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巫要有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巫，在当代文明社会里是不足取的，是阻碍社会进步的，他（或她）装神弄鬼，用迷信巫术欺人骗财，甚至损害人的健康，危害人的生命。

　　当代文明社会的巫、巫术与科学是对立的，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是对立的。巫、巫术是愚昧的、野蛮的、有碍社会进步的，在我国，则有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但是，它在原始社会却具有更复杂、更多样的社会作用、实用意义。它在不同的历史条件、社会情况下。曾起过不同的作用。在原始社会时期，巫甚至与文化相联系，与文艺、科学相联系，它形成一个综合体，与文化、文艺、科学同步，难分难解，为原始社会的进步曾起过一定的作用。

　　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我国解放前某些少数民族的巫也较为复杂、多样，它与当代汉族的巫不能完全等同起来。前者可能是原始社会的巫的遗留；后者却随着长时期的阶级社会消失了原始性、综合性，成为单一的欺骗性的东西。

　　本文偏重于论述原始巫及有关文艺。

　　（一）

　　何谓巫？巫有哪些基本特征？

　　一、巫是人与鬼神之间的“中介人”。

　　迷信者认为巫将人与鬼神的爱憎、好恶、要求、感情等相互沟通起来，巫传递人与鬼神之间的信息，巫是既通晓人，又通晓鬼神的。巫术则是沟通人与鬼神的一种方法、魔术、法术。巫术是指巫有一种神秘手段、方法与鬼神通，从而具有“超人的”、“非凡的”、不可捉摸的力量，可以控制自然，或可以致人死地，或可以起死回生。——这些其实都是不存在的、想象出来的事。

　　由于巫是人与鬼神之间的“中介人”，所以迷信者认为那种大病不死——与鬼神打过交道的人最有资格成为巫。久病不死，大难不死，都说明那是鬼神没收留他，将他放回人间，于是在他身上就获得了神秘性、神圣性。笔者在云南德宏州三台山亲眼见到一景颇族董萨（类似“巫师”），他的眼睛瞎了，无手无脚。据说他是在河里炸鱼时，被炸成这个样子的。但他在缺医少药的山寨，居然活了下来，于是当了“董萨”。云南元阳县彝族的师娘（巫），通常也是大病而愈，才做了师娘的。也有的民族认为巫是天生能通鬼神的。——其实这大多数是那人天生有些生理缺陷或癫痫病、神经病。

　　正因为巫被认为是通鬼神，于是就将巫神圣化了。当天旱时，巫率领群众祈求风调雨顺，认为这样天就会下雨；如果天久旱不雨，巫多次求雨仍不雨，原始人就认为巫得罪了神。有的原始民族便杀巫以祭神。所以原始巫不同于阶级社会的巫，阶级社会的巫则杀奴隶、杀别人以祭神。

　　原始巫是“通神”的，所以当时的人们尊敬他，同时对他要求也很严，认为如果他行为不符合要求，会惹怒神，从而给人们带来灾难。如景颇族的董萨，人们是很尊敬他的，但对他要求也很严，景颇族的“戛董萨”主要是念“拾的”鬼的，“拾的”鬼主宰庄稼六畜，关系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因此人们对董萨很尊敬，同时也要求他。必须是人们的表率，不抢人、不偷人、不串姑娘、不吃死牛死猪之类的肉”，认为只有这样，“他念鬼时，才符合拾的鬼的要求，五谷才能丰登，寨子才能安全。”景颇族解放前已进入阶级社会，他们对董萨的要求已经渗入了后代的道德观念、伦理观念。

　　二、巫有一套神秘化的巫术。

　　巫“通神”的方法就是巫术。巫通过神作用于大自然界，或作用于仇敌，或作用于病人、友人、情人等。巫之所以神秘、神圣，就在于他（或她）掌握了一套神秘化的巫术。

　　巫术大致包括四方面：1、巫术的仪式：请神、祭祀、跳神、放蛊之类；2、画符、念咒语；3、施行各种魔术，法术、妖术；4、有关这些巫术的来源和神效的神话、传说、故事。所有巫师一般都应该掌握上述四个方面，这四方面都有某些涉及文学艺术。特别是第四方面与民间文学的关系就更密切。

　　有些学者从巫术使用的方法来分类，分为：1、交感巫术（或译为感应律）：认为类似物可以治病，如红色的植物可以治血病；黄色植物可以治黄胆病；桔皮络丝可以治血脉等等。又认为人体的任何部分可以与全身感应，脱离人体的头发、指甲等，只要巫施之以术，都可使此人中邪、得病、甚至死亡。2、模仿巫术（或译为象征律）：将此人接触过的东西，施之以巫术，就可以作用于此人。或将一木偶象征某人，用针戳此木偶，就等于杀伤了此人。曹禺写的《原野》中的瞎眼老太婆，就曾施用此巫术。曹雪芹写的《红楼梦》第二十五回，说马道婆。向赵姨娘要了张纸，拿剪子铰了两个纸人儿，递与赵姨娘，教把他二人的年庚写在上面；又找了一张蓝纸铰了五个青面，叫她并在一处，拿鍼钉了，我在家中作法，自有效验的。”笔者前几年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接触过一些董萨、毕摩、贝马等，有好心的迷信者警告我不要与某某接近，说他会“贝”死人，等等，但我多次调查，未发现真正用巫术能“贝”死人的情况。——人之致死自有其它原因。原始社会的模拟动物舞，有的学者认为即是模仿巫术。其实最早它只是狩猎的预习或复习，其中没有巫术，后来才有巫术意味；再后，才有与咒语、仪式结合为一固定形式的巫术。3、反抗巫术（反抗律）：这种巫术以厌胜（压胜）作为基础，厌胜是古代方士的一种巫术，认为能以较高的魔力来压制较低的魔力，人们带的护身物、护身符、避邪物、吉祥袋、厌胜钱等都属这类。厌胜钱即压胜钱，我国自汉以来就有铸造，它铸成钱币的形式，但不是钱币而是避邪物。它正面铸有文字和各种吉祥语，如“天下太平”、“去殃除凶”等；背面则铸各种图案，如星斗、双鱼、龙凤、龟蛇等。《红楼梦》里贾宝玉戴的通灵玉、薛宝钗的长命锁都属于这类。鲁迅写的《故乡》中的闰土戴的项圈也属于这类。厌胜，就是认为可以通过诅咒之类的巫术压制对方，如《红楼梦》第二十五回写到宝玉被贾环用蜡烛油烫得脸上一溜燎泡，马道婆就“一面向宝玉脸上用指头画了几画，口内咕咕唧唧的又咒诵了一回，说道：‘包管好了……’”。各国娶亲时，在新娘、新郎头上撒米——后来演变为撒纸花，原先是为了驱红煞神的。我国过年时放爆竹、贴桃符和对联，原先也是为了驱鬼魅、求吉祥的。这些习俗都源于这种反抗巫术。民间故事里和《西游记》、《封神演义》等作品中的斗法、斗法术，都是从反抗巫术里面演变出来的。这些反抗巫术、厌胜法，其实都是幻想出来的，是人们幻想制服自然界和仇敌的。杜甫《石犀行》道：“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厌胜法、反抗巫术是不可能改变客观规律的。

　　有人从巫术达到的目的来分类，将巫术分为治病巫术、害人巫术（或战争巫术）和恋爱巫术三类。前两类上文已涉及，不赘。这里再谈谈恋爱巫术。

　　恋爱巫术即通过巫术使异性受到诱惑，认为此术可以感应异性，取悦于异性。迷信者认为老、丑、聋、哑等残废人之所以被人恋爱着，是这类巫术引起的。其实残废人自有其优点，有值得人爱之处。

　　傣族过去迷信如果给异性食品中放点相思药，对方吃了，就会发疯似地热恋着放药者，而不管放药者是老，丑、病、残。

　　傈僳族民间长诗《重逢调》唱道：“你给我吃了相思虫的蛊，见不着你我没有半点欢乐。”反映了这种迷信习俗。傈僳族相传如果将相思虫烤成灰放入酒中，给相爱的人饮了，可以永不忘情。

　　《山海经•中次七经》谈到一种叫“草”的，吃了可以使人爱恋自己。其中说：“又东二百里，日姑瑶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为薯草，其叶胥成，其华黄，其实如菟丘，服之媚于人。”郭璞注道：“为人所爱也；一名荒夫草。”又说：“菟丘，菟丝也。”

　　恋爱巫术里面，还有用咒语来使异性迷恋于自己的。如印度的《印度古诗选》里《阿达姿吠陀•相思咒》：“象藤萝环抱大树，把大树抱得紧紧；要你照样紧抱我，要你爱我，永不离分。象老鹰向天上飞起，两翅膀对大地扑腾；我照样扑住你的心，要你爱我，永不离分。象太阳环着天和地，迅速绕着走不停；我也环绕你的心，要你爱我，永不离分。”（金克木译）

　　还有人将巫术分为正和邪两类，或善和恶两类。正（善）的巫术给人治病、丰收、得福；邪（恶）的巫术则给人祸害，甚至死亡。

　　巫术里面还有种“放蛊”，巫与蛊常联系在一起。什么叫“蛊”？《说文》：“蛊，腹中虫也。”又说：“臬桀死之鬼亦为蛊。”这是将蛊解释为病和鬼。古名医孙思邈《千斤要方•卷二四》将难治之无名病毒叫做“蛊”：“凡中蛊毒，令人心腹绞痛，如有物啮。或吐下血，皆如烂肉。”“凡人患积年时，复大便黑如漆，或坚或薄，或微赤者，是蛊也。”民间关于“放蛊”的迷信说法大同小异，说将五毒（蛇、蜈蚣、蛤蟆、蜘蛛、蜥蜴——或大蝴蝶）放在一罐中，让它们相互吞食，最后剩下的一毒叫“蛊”。养蛊的巫将这蛊放出吸人血，蛊又回来屙金银，这样，养蛊者就成了百万富翁。张亮采《中国风俗史》：“按隋书志云，江南之地多蛊，以五月五日取百种虫，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馀一种存之，蛇则曰蛇毒；虱则曰虱毒。欲以杀人，因入人腹中，食其五脏，死则其产移入蛊主之家。三年不杀人，则蓄者自种其害，累世子孙相传不绝。”民间的迷信说法大体如此，其实多是来自对疑难病束手无策、疑神疑鬼，辗转相传，愈传愈神，愈传愈恐怖。我多次深入穷乡僻野，好心人劝我小心被“放蛊”，其实外乡人初到深山老林，水土不服，易得怪病，所以过去多有地方谚语：“要到××坝，先把老婆嫁。”——这不是什么“放蛊”的问题。“蛊”的来源还可能是象《黔南识略•遵义府》所说：“故民有疾病死，亦必诬指其素嫌之人以泄忿。”这可能诬指仇人“放蛊”。恶性疟疾、霍乱等重病病人在发高烧时，或说胡话，或疑神疑鬼，都可能构成“放蛊”的说法。还有歹徒为了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大造舆论说某某“放蛊”。“放蛊”之说在科学不发达地区，在迷信者之间愈说愈玄，歹徒则从中谋财害命。所以“放蛊”是个社会问题，它通过迷信手段表现出来。解放后有些戏剧、电影反映了此情此景。

　　以上各种巫术都在神秘化的气氛中进行，巫使巫术神秘化，也就是将自己神秘化、神圣化。巫在进行巫术活动时，总是以不寻常的激情、幻想、幻觉来进行；甚至以神经质的、狂乱的、半昏迷状态的、不同凡响的音调、姿态、动作、道具、化装、表演来进行。这类巫术活动有少部分演变成日后的某些浪漫主义的歌舞或戏剧。

　　三、巫的保守性。

　　巫将代代相传的、传统的唱词、仪式和方法看得十分神秘、神圣，其中有好些是对广大群众保密的，特别是对别的民族保密。他们认为泄密愈多，巫术就愈不灵。有的还认为泄密者会倒霉，会受到鬼神的惩罚，甚至丧命，有所谓“天机不可泄漏”的说法。

　　巫要求仪式进行得与传统的一模一样无可非议；要求遵守传统的禁忌与律令；要求所念的咒语字字句句绝对的准确无误。这些都要严格遵守，破坏了任何一方面，则认为巫术无效。

　　以上这些观念，使巫、巫术具有顽固的保守性、稳定性、不变性，造成世世代代将不变的或基本不变的歌词、仪式、舞蹈流传下来。巫、巫术的这种保守性，从另一方面看，它客观地保留了某些古老的神话、传说，史诗、歌舞、艺术等。坏事在一定条件下，转化成了好事。

　　我国某些少数民族，过去由于交通阻隔、民族压迫、阶级压迫等原因，致使生产力低下，科学不发达，社会发展迟缓，因此原始社会残留物就更多，保守性的原始巫风也更多。就以云南来说，纳西族的东巴，彝族的毕摩、哈尼族的贝马、景颇族的董萨、阿昌族的活袍……都保留着原始巫的遗风。

　　哈尼族的贝马在祭场上念的唱词，要求忠于传统的唱词，甚至要求只字不移地唱传统唱词，不允许有任何创新。否则，人们就会群起而攻之，说他念的是“假贝马”，是“假经书”。

　　景颇族的“西早”或“大董萨”站在死人面前念的“送魂调”（一般大董萨不愿念，多是“西早”念），也要求绝对忠于传统唱词，“在念送死人魂时，不能将魂所经过的到老家的路念错，否则认为不仅死人的鬼魂送不走，而且连自己的魂也会迷失方向不能归来，因为在念魂时，念者的魂也伴随着死人的魂，念完魂后，主人要送礼给西早，礼品视各人经济情况自己决定。”

　　好些民族巫师使用的法杖，法器和经书，都被视为神圣物品，或供奉于神座，或珍藏于秘密地方。这样，在客观上也起到保护古代文物的作用。

　　无疑，巫、巫术这种保守性，有碍该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创新。我国某些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迟缓，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与他们信奉巫、巫术、鬼神也是分不开的。

　　（二）

　　巫是怎样产生的呢？

　　原始社会早期，人们的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们的实践还很贫乏，还不懂得科学，也没有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那时的劳动生产只能维持起码的生活条件。他们尚不理解在狩猎、采集中的丰收或歉收；他们在烈日炎炎或洪水泛滥面前，也是无能为力、不理解的。他们误认为有灵魂、有鬼神在其中主宰，认为善神给人以风调雨顺，给人丰收；恶神给人以天灾人祸。于是有祈求善神，诅咒恶神的情绪表露，或手舞足蹈，或高声呼啸。他们祈求或诅咒之后，也可能恰好得到丰收，得到好的结果，于是他们就误认为这些结果是祈求者诅咒获得的，并将这种假因果关系加以幻想、夸张，反复流传。原始人轻信了它，并逐渐将这种祈求或诅咒的形式、方法固定为一定的仪式，代代相传，巫术就这样产生和流传下来。丰收，歉收，天雨、天旱等，本来与祈求或诅咒没有因果关系的，前者自有别的原因，但巫、巫术却将这种假因果关系当为真实的。它是幻想式的，非科学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原始人从愚昧中开始探索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尽管没有探索对，仍旧是人类思维的一个进步，也可以说是原始人的一种科学假想。原始巫不同于后代的巫，那时的巫是企图用巫术力量来强迫自然力与自然物服从或顺从人们自己的意志，无论是祈求或诅咒都是企图控制自然为劳动生产服务，从而达到实用目的。原始巫术往往在劳动生产上起到组织劳动、规划劳动的积极作用；巫术还给予原始人的狩猎、采集、农业、渔业劳动一种坚信的力量。坚信能丰收，坚信能克服困难，能战胜恶劣遭遇，使他们在碰到任何困难时，百折不挠，勇往直前。因此，原始巫、巫术在没有科学的原始社会时，曾起过某些积极的鼓舞作用。

　　原始社会没有阶级分化，原始巫也没有欺骗性，巫自己也不理解自然灾害及丰收歉收的真正原因，他们将某些先后关系当为因果关系，将偶然性视为必然性，并将这种偶然性神秘化。当然，偶然性也是客观存在的，没有什么神秘性，而原始人和迷信者不理解，认为偶然性事件中充满了神秘的东西，即鬼神一类的东西。他们将这类偶然性、假因果关系，固定为一种传统性的，神秘化的仪式、咒语，相信迷信这类巫术具有巨大的魔力，能取得绝对的胜利。而且，这种固定逐渐走上十分主观、幻想，荒谬的地步，愈陷愈深不能自拔，导致了由原始的科学探索，走向崇拜“偶然性”，崇拜“假因果关系”，崇拜不存在的“善神”、“恶神”、猎神，谷神等等，有的则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为宗教。原始巫、巫术也可以说是宗教的先声，或说是一种原始宗教。

　　尽管原始巫也是非科学的，是宗教迷信的，但是原始巫不同于阶级社会的巫。

　　原始巫还没有脱离劳动生产，巫者就是劳动者，巫术就在劳动之前后进行，它往往是带有明显地模拟劳动过程的一种歌舞和祭祀。最早的巫术活动，往往是由一位劳动能手率领着进行，他是劳动能手，又是氏族或部落的首领。他率领群众狩猎、劳动，率领群众预习或复习狩猎、劳动，又率领群众祈求丰收，祭祀鬼神和祖先，并率领群众以歌舞媚神、娱神。那时候没有专职的巫，他（或她）是首领，是劳动者，是祭司，歌手，是舞蹈者，也是巫。他（或她）是一人“身兼数职”的。

　　最早的“巫术”应该打上引号，它只是一种简单的动作、呼号，以表示祈求或诅咒。稍后，才固定为一定的仪式祭品，这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巫术。当他们祈求善神时，不仅用物质祭品，还用歌舞向鬼神献媚求福，它往往就是一种文舞。当他们诅咒恶神时，就用“法杖”、“宝刀”等法器，配合锣鼓之类的东西，用武打式的动作撵魔鬼，恶神，它往往就是一种武舞。——他们祈求或诅咒的语言可能是诗；他们祈求或诅咒的动作可能是舞；祈求或诅咒的整个仪式活动可能即戏剧，或是戏剧的雏型。那时的巫活动有迷信的东西，也有艺术的东西，可能含有神话、诗歌、舞蹈、音乐等表演艺术和造型艺术。原始巫活动往往是一种综合性的东西。

　　当然，原始巫术也含有巫术中愚昧的迷信、荒谬的幻想以及鬼神观念。它将劳动、愿望、歌舞、祭祀，以及乐器伴奏和化妆为神为兽的表演溶为一炉。后来这些活动才“分道扬镳”，巫术活动才脱离了劳动，巫师与首领、歌手也才有了分工；再后，巫师与祭司也有了分工，巫术与宗教也有了分工。

　　在我国少数民族中，过去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有的民族还保留着上述原始的综合性特色。例如云南佤族的氏族长窝郎，不仅是管“佤族道理”的首领，还有“管鬼”和管“砍人头祭谷子”的职权。据说，解放前因为做鬼的事多了，才逐渐由魔巴（巫）来担任。这种过程也反映出首领与魔巴分工的过程，反映出巫逐渐走向“专门化”。

　　云南基诺族的老巫师，通常也是老歌手，他们能领唱千句以上古老的史诗，能讲述许多神话、传说、故事，他们往往还是富有经验的生产能手。

　　原始巫具有综合性特点，它不仅与歌舞、文学艺术结合在一起，甚至还与科学，医学结合在一起。

　　原始巫的综合性表现在下列各方面：

　　甲、原始巫与科学、医学：

　　前文已论述过巫与科学的对立。这里要谈到原始巫与科学的密切关系。

　　我国繁体“医”字是“毉”或“醫”。前一字下面的“巫”，反映出我国最早的医是与巫结合在一起来治病的；后一字下面的“酉”，即“酒”，是医学上不再用巫改用“酒”来麻醉受伤病人了。这两字的上面都是“殹”，“医”是“匚”内装前矢；“殳”是一种有柄的兵器。即医那些受刀箭所伤的人要用巫术麻醉；后来科学发达了，不用巫改用酒来麻醉。这个繁体字的变化，反映出医脱离了巫、巫术，结束了医巫合一的原始性，医学进入了科学阶段。我国古代神话也说巫瞽始通医药，意味着远古时巫医是相通的。

　　古代巫术的“炼金术”、“炼丹术”为化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埃及的木乃伊也与巫术有关。

　　古代巫往往在治病时，不仅用巫术——念咒、画符、喷水等，同时还用草药。直到解放前夕，有的纳西族的东巴在治病时，不仅念消灾经搞巫术，同时也给病人吃药或擦药。景颇族的董萨治病时，有的不仅用占卦、祭鬼，也用药物。笔者年少时在汉族地区曾见过巫师治肿瘤病时，边念咒语，边在红肿处用墨写上一“虎”字，据说能拔毒避邪；然后用鹅卵石将“车前子”叶捣碎敷在“虎”字红肿处，有的病人红肿果然消退。实际上起作用的是“车前子”草药。这种草药有消炎消肿的作用。可是巫和迷信者却将它说成是咒语“虎”字之类的巫术起了作用，将巫，巫术神秘化、神圣化，而抹煞、贬低药物的作用。他们宁要巫不要药，当巫药并用时，药是附带的，药即使起了作用，他们也认为是巫、巫术使药有了神秘因素或依附了神灵。科学进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疾病是自然因素——冷热之类引起的，或同时又是神灵引起的。只有科学发达了，人们才进一步肯定疾病是由自然因素引起的，并对治病着力于医物、手术的治疗。这时巫与医才完全分开，这时的巫也发展为骗人骗己的迷信活动。这时的科学往往转过来揭露巫的迷信手段。如在今西印度群岛中海地关于“还魂尸”的说法，实实在在，有名有姓，特别是死了十多年还魂的纳西斯的事，令人毛骨悚然。许多科学家都想弄清其中奥秘。最近美国哈佛大学一位人种植物学家戴维斯指出确有“还魂尸”之事，确有纳西斯其人其事，其实质是在巫师所掌握的一种强效药上。他用了九年时间研究巫用的草药，并到海地收集当地巫师用的“还魂药粉”，他发现主要是河豚毒素和蟾蜍（即癞蛤蟆）等毒素的麻醉性，巫师将这类比可卡因强十六万倍的麻醉药涂在那个倒霉蛋的皮肤上，此人就会心跳变慢、脉搏变微，被当为死人埋入坟墓。然后巫将此人从地下挖出，让他服用山药等，此人就处于昏迷麻醉状态中任人摆布，这就是“还魂尸”的奥秘。

　　乙、原始巫与歌舞，戏剧：

　　原始巫总是将请神、媚神的歌舞和祭祀结合在一起。《说文解字》（五）说：“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雨婆舞形，与工同意。”甲骨文的“巫”字与“舞”字，其形象颇似三人操牛尾而歌。《吕氏春秋•古乐篇》：“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

　　原始巫请神、媚神的歌舞一直影响到后代的壁画、歌舞。敦煌壁画所画飞天、歌伎与原始巫有不解之缘，敦煌壁画又影响到后代的绘画和歌舞，直到当代的歌舞剧《丝路花雨》。

　　《楚辞•九歌》十一首就是女巫男觋的唱辞，他们一边歌唱，一边表演、歌舞。王逸《楚辞章句》说：“楚国南部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俚，因为作《九歌》之曲。”

　　由于古代歌舞常与巫、巫术、祭祀及庙会活动等结合在一起，所以引起某些学者的错觉，好似一切文学、歌舞都起源于巫或宗教。刘师培（1884年—1920年）曾写《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盖古代文词，恒施于祈祀，故巫祝之职，文词特工。……文章各体，多出于斯。又颂以成功告神明，铭以功烈扬先祖。亦与祠祀相联。是则韵语之文，虽匪一体，综其大要，恒由祀礼而生。欲考文章流别者，曷溯源于清庙之守乎！”王国维也认为“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巫之兴也，盖在上古之世。”其实，从总的情况看，歌舞和文学起源于劳动生产和社会生活。至于具体到某种歌舞或文学，也可能有的最早与巫和宗教浑为一体，或出于巫，始于巫。但不能笼统地说文章和歌舞都始于巫或“多出于斯”。

　　古代的某些文章和歌舞，的确与巫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当代某些文艺都留有此遗迹。

　　云南傣族“赞哈”（歌手）的赛歌，直到解放前夕他们先要唱请神歌：“请神来在我的嗓子上，帮我的歌声嘹亮；请神来在我的心里，帮我的诗情不断；请神来在我的左边，帮我唱赢对方；请神来在我的右边，帮我的歌能唱到天亮。……”这其实是巫师行巫术时，请神降的唱词发展变化而来的。

　　广西壮族的巫婆唱调“莫伦”，流传至今为壮族民间艺人加工、改造、发展为一种坐唱艺术和“莫伦剧”。西藏的藏剧也是吸取了传统的巫舞、宗教舞发展而成。

　　某些民族一直保持着这种传统习俗：在一定的节日或祭祀活动上，要请巫师来唱本民族的传统唱词，如唱述本民族的开天辟地创世史诗或民族迁徙史诗、民族英雄史诗。他们唱这些史诗时，气氛神圣、肃穆。如云南的阿昌族“活袍”唱的创世史诗《遮帕麻和遮米麻》；云贵高原的仡佬族的巫师也只能在祭典上唱神话史诗《十二段经》。

　　原始巫的咒语与某些诗歌也有关。咒语有两种，一种是声音的咒语；一种是语言的咒语。原始人相信语言有某种魔力，通过某种语言可以左右自然现象或自然物。这种能够控制自然的语言就是咒语，是一种神秘的口诀。最早的声音咒语是模拟自然界的声音，如希望风来，就吹口哨模拟风声；希望下雨，就模拟雷声、雨声；希望野牛出现，就模拟野牛叫的声音；希望鸟飞来，就模拟鸟叫声……最初这些模拟声音并不带巫术意味，后来见其曾起过某些作用，便将它夸张并神秘化，成为巫术的一部分。后来它又发展为口技，及相声中的象声。语言的咒语又可分为散文的和韵文的两种，为便于记忆和传授多用诗歌式的咒语。如《礼记•郊特牲》里有一首《蜡（音乍）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就是用诗歌咒语命令或祈求土、水、昆虫、草木各自回到它们应该去的地方。我在汉族地区和受汉族影响的白族、彝族地区，都见过贴在路边墙上、柱上或树上的红纸条，上书：“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亮。”——这也是相信语言的魔力能使“夜哭郎”不哭。语言的咒语总是表达人们祈求的目的，向鬼神说明自己的要求，但也有的咒语从请求、要求分化出命令或诅咒。如傣族的《撵鬼歌》：“滚开，滚开，河里的鬼，山上的鬼，你们给我赶快滚。不滚，我们就要用刀来砍。我们的人不准你们来害。我们的人你们赔不起，死一个赔十个我们也不要。……”傣族新民歌《傣家人已跨进英雄的年代》，可能是由此借鉴而来：“滚开！滚开！深山里的鬼，高山上的神，统统给我们滚开！过去傣家人爬着走路的年代，你们摧毁田园，你们吞没村寨，我们只好哭着让开。滚开！滚开，深山里的鬼，高山上的神，统统给我们滚开！我们要清水去灌稻田，要高山上的石头听傣家人使唤……”

　　丙、原始巫与神话故事等：

　　原始巫也可以说是原始宗教。图腾观念、图腾神话与原始巫也是联系在一起的。还有关于开天辟地的神话，民族来源、万物来源的神话以及民族迁徙的传说，也往往是原始巫讲述的内容，这些内容都能反映出原始人的社会生活。原始巫还讲述与巫有关的故事，如关于巫、巫术是怎样来的；巫、巫术如何神通广大；巫如何治好病；施巫术如何能取得胜利等等。这些与原始人的愚昧和轻信是联系在一起的。

　　佤族过去的巫师。魔巴”往往即氏族长“窝朗”，他们在进行宗教活动——祭祀时，同时也讲述神鬼的神话、传说、故事。这类故事既有宗教迷信的东西，又能反映出佤族的某些社会生活。

　　原始巫和首领、劳动能手、歌手往往是合而为一。这种人是原始社会的能人，又往往是被夸张了的、“神化”了的。原始巫更将这种人讲成具有超人的、通鬼神的力量，远古时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具有此特征，它与原始巫观念是有关的。

　　原始人认为巫可以使自己变形为他物，如“摇身一变”变为某种动物或植物或非生物，也可以使他人变形为动植物或非生物。巫还可以利用符咒之类的东西使人刀枪不入，还可以“撒豆成兵”、“呼风唤雨”，可以念咒语打开石门，还可以剪纸人、纸马变化为真人真马参加实际战斗。

　　巫被幻想为有十分神秘的魔力，因之巫作用的法器也有魔力。我在云南大理州调查纳西族东巴时，据说，大东巴的法杖是不轻易给人看的，是存放于秘密处，作法时才取出用它挥舞，有些东巴舞即用它为道具。据说东巴作法时，用它指向魔鬼，魔鬼就丧命或逃遁。这类法器我见过有木雕制的，也有铁铸的，有的雕有花纹，有的还雕有他们的祖师爷丁巴什罗的像。这类法器在民间故事中演化为魔杖、宝刀等。这类杖棍都具有精灵附于其中，听主人的使唤。如讲某人得一魔棍，用棍的这端一指，人就死，用棍的那端一指，人就活。后来又演化为这塘水洗脸、洗澡，可以使人变丑、变老；那墉水洗脸、洗澡，可以使人变美、变年轻。

　　巫、巫术特别对民间魔术、魔法故事和神魔小说具有很大的影响。魔术和魔法故事充满着奇异的，怪诞的、幻想的魔术、法术、魔棍、“法宝”等。故事如《田螺姑娘》、《小矮人》、《老虎外婆》、《天鹅处女》及小说《西游记》、《封神演义》等都与原始巫的观念有关。巫、巫术给主人公闪烁着奇异的光彩，使故事情节变化莫测，引人入胜。

　　巫、巫术对文学艺术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总之，巫、巫术是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科学不发达的情况下产生的。当时它常常与文艺，科学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综合现象。进入阶级社会后，有的巫做为一种原始文化的遗留物流传下来；有的则完全发展为欺骗性的迷信，甚至有个别巫师居然成了谋财害命的罪犯。

　　因此，我们对于巫、巫师要摆在当时社会实践里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