狂热推崇，本来是民间歌曲家形象的魏良辅被推上曲坛祖师的宝座，越来越神话了。清曲的社会地位直线上升，在唱法上也平添出许多清规戒律……在封建社会里，清曲成为雅乐，成为一般士大夫地主富商们的玩意儿。剧曲则是俗乐，是卑贱的伶工们演唱的。”看来，正是清曲家的特殊身份，给清曲笼罩上了神秘的色彩。当时，昆曲艺人也向清曲家虚心讨教，但对清曲家的传授，并不是完全照搬，而是结合自己的体会及演出需要来变化运用。剧曲和清曲的提出，也是作者为了申明在昆曲发展史上，昆曲不同于其它戏曲剧种之处，那就是“剧”和“曲”的分离，二者各有其发展脉络和理论体系。对剧曲和清曲的分析，也是作者全面考察昆曲的结果，并不以士大夫的清曲来概括昆曲，而对剧曲或者说“场上之曲”的关注，反映了作者重视“场上活态”之研究，并将其纳入到昆曲研究中，是对过去平面式的文学研究一次重大突破。对剧曲和清曲的研究，自然牵入进了场上表演的问题。一般的古代戏曲史著，对昆曲本身注重其文本分析，即便提到演出情况，也是上层社会士大夫阶层的厅堂演出。士大夫阶层一般都有家乐戏班，在作者看来，家乐家班并不是昆曲演出的主要方式，它只是供少数人观看，那种“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民间班社的广场（包括剧场）演出方式”才是主流。如此，从昆曲艺术演变形成的整体来看，两种演出方式是民间班社和家乐家班，“昆剧正是通过这两种演出方式的盛衰消长而发展起来的”。

　　近代昆曲演出史也提到，昆曲有坐城班、江湖班等。坐城班是以士大夫阶层为“知音”，而江湖班则是经常跑江湖卖艺，曾与绍兴武班合作，演戏“四文六武”，面对的观众是一般乡民。清末著名的“苏州四大老昆班”，曾在嘉湖及苏南一带的农村、码头卖艺。而清代的北方昆弋班，基本都是在河北农村的戏班，具有草台演出的特点。入乡随俗，根据当地村民的喜好、审美要求来演出，昆曲剧目要通俗易懂，要热闹；演唱也不能太细腻，要适当粗犷一些。如果按照家乐厅堂昆曲演出来看，这些都是“不入流”的，难以登大雅之堂，不合乎昆曲的标准。但是，从演出的范围、艺人数量来看，昆曲的江湖班都远远超出家乐家班。

　　书中对昆曲历史上许多问题也提出了新的看法。比如对清朝康熙末叶以迄乾隆、嘉庆之际那段时期的昆曲应该怎样评价的问题。一般认为，这一时期为“昆剧的余势时代”，这一说法几已成为公论。作者认为昆曲的盛衰需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作者从演出上讨论全本戏的演化和折子戏的崛起，认为“至乾嘉之际，昆剧折子戏的演出代替了全本戏而形成风气，表演艺术出现了新的高峰”。昆曲严密的表演体系实际是在近世才确立的，即乾嘉时期开启了“近代昆剧”的范畴，“现存的昆剧表演艺术遗产，是近代昆剧的产物，它原本是发展的东西”。

　　作者认为，探讨昆曲的发展，如果过于着重谈剧作、剧作家，而忽视演出活动的特点，得到的结论必定是带有一定的片面性的。比如，看待全本戏衰落、折子戏兴起这一事件。折子戏是“舞台艺术演变的自然结果，并非认为地从全本戏中摘选出来……折子戏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渐完善，舞台化的特点分外鲜明，终于取得了独立性”。折子戏恰是昆曲发展的高潮期，折子戏并不是简单地从全本戏中拿出某折来言，而是昆曲史中发展变化的产物。折子戏的可贵处，在于通过长期的演出实践一再加工提高，甚至是一种新创作，这一变化对于昆曲艺术有着重大影响和意义。如果从剧作创作的文学角度审视昆曲，全本戏的衰落说明了剧作创作减少。那么，必然会认为这是昆曲的“余势”；可是，若以民间班社演出的特点审视折子戏的形成，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折子戏从全本戏中独立出来，不是简单地析出，而是经过了“试新、酝酿、变化，渐趋成熟”，上演的折子戏与剧作中的哪一出也不尽相同，而是要适应舞台演出、观众审美方式、剧场气氛等。

　　作者不囿于文本资料，以独立的学术眼光，于20世纪60年代就能把民间纳入到研究范围中，在当时的研究氛围和社会环境下实属难得。在中国戏曲史中，对民间的认识不够也是戏曲史研究的一个缺失。民间戏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民众间广泛流传。有学者也提出了应站在民间立场，将民间戏剧的发展纳入到戏曲史中，戏曲史不应只观照文人戏剧史或官方戏剧，应建立新的戏剧评价话语体系和新史学观。

　　从昆曲的发展来看，一般都认为上层社会的家乐家班的演出是正宗的昆曲，而对民间草台班社则比较排斥，这其实是观念问题。反映的问题是以文人立场化去看待问题，站在文人角度去审视昆曲，这其实是不全面的。昆曲在被士大夫接受后，进一步雅化、精致化，演出在红氍毹之上，供人把玩欣赏。但是在真正的演出实践中或者说演出主流，却是在民间的演出。此著作成书于1960年，当时戏曲研究趋势还是相对比较保守的，而作者在当时就能从民间的角度切入，提出回归民间、重新认识民间，审视昆曲主流演出方式，大胆提出一些观点和结论，可见作者所具备的深厚的理论素养和独特的学术眼光。

　　20世纪80、90年代，在戏曲研究方面运用的文献学方法，也运用在昆曲研究方面，昆曲史料、文献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一时期编纂的昆曲史料有：江苏省文化厅剧目工作室编《兰花集萃》（内部刊印，1984年）、朱建明辑选《〈申报〉昆剧资料选编》（上海昆剧志编辑部内部刊印，1992年）。

　　《兰花集萃》是1981年11月在苏州举行的昆剧传习所成立六十周年纪念活动的资料专集，基本上辑录了纪念活动的文件、讲话，选录了通讯报道和专题论文，以及具有历史价值的文字资料和摄影图片。图片方面除剧照外，又有昆剧传习所创办人和学员学戏演戏的资料摄影。文字方面有陈沂、俞振飞、黄源、张庚等的讲话和文章。书后又汇辑了1982年5月在苏州举行两省一市昆曲会演的资料，对昆曲艺术“抢救、继承、改革、发展”的八字方针的探讨具有指导意义。

　　《〈申报〉昆剧资料选编》，由朱建明选编，陆汉文、倪百贤校订。《申报》创刊于清同治11年（1872年），至1949年5月停刊，共计78年。《申报》被称为是“近代史上的百科全书”、“重要的历史文献”，在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申报》发表了大量的昆曲活动消息及有关评论，为研究上海及南方昆曲历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编者从中选录了具有参考价值的各类昆曲文章近300篇，包括通讯、特写、传记、评论、动态等。先载目录索引，后载原文。其中有大章班、大雅班、全福班及”传”字辈艺人的传记和演出剧目介绍，有上海业余曲社和曲友在上海活动的报道，还有北方昆弋名家和甬昆来沪献艺的报道，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中还酌量选编对当今昆曲创作及演唱具有指导和借鉴作用的昆曲音律研究资料。所收文章均注明当天报纸的版页、缩影本册数及页码。从《申报》中所选文章为研究上海的南方昆曲及其演员、曲社、曲友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记录。

　　《幽情逸韵落人间——纪念昆剧传习所成立七十周年》，金毅主编，昆剧传习所成立七十周年纪念会组委会编印，1992年出版。1992年4月，文化部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等单位联合昆山市举行昆剧传习所成立七十周年纪念会，本书即为纪念活动及理论研讨会的资料、专题发言及论文专集。纪念会的活动宗旨为：“总结历史，继承传统，面对现实，计画未来”，所收文字亦均系围绕此宗旨而作。就各文论述重点而言，可分为四方面：对昆曲艺术的探讨、研究；怀念、回忆昆曲前辈及“传”字辈艺术家；昆曲艺术的发展问题；有关业余昆曲曲社及“堂名”在当今状况及作用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