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地区，古为“百粤”“南荒之地”，开发较迟。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内外贸易往来频繁。秦汉，广州已是我国南方对外贸易商港；东汉，番贾“充斥于扬越”；西晋，阿拉伯商人定居广州；隋开皇，与海内外交通、经济、文化交流仍频；唐以后，广州置“市舶司”及海关于此，为外商海泊凑集之地；近现代，更接受外来文化的撞击和影响。前后变化颇大，新旧更替悬殊。“迭经转变，几如泾谓。”如此剧变强烈的“南蛮”之地，到底现代还有没有原始傩巫文化存在？历史陈迹如何？现状面貌又怎样？对此，不少海内外学者表示关注。笔者现仅将调查搜集所得，分三个层次叙述：一、历史文献有关华南傩巫文化的记载和研究；二、从现状中遗存下来的师公戏、花朝戏，考察华南傩巫文化演变的轨迹；三、历史和现状给予我们几点有益的启示。既简介一些初步接触到的材料，也谈谈个人学习心得，以提供将来系统整理和研究我国南方傩巫群体文化大全时作参考。

　　一、历史文献有关华南傩巫文化的记载和研究

　　我国远古社会，经历过图腾崇拜的历史阶段，包括自然崇拜、鬼魂崇拜、祖先崇拜以至天帝神灵崇拜等。华南地区也不例外。但其中对鬼魂、神灵的崇拜尤甚。史籍所见之痕迹颇多。《汉书•郊祀志》说：“粤人信鬼”。指的是岭南土俗尚鬼神之事。唐昭宗间（889—904）广州司马刘恂《岭表录异》记述：“枫人岭中，诸山多枫树。树老则有瘤瘿。忽一夜遇暴雷骤雨，其树赘则暗长三数尺，南中谓之枫人。粤巫云：取之雕刻神鬼，则易灵验。”说明唐代岭南“粤巫”从事祭祀神灵活动颇为活跃。至清初《广东新语》、清中叶《粤东闻见录》，仍有“枫人”条“粤巫取之作术往往有神”的记述。《广东通志•前事略》记载华南地区北宋开宝二年至天圣元年（970—1023）禁止杀人祭鬼的材料就有三条：

　　“（天宝）二年闰九月，诏曰：岭南之俗，民嫁娶丧葬衣服制度，委所在长吏渐加戒厉，俾遵条式，其杀人祭鬼，病不求医，僧置妻孥，宜化导，使之悛革。”

　　“淳化元年八月，禁岭南杀人祭鬼，州县察捕，募告者赏之。”

　　“天圣元年十一月，禁广南路巫觋挟邪术害人者。”

　　由于原始宗教的渗透和影响，古代粤人对自然界的无知，往往把得病的原因归自于神灵作崇，迷信宗教仪式和巫术。因“巫觋挟邪术害人者”众，引起官府重视，诏谕提禁。

　　明代嘉靖年间，广东高州郡守吴国伦《高州杂咏》中有“鬼符书辟瘴，蛮鼓奏登陴”诗句。描述当地老百姓画符治病，打鼓奏着巫师祭祀的乐曲的真实情景。

　　明代嘉靖十四年（1535）《广东通志稿》卷之十八“风俗”条记：

　　“十月，傩数人衣红服，持锣鼓，迎前驱入人家，谓逐疫。”

　　这是有关傩仪的记载，但所叙内容比较简单。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祭厉”条对“傩礼”、“大傩”的记述颇详。与《后汉书•礼仪志》中的相仿佛：

　　“……遇水旱痢疾，使行禳礼。又遭洪武礼制，每里一百户，立坛一所，祭无祀鬼神。祭行傩礼。或不傩则十二月大傩。傩用狂夫一人，蒙熊皮，黄金四目，鬼面，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又编茅苇为长鞭，黄冠一人执之，择童子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十二人，或二十四人，皆赤帧执桃木而噪，入各人家室逐疫，呜鞭而出。各家或用醋炭以送疫。黄冠倡，童子和，曰：‘甲作食，胇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祥，揽诸食昝，伯奇食梦，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蛊。凡使十二神，追恶凶，赫汝躯，拉汝干，节解汝肉，抽汝肺肠。汝不急去，后者为粮。此乃古礼。’”

　　由此可见，明末清初广东境内流行的“傩礼”、或“大傩”，宗洪武建制，其规模亦相当可观。

　　康熙二十五年（1680）重修《乐昌县志》记：

　　“立春先一日，坊民扮戏剧。……上元，火树银花，阑然相望，清歌急管，达曙洋洋，扮魑魅侏儒之像，以衣饰相丽，沿市婆娑，类古之傩者，望后五日皆然。”

　　康熙、乾隆两代，均曾先后下令全国只限广州作为对外贸易唯一通商口岸。各省商贾云集广州从事经贸的同时，带来不少外省戏班（惯称“外江班”）。因此，清中叶至清末，华南戏曲演出活动十分兴盛。与此同时，乡村的傩巫祭祀也依然活跃，只不过以广阔的山乡作为活动的基地而已。“延巫逐鬼”之俗从未间断。

　　乾隆三年（1738）张渠《粤东闻见录》“好巫”条记述：

　　“《汉书》谓粤人信巫鬼，重淫祀；武帝平南越后，尝令粤巫立粤祝祠，祠天神百鬼，而以鸡卜。至今粤俗犹然。无论朱门、悬簿、中堂皆供神像，朔望必礼拜。市肆则燃香烛于门首。晨起见之，有如火城。……男巫名鬼公，女巫名鬼姥，如北方端公然。为人祈攘或至病所，或移祭其家门者，题曰‘集神雷坛’。又一种名跳茅山者，击鼓鸣金，合吹牛角，呜呜作鬼声。书符咒水，日夕不体。……粤俗最喜迎神赛会。凡神诞，举国若狂。台阁故事，争奇斗巧。”

　　道光三十年（1850）陈徽言《南越游记》载：

　　“会城每岁九月华光诞，里人先期于双门设坛。……镇街通衙建篾棚，棚高数丈，……中奏八音，歌声达旦，往来者流连观听。……凡三昼夜。复演剧以终其事，合计所费不下万金。而城堙内外，终岁各庙作道场如是者，不一而足。”

　　上述材料可见，汉唐至明清，华南傩巫在迎神赛会祭祀祈禳，在庙宇作道场法事，其铺张场面十分可观。遇神诞，热闹达到“举国若狂”的地步。

　　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广东总志”记述：

　　“正月间复有舞狮之戏，锣鼓阗咽，魅面及执矛盾者随之，超距击刺，与舞狮相间。乡人之傩，兼以习武海侥、熙春之乐，大率类是。”

　　“潮州之正月五日后，傩以禳灾，上元日斗山歌。”

　　“广宁县，六月村落各建小栅，廷巫者歌舞其上，名曰跳禾楼，用以祈年。谨案：肇庆府属，皆有跳禾之俗。”

　　“十一月二十四日，冼夫人生辰。正日及前后数日，演戏祭奠，有庙之处皆然。”

　　这四条材料反映华南各地举行傩巫宗教祭祀的礼仪形式不尽相同。有乡人傩，间以舞狮的，斗山歌的，跳禾楼的，还有演戏祭奠。南方正月的民间傩祭礼，在热闹非凡的舞狮场面中进行，这是南方一大特色。岑家梧1936年《图腾艺术史》中解释角抵、假面、狮子郎舞时，引自居易《新乐府西凉伎篇》：假面胡人弄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睁银帖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并注释说：“大概与目下广东各属元宵的舞狮的情形相仿佛”。可见，作者对南方舞仪式中间有图腾、傩仪遗制因素的重视。

　　二、从现状中遗存下来的师公戏、花朝戏，考察华南傩巫文化演变的轨迹

　　广东境内现有地方戏曲剧种17个：粤尉、潮剧、广东汉剧、正字戏、白字戏、西秦戏、粤北采茶戏、乐昌花鼓戏、雷剧、梅县山歌剧、紫金花朝戏、粤西白戏、贵儿戏，粤北师公戏、海陆丰师公戏、海陆丰竹马戏、顺德大棚戏等。由外江班传播进来并地方化的有六个；民间小戏十一个。从头到尾戴假面演出的傩戏，还未发现；但与傩巫文化有血缘关系、或者说是从傩巫文化演变过来的，有粤北师公戏，海陆丰师公戏和紫金花朝戏。现分述如下。

　　（一）粤北师公戏。是广东北部地区乡村民间迎神赛会，红白喜事活动中。在酬神、打醮、冲傩、还愿时唱的戏。由古朴的傩巫祭祀歌舞衍变而成。明清以来流布于韶州、连州、雄州三府十二个县。汉、瑶族地区均有演出活动。用当地方言演唱。《乐昌县志•风俗》载：“粤俗信鬼，而邑属有之。有病则燎火使妪，持衣招于门。延巫逐鬼，咒水书符，夜则角声呜呜达旦”。“延巫过火坑，烧油锅，连宵跳唱，曰‘跳鬼’。做道场，有‘出花园’”。艺人既做道场法事，又演戏凑热闹，身兼几职，二者没严格分工。其班子统称“堂”或“坛”，由五至七人或十几个人组成，应邀到乡间主家的堂屋、禾坪或庙会上祭祀和演戏，有“内坛”、“外台”之分，俗称“内坛法事外台戏”的演出形式。分打醮戏（又称道场戏）、冲傩戏（又称跳鬼戏）和还愿戏（又称酬神戏）等三种类型。常演剧目有：《二十四孝》、《十月怀胎》、《紫姑神下界》、《和利求财》、《赶鬼上路》、《会缘桥》、《汤九娘》、《子云盘洞》、《孟姜女寻夫》，《夜吊白布》、《打赌还愿》、《阿兰仙姑》等。唱腔有〔师公调〕（分文、武腔）、〔神调〕、〔道情调〕、〔四季花〕、〔哭板〕、〔阴板〕等；伴奏曲牌有〔大开门〕、〔小罗音〕、〔发差兵〕、〔七登坛〕、〔引魂串子〕、〔过堂牌子〕等；乐器有牛角号、唢呐、海螺、木鱼、箫、二弦、堂鼓、云板、云锣、铙钹、大文锣、小锣、阴阳钞、铜铃等。行当有生、旦（男扮）、净、丑，旦净行一般不化装，戴面具（俗称“鬼脸壳”）演出。表演动作刚健粗犷，夸张利索，腿部常保持半蹲近似骑马状，站立的姿势以一脚稍前为重心，另一脚小腿后曲向前全掌落地成“大丁字步”略下蹲，手式变化多端，有“单尖刀”金锦光”等八十一种姿式。表演时常按上下左右、东西南北八个方位进行。亮相时，净、丑的头部多略作左右摆动，给人一种寓诙谐于庄重之中的感受。

　　（二）海陆丰师公戏。是广东粤东边海地区海陆丰乡村师公受聘做完道场法事或道场中间演唱的戏曲。分“正字道”（以“官话”演唱）和“福建道”（以当地“福佬话”演唱）两种。均崇祀江西龙虎山的张天师。正字道的传统剧目已失传；福建道常演剧目有：《猴子偷丹》、《西王母传教》、《葛仙翁得道》、《李铁拐渡何仙姑》、《关公显圣》、《观音上山》、《唐僧会母》、《二十四孝》和《目连救母》“担经”之一折等。海陆丰师公戏从唱腔、伴奏乐器到有特色的打击乐大锣大鼓，均分别与正字戏、白字戏相近，逐渐为职业戏班吞并，至清末开始衰落。

　　（三）紫金花朝戏。是流行在广东粤东山区的民间小戏。由紫金县乡村的“神朝”祭祀乐舞衍变而成。神朝，是一种傩巫求神驱鬼的乐舞。相传明清以来，乡民为了驱魔镇妖，消灾降福，保佑平安，祈求一年四季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凡祠堂庙宇落成，诸神诞日或疫病流行之际，便聘请傩巫设坛祭神。巫师中，一个扮觋公，一个扮巫婆，觋公头戴缨帽，手执小锣；巫婆头襄罗帕，手拿方巾和扇子，在锣鼓、唢呐伴奏下边歌边舞，以舞降神，请神点将，以镇戒邪魔。这种乐舞，乡民称之为“神朝”。巫师为了取悦观众，常在做完神朝仪式之后加插笑话和滑稽动作，甚至把民间的梳妆打扮、纺线、绣花等动作提炼集中，配上民间俗曲演唱轶闻趣事。清光绪年间更有巫师做完神朝之后，根据当地民情风俗，赋予这类演唱以人物情节，搬演简单故事。由于这类表演谐趣花俏，同虔诚肃穆的“神朝”形成鲜明的对比。于是乡民称之为“花朝”。其演出习俗，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仍沿袭旧制，即先做“神朝”祭祀神灵，然后搬演谐趣逗笑或反映当地民情风俗为内容的民间小戏。故有“上半夜做神朝，下半夜唱花朝”的谚语。五至七人即可组班演出。演出惯例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开场锣鼓（俗称“闹台”）；二是“头出朝”，即神朝祭祀仪式；三是花朝戏。“头出朝”的唱段由〔四平腔〕转〔鸡歌〕（分悲、喜两种），最后以〔南路腔〕结束。此外，还有迎神、头坛、出符、作酒、打更、申文等专用曲，均属庙堂音乐。花朝戏部分的唱腔，除“头出朝”的可通用外，有〔田螺经〕、〔观音腔〕、〔怨苍天〕等。行当分小生、小旦（男扮）和鼻梁上写一白色“半”字的小丑。做派以丑较突出。表演多用丁字步、穿心手、龙心脚、小步踮脚、跌马坐、拗腰、穿花、扇花等动作。主要剧目有《秋丽采花》、《卖杂货》、《一枝花》等。紫金花朝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变化颇大，视剧情需要已大量吸收兄弟剧种的艺术来丰富自己，提高表演水平。

　　三、历史和现状给予我们几点有益的启示

　　1、华南傩巫文化，是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大众文化。在全民族性，娱乐性的迎神赛会祭祀活动中，孕育出粤北师公戏、海陆丰师公戏和紫金花朝戏等民间宗教剧，并焕发着绚烂多彩的宗教精神。华南傩巫文化一开始就浸沉在乡村迎神赛会的大氛围里面，以其香火不断的旺盛的“歌乐鼓舞”与平民百姓休戚相关，生生不息，维系着华南地区每乡每村、每族、每社的宗法社会。其崇拜鬼魂、神灵的教义，通过独具魅力的大众化活动形式渗透到古代农业社会的各个领域，影响着人们的性格和心理。在古代，华南乡村的民问迎神赛会活动，是以驱疫逐鬼、酬神还愿的仪式，来满足终年辛劳疾苦的乡民们祈福消灾和休息娱乐的需要，既是乡民参与祭祀活动的喜庆节日，也是各地民间表演南派拳击、杂耍技艺逞其技能的盛典。在例行祭祀仪式、化妆游行之余，总免不了表演各地自己的民间乐舞或请“外江班”演戏，既娱神也娱人。于是，在日积月累、耳濡目染、互相交流借鉴的民间娱乐大环境中，出现了象“内坛法事外台戏”、“上半夜做神朝、下半夜唱花朝”的生动场面，历经时间的洗礼，终于催生出“师公戏”、“花朝戏”之类的民间小戏品种。时至今日，乡村里的这类民间小戏的生存和发展，仍然与当地的宗教祭祀活动相依为托，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认为古代巫觋是以歇舞娱乐鬼神为职业，提出戏曲起源于巫觋。粤北师公戏、紫金花朝戏的催生过程和形成，可作为“巫觋说”的有力佐证。

　　2、华南傩巫文化，由崇神到娱神娱人的演变，是原始文化在文明社会历史进程中必经的发展轨迹，对进一步考察和研究华南宗教文化与民俗文化的形成及其亲缘关系，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在自然面前无能为力，把支配自己生活的自然力人格化，变成超自然的神灵。产生了对自然、祖先、鬼魂和神灵的崇拜等宗教迷信现象。半封闭的农业自然经济，小生产者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致使乡村的农民笃信天命，迷信偶像。随着相对稳定的农业社会和现代文明的日益向前发展，人们逐渐削弱原傩巫文化的宗教因素，由崇神向娱神娱人的方向演变。其实，据史籍西汉《礼记•郊特牲》记载，远在氏族社会，在肃穆而虔诚的腊祭中闻，允许插入一段生动活泼的“罗氏致鹿与女”的演出。在神圣的祭坛上，祭神的情节与娱神娱人的世俗成分揉和在一起。这本属不合情理、悖谬之举；但历史上的社会习俗，经过长期的实践而终于被人们共同认定和沿用，所谓“约定俗成”，即是。例如粤北的师公，当他在道场做法事时，他是浸沉在专事鬼神的活动之中，但他又得以某“神”的面具出现，这就逐渐产生“装神’的自我意识的功能，进而表演与“神”有关联的情节，即法事内容的情节化和戏剧化，于是创造出“内坛法事外台戏”的崭新构想。此时，粤北师公戏呼之欲出，应运而生。逐渐由崇神转变到娱神娱人的发展轨迹。在未脱离傩巫母体之前，这种变化十分缓慢；完全独立之后，则变化迅猛，成为反映历史和世俗生活的文化形态。紫金花朝戏的催生、演变过程，也可如是观。

　　3、华南傩巫文化，是我国南方源远流长、内涵丰富的上古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云贵川原始期傩文化比较，既有亲缘关系，也有脱离母体后的特性和个性。华南傩巫文化，似属于发生，发展期的文化形态。对它的发掘和整理，无疑有助于全面考察傩巫文化的历史和现状。要强调从整体观念和群体结构入手，进行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系列开发和研究。尽管“百粤”、“南荒之地”开发较迟；但它曾接受过中原文化、楚文化的滋润，湖广楚地之“巫风”也曾给“南蛮”大地以深远影响。近代，华南地区吸纳西洋文化和科学技术，发展了都市的文明社会，与此同时，傩巫文化在复盖面辽阔的乡村也得到了进一步的繁衍和生息。现在，从表面上看，华南地区已基本上没有远古时戴假面具的傩巫文化存在，但远古时傩巫文化那种信鬼、崇神的宗教精神，却依然在乡村的民间迎神赛会活动中得到潜移默化的承传。我们从中意识到：远古的氏族宗法传统的遗风，在我国经久不衰地被保存了下来，并随着历朝岁月的推移，溶释、儒、道三教教义于一炉，形成一种坚固的文化心理结构，成为本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中心课题。这些，都是有待于我们引起重视，并进一步给予全面而科学的探讨和研究。对于上述华南傩巫文化的历史发展现象的叙述和认识，纯属初学所得，搜寻有关材料之余，偶有所感，记将下来，但未及深思，其中很可能属乱出己见。谬误在所难免。谨请前辈、学者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