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目前戏曲表现现代生活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剧本问题。如果剧本方面的基本问题，比如继承传统等，能得到解决，那么，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就比较好解决了。

　　现在有些人在叫喊，说现在演现代戏不吃香了，没有人愿意看了。是不是戏曲表现现代生活观众不欢迎？我看不是的。早在辛亥革命时，我们的戏曲就已经开始表现当代的生活了。有的同志也许还记得，那时上海新舞台的京戏，不就是演出了表现当代生活的戏吗？新舞台就是因为这个才红起来的，新舞台的老板，夏家四兄弟也因此而发了大财。著名的爱国艺人汪笑侬当时也用京剧的形式来表现了当代生活，他就是拿着马鞭穿着西服唱二黄摇板的，而他也红极一时，沪剧的传统剧目中，绝大部分都是清装戏和时装戏。这些都是当时的现代戏，也是很受群众欢迎的。像“杨乃武与小白菜”这样的戏一直到现在群众还爱看。解放后一些现代戏，如“白毛女”、“刘胡兰”、“血泪仇”等，从黑龙江演到海南岛，从胶州半岛演到天山南北，到处受欢迎。解放初新编的一些现代戏，如“小女婿”、“刘巧儿”、“罗汉钱”等，在戏曲的清规戒律影响严重时期，仍旧活跃在舞台上。而且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到现在，在北京一贴出“刘巧儿”就客满。从这些具体的事例中，我们完全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表现现代生活的戏曲，群众是欢迎的，爱看的。可是也有相反的情况，有一些表现现代生活的戏群众不欢迎，不爱看。比如在“三反五反”时上海有一出“千军万马”就没人看，当时有人说那时演出是“台上千军万马，台下单枪匹马”。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群众不欢迎现代戏。只能说我们在运用戏曲这一艺术形式表现现代生活做的不够好，还有很多缺点。对这种不受欢迎的情况作一个细致的研究，对我们是很有好处的。

　　今天，我讲的是编剧问题，但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在表演上、音乐上、舞台美术上都存在着问题，有的现代戏没搞得很好，完全归罪于编剧是不应当的。而且编剧方面也已经有了很多成绩。在总结经验时，我们要谈缺点，也要谈优点。但今天，我们为了研究问题，缺点谈得多一些。

　　在编剧方面不受观众欢迎的原因何在呢？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内容方面的问题；其二是形式方面的问题。所谓内容，就是指剧本的题材，人物的描写，主题思想等。所谓形式，就是指剧本的说白唱词，故事结构，分场分幕等。

    一、在内容上如何表现新生活

　　内容方面的问题，表现新生活的问题也有两个。

　　第一，我们对新生活理解的还不够深。也许有人说，我们在新社会中已经生活了七八年，难道还不理解新生活吗？是的，理解的，但不很深刻。我这说法是一点也不过火的。同志们，我们并不是完全不懂得新生活，比如说禁止赌博，没有娼妓，不许流氓横行霸道，这些和我们关系非常深切的日常生活现象，我们是了解的。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家，这样的去理解新生活够不够呢？我看是非常不够。而新社会中很多新事情、新人物却不像日常生活现象那样容易被我们发现，被我们理解。比如说，发现没有娼妓是很容易的，但要是从一个人的思想性格中发现社会主义的高尚品质，或从一个人的灵魂深处发现资本主义的腐朽肮脏就不容易了。何以见得呢？反右派斗争就是明证。很多右派分子，在过去我们不都是觉得还满进步的吗？思想是装在脑子里的，发现其中的问题是不那么容易的。所以，作为艺术家在自己的艺术品里表现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是很不容易的事。如果我们对新生活理解的不深，那就很难表现好。比如我们写一个工人中的英雄，写来写去写不好，原因就是我们不了解这个英雄，抓不住他的特点。扬剧“防汛英雄”满台的人都是英雄。但写的就比较干巴巴，就不能感动人，不能教育人。有人演刘胡兰，总是挺着胸，绷着脸，这样去对待敌人，当然很恰当，可是对待自己的母亲和爱人也是这样就不对了。但像刘胡兰这样的英雄对待自己的母亲和爱人是什么态度呢？我们就不很了解，当然也很难表现了。

　　第二，就是对表现人民内部矛盾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和足够的办法。我们有些表现对敌斗争的戏都还比较好。“王孝和”这个戏虽然有缺点，但有几场戏使台下观众的情绪还满热烈，其它如“刘胡兰”、“东海最前线”等戏都很好。但是一碰到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戏就写得不够有力了。一直到现在为止，反映“三反”“五反”的戏，我还没看到一出令人满意的。“西望长安”是写一个政治骗子的事，剧本写得不错，但老舍先生还是把他写成了特务，按敌我矛盾处理的；因为就戏的发展来看，不这么写，矛盾就不尖锐，劲头就不够。为什么今天描写人民内部矛盾的好戏还不多呢？因为我们对人民内部矛盾理解的还很不深刻，对人民内部残存的一些极其恶劣的思想质量不够理解，所以，真正尖锐的戏剧矛盾写不出来。

　　我们在表现新的英雄，表现人民内部的矛盾还作的不够好，还缺少足够的办法，“戏不够，特务凑”，感觉到没戏了，就抬出个特务或别的什么人来，于是就在舞台上造出了一些矛盾。我不是说反特的戏不可以写，相反地，像“东海最前线”这样的戏我们是希望多产生一些的，但是，难道人民内部就没有矛盾可写吗？不是这样的。人民内部的矛盾，有很大一部分是阶级矛盾，从反右派斗争中间就可以看出来，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可以是非对抗性的，也可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右派分子如果向人民低头，认真的检讨了自己，这矛盾就是非对抗性的，如果他们坚决顽固到底，坚决反党反人民，矛盾就会变成对抗性的，还不尖锐吗？人民内部矛盾，有很多是表现在思想方面，基本上就是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是思想战线上谁战胜谁的问题，是思想战线上两条道路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矛盾还不尖锐吗？为什么我们写不好呢？主要是因为我们对人民内部矛盾认识和理解的还不够深刻，或者在我们的思想里阶级界限还没有划清。

　　在表现新生活和人民内部矛盾方面，我们作的还很不够，因为我们对这些事物认识和理解的不深。如果我们的艺术家对生活的认识水平和普通观众一样的话，我们怎么能编出好戏或演出好戏去教育人民呢？

　　如何能对生活理解的更深，能写出好戏来指导观众、教育观众呢？在这里，我们就要研究一些具体问题。

　　1.在表现新人物方面，应当说我们对新人物还不完全懂，或者说虽然懂得一些，但还很不熟悉，还没有和新人物交成朋友。只是远远的看一看，说这人是英雄。仅仅有这一点理解，是无法写好的，是抓不住英雄的特点的。我自己就闹过这样的笑话，在解放战争时我们搞土改，农民们起来了，并出现了积极分子，他们不仅在自己村子里搞土改，而且还到别的村子里去帮忙，在这里就产生了几个杰出的人物。我们预备写一个这样的人物，就去访问他。是冬天，坐在他家的热炕上聊了一下午，也抓不住他的特点。这个人不大会讲话，问少了他回答的很简单，问多了他又难为情，结果也没访问出所以然来，当然也就没法写。因为这种做法是非常表面的，不可能了解这英雄。后来我们在农村中搞久了，和农民们一起生活，一起搞土改，在工作中对这些积极分子就有了比较深的了解：在别人动摇的时候他们不动摇，在别人缺少办法而灰心的时候，他们不灰心。这些人其所以具有这种好品质，就因为他们在农村里都是最苦的，对农村里的阶级关系比我们看的清楚得多，他们从自己的生活出发得出了结论：必须坚决斗争下去，别无其它出路。如果我们不去深入了解这些，就没有办法在艺术品中表现他们，即使表现了也是概念化的。如果把这类概念化的人物搬上舞台，不是干巴巴，就一定在外形上作种种夸张的描写，歪曲了人物，而不能把人物的本质精神表现出来。

　　另外，有些人对工农兵或英雄人物的认识也是很错误的。以为这些人物是解放后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其实完全不对。许多的英雄人物是从旧社会生长出来的，因此，他们特别懂得旧社会中那些不合理的事情，所以他们坚决反对旧社会。我记得鲁迅曾讲过一句话，他说：“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坟”：“写在坟后面”）鲁迅是什么人呢？他是英雄，他的方向是我们新文化的方向，因为他最懂得旧社会的坏处，并与之坚决作斗争，所以他成了英雄，所以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就能表现出新思想、新感情。我们现在有些人的理解却不同，以为英雄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对旧社会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一点也不了解，他们身上是十成新的，一点传统的东西也没有。这样的英雄人物写出来是不会使人相信的。其实英雄也有成长过程，他们对事情也是从不懂到懂得，处理事情也是从不正确到正确，鲁迅就是这样，他最初是相信进化论的，后来他才进步成为阶级论者。他也是有自己的成长过程。苏联电影“夏伯阳”就很成功的描写了苏联英雄夏伯阳的成长过程，细致的表现了夏伯阳从一个自由散漫的农民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者。把这种成长过程写出来，教育意义就大得多。

　　现在，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沪剧“王孝和”。同志们说这个剧本有缺点，对的，这个剧本的主要缺点就是没有把王孝和这个英雄的发展过程写出来。从头到底，我们看不出王孝和在和敌人的斗争中，在思想上、认识上以及性格上有什么新的发展。没有发展这是不合乎事实的，他一出场就显得很老练，满有把握，一直到他死还是那样。其实王孝和也是有过成长过程的，他在对付反动派时，开初也是没有经验的。当然，剧本不一定要写他的全部成长过程，但在这个具体的戏里，在这个具体的矛盾斗争中，他一定会有些新的发展。不表现出这一点来，就显得不够真实，不够深刻。比如说，过去他没坐过牢，现在被抓进监牢里去了，在这里必须有不同的斗争方式，他对这些还是不熟悉的，没有经验的。但我们从戏里头没有看到他进牢之后因为经受到新的事变而锻炼得比以前更成熟的具体描写，只觉得一进监牢之后他对什么都应付自如。最后，他就义的一场，也没写好。他和老汤商量在死时喊不喊共产党万岁，老汤告诉他不能喊，一喊的话就中了敌人的鬼计了，敌人就可以造谣诬蔑共产党了。这也是一个重大的考验。一个共产党员，在临死时还不能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不能喊共产党万岁，是非常痛苦的。这时，王孝和是有斗争的，有思想过程的。最后他理解到为了党的事业，自己可以牺牲一切，这又是英雄性格的一个很重要的发展，这说明王孝和在临死之前也还是在发展的。可是剧作者在这里却没写出戏来。因此我们就不能从舞台上看到这个重要的思想过程的发展。这种不注意写发展过程的缺点，常常使人物的刻划不能深刻，戏自然也就流于平淡，应当很感动人的地方就不感动人了。第一幕王孝和初次露面时就显得很有把握，因此他虽然还没有进屋门我们就已经知道他和那些反动派斗争的第一个回合一定没问题，一定胜利。戏是这样写法，还有什么看头？假如他出场时是有些紧张，心中有所考虑，观众就会为他提心吊胆，就会被吸引到戏里去了。我们从写王孝和这个人物的例子可以看出，如果对人物理解不深刻，戏的矛盾斗争就一定写不好；台下也就不会被感动。又如这个戏中王孝和的爱人这个人物也是没发展的。可是在真实的事件里，这个人物却有一段很动人的发展过程，可惜剧作者完全没有写出来。这说明我们对新的人物不理解，只写了一个表面，无怪乎戏写不好，不能感动人。

　　另外，从王孝和这个戏里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对英雄的心情、感情、思想是不很了解的，因此，真正要描写感情的地方就滑过去了。这就容易使人觉得缺乏人情味，英雄仿佛也就有些神秘化了。同志们，英雄也是我们同时代的人，他和许多人不同的地方只是在某个紧要关头做下了一般人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像董存瑞炸碉堡、罗盛教救崔（王莹）。要知道：与董存瑞、罗盛教同时代的人，特别是同在部队中的人，也不是根本不具备他们那样的思想感情或者品质，只是程度不同罢了。因而英雄决不是与群众脱离的，和群众根本两样的人，而是他们中间最杰出的一个。古代戏曲中也有英雄，如“八义图”中间就描写了八个舍己为人的英雄，我们看了以后，并不觉得不合理；反而觉得入情入理，而且觉得在他们那个时代是会有这样的人的。古代为何能写出这些人物呢？他们对这些人物是了解的。我们写不好，因为我们对新人物理解不够，我们常常把英雄孤立起来，一个英雄也不恋爱，也不休息，也不娱乐，一天到晚尽干一些“英雄”的事情。其实英雄并不如此，我们把他一孤立起来，就使他失去了人情味，就会使人觉得这个英雄难做，虽然也许佩服他，但却不准备学习他，这样去描写英雄，就失去我们想要得到的教育意义了。我们看古代描写英雄的戏能感动，能受到教育，因为那些英雄是富于人情味的，他会使观众感到自己努力一下也可以赶上去，这样，教育意义就大；电影“董存瑞”就比较好，它写出了董存瑞的发展过程，他年轻时很调皮，然而他成了英雄。结果，一些中学生看了之后，就要学董存瑞。刘胡兰就写的比较差点，作者有意无意地到处给她端点儿“英雄”架子，造成了观众对她一定的距离，在这些地方就表现出我们的作者对英雄人物的感情不是理解得很深，不能将心比心的去体会，而是多少把英雄神秘化、孤立化了。表现工农兵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很多人觉得党、团员、干部难演，因为这些人物往往被写的和普通人不一样，无法体会，无戏可演。这都说明我们对新人物、对工农兵还不够熟悉。

　　2.描写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主要是无冲突的问题。很多人对这类题材写来写去写不好，当然啦，在这方面是有些清规戒律。比方说，有人说现在人民内部只有好与更好的矛盾，进步与更进步的矛盾，没有什么本质的矛盾，结果，实际上就是没有矛盾。比方说“扔界石”这个戏，假如不是一个落后，一个进步，那么这个矛盾就不容易写好。扬剧“防汛英雄”就有这样的问题。戏中反映的是什么矛盾呢？是人与水的矛盾，有人主张把堤加高，有人主张撤退，这就成了中心矛盾。但这并不是真正的矛盾，在防汛斗争中真正的矛盾，应该是自私自利和舍己为人的矛盾，但作者却避免了这一点，没敢去表现这个矛盾。其实，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个人和集体的矛盾是相当多的，如果把这个矛盾尖锐的表现出来，那“防汛英雄”这个戏就会很出色。但作者避免了这点。比方周树清为了全体利益要搬家，于是和自己的母亲发生了矛盾。这本是一场很有戏剧性的冲突，可是作者没写。在这个戏中，这样的例子有好几个，弄得全剧的矛盾模糊不清，只见一台人忙忙碌碌的去和水作斗争，而水是死的，因此这矛盾也就不会有严重的发展，这个戏也就不惊心动魄了。这说明作者没能深刻的去发掘矛盾，或者是不敢去发掘。我认为，我们写一个剧本，既然选定了一个题材，就应该把它挖深下去。作者的立场是否正确，不在于他必须把某类人写成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而在于作者对这些人物的态度。比方说“归来”这个戏，描写其中一个党员干部充满了资产阶级的思想，但并不因此就影响了作者立场的正确。“防汛英雄”这个戏，如果能把矛盾挖掘得更深一些。而且直接的表现在舞台上，那么这个戏是会很动人的。“归来”这个戏，正因为作者把王彪写得非常明确，把他的思想挖掘的很深，并且也对他作了很有力的批评，所以这个戏能感动人。

　　在我们的艺术作品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常重要的，它的范围也是非常广阔的。今天的社会里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说儿女不孝顺父母；后妻虐待前房子女；干部贪图享乐而腐化堕落等都是；比这类在性质上更严重的还有上海的阿飞问题，总之，资产阶级的思想还在侵蚀着人们，这是需要我们去批判的，我们应该写。对这些问题，我们也应该好好研究。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工作之一。

　　3.现在，在我们的艺术品里，无论是要表扬英雄人物，还是批评资产阶级思想，总是写的不够好，分寸掌握的总是不太对。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主要原因还在于编剧者本身的思想感情问题。当然啦，应当承认，在表现新生活的方面曾经存在过一些清规戒律，现在也还没有在人们的脑子里全部澄清，应当继续打破。但也有好些清规戒律已经被打破了，可是我们并不因此就把剧本写好了，可见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思想问题了。不仅是思想问题，我感觉这里还有个感情问题，这个问题更细致，更复杂。比方说写阿飞的戏有很多都出了毛病。为什么会如此呢？我看是由于写的人和演的人对阿飞不是恨的那么厉害，甚至于还很可能有些羡慕阿飞的生活。因此他们只能教条的批评一下阿飞不好，实际表演起来，却大大渲染了阿飞生活的美妙，引人羡慕，使人想学。这怎么能写好和演好阿飞戏呢？在戏曲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假如作者对资产阶级的生活还很满意的话，那就无法去批判。我可以举个例子，（这个例子不完全恰当，但一时没有更好的例子。）最近，我看了人民沪剧团演出的“娇懒夫人”这个戏就存在着这样的缺点。戏的时代背景是抗战期间。戏里描写了一个豪华的资产阶级的家庭，男的作什么工作也不知道，女的呆在家里整天什么事也不干，她的哥哥来了，下决心要改造她这种不肯劳动的坏习惯。用什么来教育呢？就是叫她去插花。同志们，这算做什么劳动观点。我看这个剧作者是不懂得艰苦生活，也不了解劳动的可贵的。满台都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根本没有否定任何资产阶级的东西，用这个来教育人们建立劳动观点，是很困难的。像这种问题就是感情问题。当然，这个戏根本就是从外国资产阶级作家的戏改编过来的，中国的改编者不能完全负这个责任。

　　“王孝和”这戏中间有两处鲜明的对比，就是法庭和监狱两场戏。“法庭”这场戏写的很成功。监狱一场写的不太成功，为什么呢？我分析这里面有个感情问题：作者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目无法纪，随意残害人民这点，是亲身体验深刻憎恨的，因此王孝和跑到法庭上侃侃而谈，大声抗议，这种感情完全是真的，是能感动人的。但在监牢一场王孝和和爱人分别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作者不了解像王孝和这样的英雄人物在为革命事业牺牲的时候，怎样去处理他自己的私人感情，作者还没有这样的英雄的心胸。文艺作品中的感情是不能作假的，假了就不能感动人。当你没有获得这样的感情时，不具备理解这种感情的条件时，就写不出来。我觉得“王孝和”的作者还应当进一步提高自己思想感情的高度，进一步改造自己。

　　所以我认为，今天我们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剧作者、演员、导演，应当努力取得无产阶级的思想，不仅如此，还要有无产阶级的感情，由衷的爱无产阶级。由于爱的不够，就使我们写不好或演不好，不能感动台下的观众。艺术家自己还没有被感动，怎么能感动他的欣赏者呢？这就是感情问题。

　　写资产阶级的生活是不是就不容易保持无产阶级的立场呢？那也不见得。高尔基写了许多描写资产阶级没落的戏，看了那些戏，就会觉得资产阶级思想的确是阴暗可怕的，它实在是非没落不可的，一点前途也没有的。编剧的同志们可以参考一下，看看他是怎样写资产阶级的，那种写法为什么可以使人得到资产阶级实在很糟糕的结论。我想这里的秘密首先在于高尔基是从心里憎恨资产阶级。

　　所以，我们的思想的改造、感情的改造，是非常重要的。这句话似乎已经讲烂了，但是我们还没有真正做好，我觉得，这是我们文艺工作者长期努力的目标。我们不仅应该丢掉资产阶级的思想，也应该丢掉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表现人民内部矛盾，才能更好的去批判资产阶级。如果我们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思想，要去写董存瑞就毫无办法。首先就根本不可能理解董存瑞，更不会去佩服和羡慕董存瑞。既然如此，我们哪能有心情去歌颂他呢？如果我们有“吃苦在后、享乐在先”的思想，就不可能写好一个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戏，就会一面写，一面对这个戏起反感。所以，我说要把现代生活表现好，最主要的还是一个思想感情变化的问题。当然，我不是说非等思想感情彻底改造好了，才能来创作，我们虽然或多或少的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但我们还要工作，还要写剧本，具体的创作过程中，对于剧作者也会是促进思想感情起变化的过程。我们应该从重视思想改造中得出积极的结论来，而不是消极等待或消极悲观，躺到床上去等思想感情起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