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戏改前后的社会背景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52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依然处于恢复时期。这一时期，虽然国家的经济形式刚刚有所起色，政府却依然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格外关心，对遗留下来的文化艺术遗产进行整顿和改造，以便于发挥出更加广泛积极的教育意义。

　　政府对戏曲艺术非常重视，提出了用戏曲表现新生活、新社会、新人物的要求。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多家机构负责领导和管理各地的戏曲事业。全国各地方戏曲种类繁多，据资料显示，1952年各地大、小戏曲剧种近百种，各剧种经常上演剧目有数千个，戏曲团社约两千个，职业戏曲艺人约20万人，每日观众近百万人，单看这些数字，就可想见戏曲在人民生活中占了怎样重要的地位。加上数万农村剧团在业余艺术活动中也多半采取戏曲的形式，戏曲艺术的群众基础十分雄厚。1949年后，艺人的政治地位显著提高，戏曲的教育功能受到人民的重视，党和政府经常关怀并扶持各种戏曲艺术的改革与发展。

　　二、戏曲艺术的历史追溯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外国资本主义列强频繁入侵，迫使腐败的清政府签署了若干不平等条约，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知识分子开始寻求变法图强的道路。先后发生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戊戌变法”和由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19世纪末，在时代大潮的推动下，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温和派资产阶级文人发起了一场戏曲改良运动。他们看重戏曲的教育功能，主张在旧剧基础上进行改良，希望其担负起社会启蒙的重要角色。但由于提倡改良的多为行外人士，许多剧本在撰写之后不能搬上舞台，戏曲改良运动最终于1918年黯然结束。

　　新文化运动于1917年开始。1918年10月，由胡适在《新青年》上提出应当废去乐曲、脸谱、把子等“遗形物”，强调只有采用西方近百年来的戏剧新观念、新方法、中国的戏剧改良才有希望。这是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主张全盘西化、废止旧剧、引进西方戏剧的激进派，看到了戏曲改良运动的失败之后，发起的以极端思想为主导的对传统艺术进行的文化运动。1919年4月，京剧大师梅兰芳首次率团赴日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对新文化运动的激进理论是一个有力的回击。

　　随后，以余上沅、赵太侔、熊佛西、梁实秋等人为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于1925年开展了以较平和的心态看待艺术的“国剧运动”。这次运动吸取了历史的教训，主张在戏曲写意基础上，学习西方戏剧写实手法。虽然国剧运动最终失败于客观环境的限制，却为今后正确认识戏曲艺术打下了良好基础。从国剧运动开始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前的一段时期，京剧艺术得到了空前发展，形成了诸多流派，在史论界也逐渐兴起了对戏曲艺术的探讨。

　　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爆发，抗日成为国人的当务之急，戏曲又一次凭借着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与功能上的教育性，担负起唤起民众救亡思想的责任。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内忧外扰，戏曲艺术分别在国统区和共产党根据地有着不同立场和不同表现形式，均组织过不同规模的区域性的“戏剧节”，不同程度促进了戏曲的发展。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民主革命以来革命文艺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联系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文艺界存在的问题，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提出文学艺术的核心问题是为谁服务的问题和如何服务的问题，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指导路线。确定了文艺是为谁服务后，又提出要为谁服务就要向谁学习的问题，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进行分析，提出了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文艺源于人民大众并最终服务于人民大众的思想，为今后文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年10月10日，毛泽东为刚刚成立半年的延安平剧研究院书写“推陈出新”的题词，为更好的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戏曲明确了改革方针，使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传统文化改造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三、戏曲改革

　　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戏曲改革工作稳步进行。1948年11月，“华北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成立，对华北地区二十多个戏曲剧种进行了调查，在《人民日报》（华北发行）发表了《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提出戏曲演出应以“有利”、“无害”和“有害”作为剧目的审定标准。

　　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7月6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提出：

　　我感到我们对于旧文艺的改造的重视是不够的。凡是在群众中有基础的旧文艺，都应当重视它的改革。这种改革，首先和主要的是内容的改造。但是伴随这种内容的发展而来的，对于旧形式也必须有适当的与逐步的改造，然后才能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和谐与统一。

　　1951年4月3日，北京成立了梅兰芳任院长的“中国戏曲研究院”。毛泽东为该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成为戏曲改革工作的总方针。周恩来的题词是：“重视与改造，团结与教育，二者缺一不可”，成为政府依靠、团结、教育、改造戏曲艺人，共同进行戏曲改革的指针。

　　1951年5月5日，中央政府发布了《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提出戏曲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改制、改戏、改人”。“改制”：改革旧戏曲班社、旧戏院经营中封建性的以及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实现民主管理。“改戏”：对旧有剧目在内容上，要剔除封建性糟粕，吸收民主性精华，去芜存菁；在舞台艺术上，要澄清舞台艺术形象；提倡、鼓励编演新戏。“改人”：提高艺人的政治觉悟、文化水平和对文艺方针政策的认识。

　　在戏改方针的指引下，各地开始编创新戏和音乐改革。这一过程中，文艺工作者和戏曲演员互相学习、密切合作，取得了初步成效，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如1952年9月中旬，中南区文化部召开了“中南区第一届戏曲观摩会演大会”。期间，中南区艺人对戏曲改革工作提出了意见，展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对各地戏曲改革工作提出意见，批评了某些干部在作风和领导思想上的缺点以及执行戏改政策的偏差。许多参会人员表示：对自己过去工作中的缺点作检讨并积极改正错误。中央以及各大区政府充分发扬民主，第一时间对发生的问题予以解决。

　　四、深刻变革后的戏曲艺术

　　1952年10月6日，“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开幕，这次会演是戏剧遗产与各种戏曲艺术的一次大展览、对三年来戏曲改革工作的一次大检阅，也是各种戏曲艺术的友谊竞赛。

　　会演前夕，戏曲改革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首先，戏曲艺人政治觉悟和爱国热情的空前提高。“抗美援朝”期间，戏曲艺人在优秀演员和老艺人的倡导下，纷纷义演捐献和宣传演出；不少艺人还不避艰险前往朝鲜战地慰问演出。1951年8月至1952年2月，年仅20岁的豫剧演员常香玉，率领剧社到6省市巡回演出，所得善款捐献了一架飞机，这些爱国行动受到鼓励。

　　第二，随着艺人觉悟提高，封建内容正逐步被清除。公营剧团的上演节目中，基本清除了封建内容；许多含有旧时代色彩的节目多被修改。梅兰芳在《中国戏曲艺术的新方向》一文中说：

　　在过去，中国的戏曲有一部分是以表现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机智和反抗侵略、反抗压迫以及爱祖国、爱自由等优秀民族传统为主要内容的，另有一部分则充满了鼓吹封建社会的奴才道德，并有野蛮、恐怖、迷信等等有害的不良成分，还有一些则是在同一剧目内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现在我们所要努力的就是以新的观点来辨别就有的戏剧好坏，使好的得到发扬，坏的归于淘汰，同时把一些有长处也有缺点的剧目加以适应的改编，此外还要创造出新的剧目来，以适应广大群众日益增加的新要求。

　　各地艺人都把消除戏曲中的封建毒素和澄清舞台形象列入爱国公约。三年来，舞台面貌已发生很大改变。对待艺术的严肃态度逐渐树立；旧戏曲班社中的“把头制”及对妇女儿童演员的人身奴役制，被坚决革除。

　　第三，各地领导机关一般均按照中央政府的指示，以地方主要剧种作为改革对象，各种地方戏普遍得到重视。如评剧、越剧、沪剧等，原属“民间小戏”，或因表现现代生活题材，或因艺术上的勇于革新，成为名列前茅的改革典型，取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此时，出现了新创作的评剧《刘巧儿》、《小女婿》，沪剧《罗汉钱》等一批反映“新社会、新生活”的优秀剧目，受到群众好评。

　　第四，在戏改工作者和艺人合作下，创作、改编了一批剧本。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改编过程中，文艺工作者尊重民间艺术，运用现实主义方法，描写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使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主题得到高扬。改编者对流传民间的题材作了一番研究整理，保留了曲折生动的情节，以新的观点，提升了原有主题。该剧着力描写了主人公的思想性格与精神状态，借以揭示出青年男女与封建制度的尖锐矛盾，达到了宣传教育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