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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音鉴古录》的导演与演员(五)
李慧

  今天我们常提及的戏曲穿关多指京剧而言。昆剧穿戴资料当首推曾长生口述的《昆剧穿戴》,它记录了全福班、昆剧传习所常演剧目454折的穿戴,包括发饰、盔帽、髯口、服饰、靴鞋,以及所用砌末。由于全福班、昆剧传习所主要活动于清末民初,这份穿戴资料倍受珍视。《审音鉴古录》本中的按语,有许多关于演员穿戴之提示,如拿其与《昆剧穿戴》对照,二书则能相互印证。本文首先摘录《审音鉴古录》中所有的穿戴按语,并按行当分类,发现这些穿戴按语极为珍贵:同一个人物在同一剧不同出目中穿戴会有变化,同一行当在不同剧中穿戴也不一样,同一行当同一人物的穿戴总是随外在剧情与内在的情绪变化而变化,内外交融为一体。

  1.小旦

  《审》中记录的小旦穿戴主要有《琵琶记》中牛小姐;《荆钗记》中钱玉莲;《红梨记》中谢素秋;《牡丹亭》中杜丽娘:《儿孙福》中徐贞;《南西厢》中莺莺;《铁冠图》中费贞娥等。她们在性别、年龄、行当上是相同的,各人物的身份略有差异,如大家闺秀的牛小姐,小家碧玉之钱玉莲,又有堕入风尘的谢素秋,以及普通女性徐贞等,那么《审音鉴古录》中的导演提示是如何在穿戴上表现小旦这一行当的不同身份呢?

  《琵琶记》中牛小姐,作为牛丞相之女,按语有提示:眉批(小旦)幽闲窈窕,丰韵自生,依此而演,戴鬏古扮,莫换时妆。(《规奴》页31);小旦披风上。(《赏荷》页85,《贤遘》页119)按:披风,立领,对襟,衣身长及踝,领部打裥收小,穿时以领部短带系结,领部以下散开无纽扣,故上部小、下部大,形状如钟,多用于角色行路和夜行之时披用,以御风雪寒冷。这里牛小姐所着披风,应为“帔风”,即达官贵人或夫人所穿之服。

  《荆钗记》中钱玉莲,父亲仅为一贡元,在未出嫁前,“小旦穿月白绫袄,绣素云肩,白绫裙上”(《绣房》页241);而在即要出嫁时“小旦穿元色袄,绸裙,苦难状上”。(《别祠》页255)按:袄,紧身短袄,大襟,立领,窄袖,下配同色绣花裙(裤),小家碧玉及丫环用。穿袄子也可以穿与袄配套的绣花袄裙,为常礼服。云肩,立领对襟,围脖一圈,大仅盖肩、胸,绣花,周围有穗,加穿于上衣外。旦角穿蟒或宫装、女靠时,必加云肩。《阅世篇》载:“内装饰向有三等,大者裁白绫为云样,披及两肩,胸背刺绣花鸟,缀以金珠、宝石、钟铃、令行动有声,曰‘宫装’。次者曰‘云肩’,小者曰‘阁埗’,其绣纹缀饰则同。近来宫装唯礼服用之,居常但用阁埗,而样式亦异,或剪彩为金莲花,结线为璎珞样,扣于领,而倒覆于肩,任意装之,尤觉轻便。”

  《红梨记》中谢素秋,沦为妓女时穿戴为:小旦绉纱兜头,元色袄打腰裙上。(《草地》页361)“兜头,元色袄打腰裙”系逃难时便于行动的简单装束。逃至钱家后则稍有变化:小旦元色袄,用白绉帕包书藏袖内上。《问情》页373)小旦绉纱兜头,元色袄,月白绫背褡绿富条上。(《窥醉》页389)由于尚未明了赵汝州对自己的情意,情绪比较低落,故用“元色”、“月白绫”等素装烘托情绪,及至与赵汝州相会时则为官宦小姐的打扮:小旦插凤绣袄或绣披袖扇,欢容艳妆,轻移敛袂上(续选《亭会》页28)。

  《儿孙福》中徐贞为一普通劳动女性,其穿戴为:小旦带包巾,穿布海青上。《报喜》页401)

  《牡丹亭》中杜丽娘穿戴为:小旦绣袄插凤上。(《学堂》页534)小旦插凤绣袄,袖中暗带细扇上。(《寻梦》页571)小旦红袄云肩插凤,兜头,白绫裙打腰贴扶上。(《离魂》页585)迨及最后《圆驾》一出,(小旦)凤冠霞帔,执笏上。(续选《圆驾》页79)按:凤冠霞帔,为明代命妇的服饰,霞帔,对襟,无补子。《明史·舆服志》载:洪武四年,奏定,命妇以山松特髻、假鬓花钿、真红大袖衣、珠翠蹙金霞帔为朝服。昆剧早期行头有此服饰,到清代已加补子。

  《西厢记》中的莺莺,父孝在身,穿关为:小旦云肩素袄,不用插凤执扇。(《游殿》页627)迨及与张生成亲旋又分别,则“小旦亦服绣袄,系宫绦,兜头插凤”,然而“不可艳妆以重离情,关目时扮虽娱人目,与文义不合。此吊场,万不可撤,好与《入梦》作引。”(续选《伤离》页5)。按:兜头,红绸制,四方形,周边加排须,新娘兜头用。

  《铁冠图》中费贞娥则是:小旦穿红蟒带,凤冠暗藏,匕首饮恨娇娃式上。(续选《刺虎》页133)

  从上述可知,虽为小旦,在穿戴上各有千秋,即便是穿袄也各有差异。如钱玉莲穿的是白绫袄,而素秋则穿元色袄,杜丽娘穿绣袄、红袄,莺莺穿素袄,通过颜色上的差异来表现人物的身份地位、特定情境与内在气质性情之差异。

  2.旦

  《审音鉴古录》中旦角有《琵琶记》中赵五娘;《荆钗记》中钱载和夫人贺氏;《红梨记》中钱济之夫人;《儿孙福》中徐利;《铁冠图》中周遇吉之妻。

  《琵琶记》中,赵五娘在与赴考的丈夫分别时,“正旦黑袖袄上”,另眉批“赵氏五娘,正媚芳年,娇羞含忍,莫犯妖艳态度”。(《嘱别》页39)一身黑袖袄,与前述小旦着袄迥异,为一普通已婚妇女打扮。丈夫走后,赵五娘侍奉姑嫜时穿戴则为“正旦青布衫打腰兜头上”,(《嗟儿》页209)用“打腰兜头”体现其操持家务之辛劳。在家思夫时,为“正旦兜头,元袄宫绦上”,(《镜叹》页183)上京寻夫时的穿戴为:正旦道姑打扮,手执拂尘,背包裹上。另眉批:莫作道姑样式,还须赵氏行为。(《贤遘》页120)也就是说“道姑”之打扮只是赵五娘上京寻夫的权宜之计,而内在的精神气质还是赵氏。这一点和下文五娘与牛小姐相遇时,牛氏一面唱一面“作上下细看介”,(眉批:牛氏口中描出五娘仪表)相一致。由此可知,《审音鉴古录》中人物的穿戴是通过精心考量,根据人物在不同的情境而安排的。

  钱载和夫人为朝廷命妇,装扮为“正旦戴大凤冠着补服上”。(《荆钗记·舟中》页331)钱济之夫人,则为“正旦披风带扇。通作掮扇上,固轻,亦宜偏袖上。此夫人不过三十已内年纪,未可太苍作”。(《红梨记·问情》页372)同为命妇,因出现于不同的场合穿戴不一,钱夫人受钱载和之命设席邀王十朋母亲,为婆媳相逢设方便,故“戴大凤冠,着补服”较为正式;而钱济之夫人在家,故着披风,为一般贵夫人的常服。按:补服,即为官衣,原为明代官员的公服;圆领,身后左右有摆,形状与蟒同,但不绣花,仅胸前背后各有绣花“补子”两块;女官衣较男官衣为短,后摆不开,穿时腰系丝绦或软带。

  《儿孙福》中徐利“正旦戴纱帽,穿红圆领上”(《宴会》页415)。徐利为光禄夫人,因此戴纱帽。纱帽,以乌纱为面,故又称乌纱帽、硬胎。古代文职官员所用官帽,黑色,前低后高,两边插翅。周遇吉之妻“正旦石青袄接引唱上”(《铁冠图·别母》页761),着“石青袄”显示其普通女性身份。

  3.老旦

  《审音鉴古录》中老旦一角有《荆钗记》中王十朋母亲,《红梨记》中花婆,《儿孙福》中徐母,《牡丹亭》中杜丽娘母亲,《铁冠图》中王承恩、周遇吉母亲。

  王十朋母亲穿扮为“老旦补服上”(《男祭》页309),“老旦凤冠补服上”(《舟中》页331),以“补服”显状元母亲的诰命夫人身份;赴舟会时,则加“凤冠”更为正式。杜丽娘的母亲,“老旦凤冠红蟒,执笏上”(续选《圆驾》页84)此时的杜母已是一品夫人,凤冠红蟒显其高贵身份。

  花婆身份低微,多着布衣或布袄,如“老旦帕兜头,布衣打腰裙背包裹上”(《草地》,页361),“老旦布衣帕打腰在小旦第二句引随上,紧接引唱上”(《问情》,页373),“老旦布衣帕打腰接引上”(《窥醉》页389),“老旦穿布袄,左手携篮,篮内放竹叶,桃花、海棠、杨柳,右手执短竿白上”(续选《卖花》页41),《儿孙福》中徐母为普通百姓,也着穿布袄“老旦穿布袄旧裙,悲容上唱”(《报喜》页401)。

  《铁冠图》中老旦分别扮演太监王承恩与周遇吉母亲。如《借饷》中扮王承恩,“老旦穿蟒佩剑,执拂愁容上”,(《借饷》页747)《守宫》中“老旦穿蟒佩剑上,看天愁容唱”。(《守宫》页787)王承恩作为司礼监主,又值战争时期,故“穿蟒”显示其地位,“佩剑”表示军情紧急;而《别母》中扮周遇吉母亲,“老旦白发,罗帕兜头,携拐杖补服,作九十以外状走上唱”,为一普通老妇人装扮。(《别母》页761)

  4.贴

  《审》中“贴”角主要有:《牡丹亭》中春香;《南西厢》红娘。同为丫环,春香“贴色袄,背褡红汗巾系腰上”,(《学堂》页533)“贴月白袄,紫背褡红汗巾束腰上”,(《离魂》页585)。而红娘则为“贴素袄,元色背褡浅色”,(《游殿》页627)以服饰的色调不同显示其个性。

  5.副

  《审音鉴古录》中提到副脚穿戴较为简略,有《琵琶记》中蔡婆,《荆钗记》中钱玉莲继母,《南西厢》中法聪,《鸣凤记》中赵文华。

  蔡婆的穿戴为“副,白发,棉兜破帕裹头,破细袄打腰裙拄杖上”,(《吃饭》页62)“副,白发,乌兜破帕裹头,破细袄打腰裙,亦拄杖上接唱”,(《嗟儿》页210)两折中装扮基本一致,副在两折中所处的情境没多少变化,以“破”突显生活的拮据与艰难。

  而钱玉莲继母则为“副,帕兜头,拏念珠,强笑先做,慢唱上”,(《上路》页321)由于副在之前亏待过钱玉莲,而今受王十朋之尊敬接其安享晚年,内心既惭愧、悔疚又欢喜愉悦,如此复杂的心只好在拏念珠中得以平静,着“帕兜头”仍为普通女性装扮。

  法聪的穿戴是:“副,穿袖褶,戴和尚帽,系宫绦,戴念珠,执扇上唱。凡花脸上场要未开其口,先贯于相,使观者一见即笑,方为趣极也”(《游殿》页619),用“和尚帽”、“念珠”等装扮象征其出家人身份。

  6.净

  《审音鉴古录》中净脚有:《荆钗记》中宰辅,《铁冠图》中杜勳,《儿孙福》中一道人,《长生殿》中山西客。

  《荆钗记》中宰辅为“净戴相巾,穿龙补紫青花,系玉带,垂印绶,黑满胡,作中年宰辅状上”(《参相》页269);《铁冠图》中杜勳的装扮为“净妆大肚胖体,金监帽,红蟒,执拂幌身上”(《守宫》页789),“净赤摆套翅纱帽,白须连唱上”(《借饷》页747);而《儿孙福》中道人的穿戴为“净穿縀褶,系宫绦,戴缎和尚帽,穿绫袜、僧鞋,不用画须,本髯妥,左臂搭袈裟,右手捏素珠带走,带嘱带指,带叹上白”(《势僧》页436),“净戴小综帽四喜白髯,青布箭衣鞋袜上唱”(《福圆》页455);另《长生殿》中一山西客,“净长棕帽,贩里头,扮山西客”(续选《长生殿·弹词》页108),可见同为净,却依据其文官、武将、道人、商人不同的身份安排不同的穿戴。

  7.小生

  《审》中关于小生的穿戴有:《琵琶记》中蔡伯喈;《荆钗记》中王十朋;《红梨记》中赵汝州;《儿孙福》中徐乾;《长生殿》中唐明皇;《牡丹亭》中柳梦梅;《南西厢》中张生。

  蔡伯喈在赴考前与家人分别,穿戴为“小生青素上”(《嘱别》页39)。考中状元入赘牛府后,多着“纱帽披风”。如“生纱帽披风上”(《赏荷》页83);“小生纱帽披风,不得带扇上”(《盘夫》页107);“小生纱帽青花上”(《书馆》页135)。在牛府思乡时,“小生浅色青花上袖,扇上”(《思乡》页97)。上朝时则为“小生朝帽朝服,扮蔡邕上”(《辞朝》页196)。按:青素,黑色,形状与官衣同,无补子,亦称“素服”,穿束时不束角带,以丝绦束腰。蔡伯喈赴考前为一普通士子,故着青素,而考中状元后,地位骤升,“纱帽披风”、“朝衣朝服”相配。可见,同一人物在同一剧中会随身份的不同而有变化。

  王十朋的穿戴也是如此变化,在赴考前,“小生戴巾,穿青素,系丝绦,内衬元褶上”(《议亲》页227)。而在考中状元后,等候家属到来的装扮为“小生戴纱帽,穿青花束金带上”(《见娘》页289)。祭祀钱玉莲时,则“小生素服角带上”(《男祭》页309)。

  《红梨记》中钱汝州则用巾、褶表文人特征。如“小生戴巾着褶上,通作用扇,谬矣。赏灯王黼白云:就此腊月,预借元宵之句焉,可用扇捏定风流傻样,性耽花柳酸形,与于叔夜不同,唱曲道白口音穿齿,俱宜微硬,不脱青秀气度”(《访素》页349),“小生巾褶执扇上”(续选《亭会》页27)。按:褶子,便服,原系明人日常服装,斜领,大袖,衣长及足。

  《儿孙福》中徐乾“小生带纱帽,插金花,穿红圆领,骑马上”(《宴会》页421)。

  《牡丹亭》中柳梦梅,“小生纱帽圆领执笏上”(续选《圆驾》,页76),“圆领、纱帽”为官员的公服。

  唐明皇穿关为“小生色蟒,唐帽黑,三髯外罩,黄一口钟,黄雨帽,执鞭乘马上”(续选《闻铃》页99),“宫女与生旦卸蟒,除唐帽,换披风,玉蟾冠”(《定情》页479)。按:唐帽,又名堂帽、文堂、皇帽、王帽。帝王所用之盔帽。硬胎,黑色底,上铸金龙,前龙和顶部缀绒球各一,大小珠子数十个。前圆后方,前低后高,脑后有朝天翅一对。耳边各垂一条黄色大穗。三髯,简称“三”。两颊至耳部各有一绺,中间一绺较宽,盖没嘴部。一般为年岁较大的文人、官吏、帝王等所用。

  《西厢记》中张生,“小生宜穿绣褶,系宫绦晋巾,挽带”(续选《伤离》页5)。按:宫绦,又名丝绦,用丝线编织成绳,两端有长穗,有黄、蓝、黑、白等各种颜色,束腰用。

  8.正生

  《审音鉴古录》中正生穿戴批语较少,主要如下:

  《荆钗记》许将仕“正生,长方巾,穿袖褶,本戴苍髯。未免杂剧内插《琵琶》中之戏,即换白三髯可。宜着暇鞋带,贴用扇上白”。(《议亲》页230)按:此批语涉及到一个戏曲表演中重要问题,即人物改扮。古代戏班演员不多,由一个演员扮多个人物的现象甚为普遍,而在折子戏演出中,改扮的频率更高。因此,在此条批语中明确提示,如果在插演《琵琶记》折子戏时,许将仕的穿戴可由苍髯权宜为白三髯。

  《鸣凤记》中杨继盛“生圆领上”。(《写本》页733)。

  《铁冠图》中周遇吉,“正生穿铠甲,佩剑紫巾,黑三髯执枪”。(《别母》,页762)这三位正生,一为普通士人,一为文官,一为武将,故穿戴上差异较大。

  9.老生

  《审音鉴古录》中关于老生的穿戴有:《琵琶记》中张大公:“老生白三髯,长方巾打头,兰绸袭裙打腰,拄杖执帚上。”《扫松》页153)。

  《红梨记》中钱济之:“老生纱帽披风,三髯偏袖上。后上用扇妥。虽为县令,身分不同。”(《问情》页371)。

  《儿孙福》中徐小楼,“老生戴唐巾,穿紫花布褶,系宫绦,带白三髯,捏珠念场,上设佛堂式。”(《势僧》页435)。

  《牡丹亭》中黄门官,“老生纱帽圆领,扮黄门官执笏上。”(《圆驾》页75)

  从上所列,可见虽同为老生,但由于身分地位之差异而穿戴迥异。

  10.外

  《审》中关于外的穿戴较为详尽,有《琵琶记》中蔡公、牛臣相;《荆钗记》中钱玉莲之父;《长生殿》中郭子仪、山西客;《鸣凤记》中夏言。

  《琵琶记》中蔡公,“外白眉璮帽,破花帕裹头,破袖袭裙打腰,拄杖上”(《吃饭》页62);“外破长方巾,旧帕里头破紬袭,旧紬裙打腰,拄杖愁容上”(《嗟儿》页209)。用“破”、“旧”服饰凸显蔡公生存之艰辛。而此剧外所扮牛丞相则为“院子持衣帽笏,引外蟒服上”(《训女》页169),可见,一剧中同一行当扮演不同的人物,会随其身份的不同而穿戴相应变化。这在《长生殿》中也可得到佐证,《长生殿》中郭子仪穿戴为,“外武生,巾镶领袖,缎箭衣,佩剑,扮郭子仪上”(《疑谶》页491),陈元礼则是“外黑髯,系甲帅盔,执枪背旗上”(续选《闻铃》页99),山西客装扮为“外巾服”(续选《弹词》页108)。同为武将,郭子仪、陈元礼并不雷同,可见即使身份地位相似,《审音鉴古录》对他们的穿戴按语也有不同规定。

  11.末

  《审音鉴古录》中关于末的穿戴批语较为简略,主要有《琵琶记》中院子,“末黑短须,罗帽缎,海青扮院子上”(《赏荷》页83);《琵琶记》中黄门官,“末朝帽朝服,扮黄门官执笏上”(《辞朝》页193);《鸣凤记》中鬼魂装扮,“末纱帽圆领,白三髯扮鬼魂,□手上向生哭介”(《写本》736)。从以上简略提示中,我们还是能看到不同身份的人物在穿戴上的差异。

  12.丑

  《审音鉴古录》中丑的穿戴提示随人物身份差异,变化多样,极为丰富,主要有:《琵琶记》蔡伯喈家仆,“丑罗绢打头,青布箭衣束腰,背包执棍上”(《扫松》页154);蔡伯喈家童,“丑副罗帽,缎海青,扮二家童执笏,抱镜掌灯”(《辞朝》页196)。

  《荆钗记》中钱玉莲姑姑,“丑穿元色袄,汗巾系腰,戴硬发,拏扇上唱。似中年再俏,媒脚鞋虽半拦,直路要俏”。(《绣房》页241)

  《红梨记》中谢家平头,“丑扮平头,布海青,小综帽一撮,须作慌式奔上介”。(访素》页352)

  《儿孙福》中报子,“二小军不用执旗,空手引上丑青素带,圆纱帽,骑马上唱”(《报喜》页408);徐亨,“丑带圆翅纱帽插金花,穿红圆领带八字须,骑马得意状上”。(《宴会》,页416)

  《长生殿》中高力士,“丑龙箭衣,龙马褂,素珠,大太监帽,外战略地位青一口钟,青雨帽骑马随上”。(续选《闻铃》页99)

  总之,《审音鉴古录》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相当丰富而详尽的昆剧演员穿戴资料,在昆剧史的研究中无疑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冯沅君曾经根据《孤本元明杂剧》中十五种剧本所附的穿关,归纳元明杂剧妆裹之原则:

  一,番汉有别,如中国兵戴红碗子盔,番兵戴回回帽。

  一,文武有别,如文官的帽子常是幞头,武官则多是盔。

  三,贵贱有别,如青布丁儿甲是卒子穿的,高级将领则穿蟒衣曳撤。

  四,贫富有别,如袄儿是一般妇女穿的,补衲袄是贫穷妇女穿的。

  五,老少有别,如用花箍儿的是少年女子,用眉额的是老妇人。

  六,善恶有别,如奓檐帽是一般重要武人戴的,皮穸檐帽则戴者多是武将,但其性格多滑稽险诈。

  通观《审音鉴古录》中所录人物穿关,这六条原则也基本适用。黎新《论戏曲服装的演变与发展》一文,认为“(装扮)不仅是表明剧中人物的身分、性别和年龄,而且有助于人物性格的刻画。”不仅如此,笔者以为,穿关有时还成为演员身段表演中的一个道具,如在《铁冠图》中,“内呐喊,末带玉蟾冠内穿缎褶,外罩龙披奔出,扑跌左上角,玉蟾冠落地,即撒发慌扒起,又仰跌,就势摔左靴甩落后场,赤左足仰身科。俗摔右足靴,论理落左靴,妙。”(《煤山》页123)演员不仅以“玉蟾冠”、“龙披”表现显贵身份,而且又依赖“玉蟾冠落地”,“撒发”、“摔左靴”、“赤足”来外现其胆碎心惊与慌忙逃窜之状。

  (四)音乐伴奏

  《审》中关于音乐伴奏相对较少,现分两类陈述如下。

  其一、“锣”的使用

  1.(丑)啥风?(丑)官上加封。(小锣应场介)(《琵琶记·赏荷》页85)

  2.内众呐喊鸣锣,作起行式,丑内云。(续选《长生殿·闻铃》页99)

  3.内作喊声,用轻锣鼓,杂扮孙飞虎作败式。(续选《西厢记·入梦》页20)

  4.习什么剑和枪——俗应金锣一下,非。(《铁冠图·别母》页764)

  5.(丑应下)(俗用大锣鼓,正生两边望非)(正旦小旦各惊介)(正生急转身向老旦)。(《铁冠图·别母》页767)

  6.内把桌鼓擂动,金锣重筛,似作风雨,不用锣鼓,后跳风伯、雨师、雷公。(续选《铁冠图·煤山》页123)

  7.鼓作响,雷雨师引电母作闪电飞围上台。(续选《铁冠图·煤山》页123)

  其二、其它

  1.【余文】光阴迅速如飞电,好良宵可惜渐阑,弃取欢娱歌笑喧。(内作三鼓介)。(《琵琶记·赏荷》页91)

  2.(净丑上)来哉!(内应鸦叫)。(《琵琶记·训女》页170)

  3.响云。(《牡丹亭·学堂》页534)

  4.内乌啼介。(《牡丹亭·寻梦》页579)

  5.内应金钟三响介。(《牡丹亭·圆驾》页79)

  6.内作雷声,空鼓浪板,风伯引雷公绕场转。(续选《铁冠图·煤山》页123)

  以上所列,提示场面用锣声、鼓声、鸦叫声、金钟声等与舞台演出相融合,营造一些独特的情境。

  继折子戏集大成《缀白裘》之后,折子戏演出台本《审音鉴古录》的出现,标志着以昆剧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戏曲表演体系的定型。这在中国戏曲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来源: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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