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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台本戏问题(一)
吴白匋

  解放以前,京剧曾经上演过不少的连台本戏,有的剧团和剧场,像上海共舞台,是以专门演连台本戏著名的。在江苏省,年青而广泛流行的剧种,像锡剧、扬剧、淮剧,除在萌芽状态时期以演出生活小戏为主外,解放前几乎是都演连台本戏,不少艺人认为演连台本戏是他们的传统。解放以后,我们对于若干坏的连台本戏,像“蜀山剑侠传”、“血滴子”之类,曾经进行过严肃的批判,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我们的工作也存在着一种偏向,即对于上演连台本戏,基本地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不仅没有运用连台本戏的形式,进行整理或创作,来表达正确的思想内容,也极少推荐过较好的连台本戏。因此有一时期,艺人们不敢上演连台本戏,过去常演连台本戏的剧种和剧团感到了剧目荒,大大地影响了上座率。一九五六年第一届全国剧目工作会议以后,剧目开放了,各地上演连台本戏又逐渐地多起来,一般来说是受到观众欢迎的,上座率有显著的提高。同时,过去被批判过的不好的连台本戏,像“欧阳德”、“荒江女侠”、“火烧红莲寺”、“血滴子”之类也纷纷地重上舞台,散布了不少的坏影响,引起了大家的反对。目前对于连台本戏的争论是大的。究竟它好不好?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它?这是戏曲工作上急待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我原就下面的四个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一)连台本戏是怎样发展的?

  连台本戏是我国传统的戏曲形式之一。“连台本戏”作为一个名词,虽然产生于辛亥革命以后(确实的时期还查不出来),但它的起源是很早的。我们可以说:凡是表演长篇故事,不是在一个晚上能够演完的大型剧目都应当属于连台本戏的范围。我国戏曲历来和旧小说、说唱文学有极亲密的血缘关系,过去常常把说唱形式加上化装表演,搬上戏台。说唱的故事本身有长有短,因而根据说唱故事产生的戏曲也有长有短。当然,传统戏曲剧本也并非全来自小说或说唱,也有很多是历代文人、艺人的创作,也同样有长有短。

  元代杂剧以演一本四折为主,相当于今天的单本戏,可以在一个晚上演完,但是遇到长篇故事,还是可以多本演出,像王实甫的“西厢记”是五本。我们也可以说,这是连台本戏的前身。

  明清两代的传奇,一般地是四十折左右,一晚演出八折,就有五本。清代宫庭演的戏更长,像“鼎峙春秋”(全本三国志)在三百折以上,“升平宝筏”(全本西游记)和“劝善金科”(全本目莲救母)都是二百四十折,差不多每一部章回小说都有全本戏。在民间流行的剧目也有这样长的,像江苏省最近挖掘出来的高淳县“阳腔目连戏”(“阳腔”即“弋阳腔”,唱词基本上是用明代郑之珍“目道救母劝善戏文”),过去要演九个“两头红”(从第一天日落到第二天日出),现在残缺不全,还有一百零八折之多。我们可以说:传奇系统的戏,包括昆腔、弋阳腔等,最初是以演连台本戏为主的。为什么后来昆剧班社都演折头戏呢?因为:从明初上演传奇到清代乾隆时期,时间有三百年,观众看熟了全本戏以后,就要求拿出里面的精采片段单独演出,成为“折头戏”。“折头戏”是全本戏的发展,是根据观众需要,在全本戏基础上产生的。这个发展是很自然的,因为全本戏故事是长的,总不能本本好,场场精。观众不熟悉这个戏的时候,一般地是要看全本的,等到熟悉了以后,单看片段,就联想到全本,并且看到了精采的片段,就也会感到全本里面的许多次要的情节和过场戏可以不必要。艺人在全本戏里的艺术创造是不平衡的,根据他的专长和爱好,可以对片段的戏加工多些,观众就特别爱看他的这一段而不一定要看他的那一段,逐渐地他就只演“拿手”的一段“折头戏”了。我们不能拿昆曲后期的情况来断定:演“折头戏”是它唯一的传统。

  京剧产生在后,所接受的过去的剧种的传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它的剧本形式也多种多样,一方面演民间生活小戏,像“小放牛”、“小上坟”之类,也演全本戏里面的“折头戏”,像“碰碑”、“卖马”,也演根据短篇小说或元明杂剧编写的“小本戏”或单本戏,像“红鸾禧”、“临江驿”。另一方面,演连台本戏也是京剧传统之一。最初因为固有的皮黄剧本并不够用,时常利用昆曲剧本改编,像最著名的三庆班,在道光年间,演出“三国志”三十六本,自刘备马跃檀溪起至取南郡止,是从“鼎峙春秋”改编的。又如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命将“昭代箫韶”翻成皮黄戏“杨家将”,没有全部完成,已有四十本之多。现代普遍流行的三国戏和杨家将戏的京剧单出,就是这些全本中的“折头戏”。清代末年,京剧是以演“折头戏”为主的,但是四大徽班中的“四喜班”还是以演全本戏着名,像“五采舆”、“德政坊”就是那时候创作的。各地有历史的地方大戏,像川剧、汉剧等,也和京戏情况差不多,是各种形式的戏都演的,或多或少地也都有演连台本戏的传统。

  上面所述的各个朝代、各个剧种的连台本戏有其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有固定剧本的,不管文人编写或艺人创作,作者的态度是严肃的,艺术加工是多的。其中一大部分是根据广泛流行的民间文学、章回小说、弹词、宝卷等编写的;人物性格完整鲜明,故事结构条理清楚。艺人演出的态度也是严肃的,演连台本戏和演小型剧目同样是精雕细刻,付出全力,像王瑶卿先生演“四郎探每”和“八本雁门关”都有精采的表演,因此才能够在连台本戏之中,产生了好的“折头戏”。在这个阶段里,机关布景也可以找得出例证。明末张岱“陶庵梦忆”就记载了:刘晖吉在戏台上布置唐明皇游月宫;余蕴叔演目连戏,布置地狱。清初李笠翁编“蜃中楼”,剧本中规定用“结蜃”装置。清宫内演戏,戏台分三层,上层降仙佛,下层出鬼魔,演出“宝塔庄严”、“地涌金莲”、“罗汉渡海”等场面。但是,这些只有在宫庭或豪富人家偶然看得见,并不被民间剧团普遍采用。这是连台本戏第一时期的情况。

  到了清末民初,在大商业城市,像上海、汉口等地,新式舞台上,出现了“连台本戏”,并逐渐地多起来,改变了京剧以演“折头戏”为主的情况。起先,有的剧团利用几个“折头戏”,根据章回小说和弹词本子予以补充,恢复到整本大戏的规模,例如“狸猫换太子”,最初只有“抱妆盒”、“打御”两个单折,根据小说,加上连续性的过场,先成一个单本戏。因为观众喜爱看故事完整的戏,它当然会受到欢迎。剧场老板和剧团主持人发现它能够叫座,就连续演下去,一直演十多本,几乎把所有的包公戏“乌盆记”、“打龙袍”等等,都包括进去。名义上是新的连台本戏,事实上是许多老戏的综合和发展。这些戏都是有准本定词的。正由于有若干老戏在里面,艺术质量还不差,艺人演出的态度也是比较严肃的,可以说没有失去前期连台本戏的规矩。但是不容否认的,这里已经种下了恶因,当时已被商人势力控制的剧场,利用了观众要看整本戏的正当要求,尽量追求票房价值。资产阶级思想也逐渐侵蚀了艺人的头脑,衡量一个剧目的好坏,也看它能不能挣钱。由于新式舞台具备了物质条件,机关布景从偶而采用,很能叫座,发展成为连台本戏必有的条件。(我记得民国初年,机关布景只上海新舞台一家有,而且也仅用于“目连救母”一类戏上;民国十年以后,差不多所有上演连台本戏的剧场、剧团都用机关布景。)其它一切可利用来吸引观众的新奇“噱头”,像真牛上台之类,也一个一个的被放在连台本戏里面,广告项目越摆越多。这样,连台本戏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越演越坏。

  有不少年轻的地方剧种,像江苏省的锡剧、扬剧、淮剧,正在这个时期由农村进入了大城市的舞台,它们原有的剧目不多,而且都是农村的生活小戏,不能适应当时的市民需要。它们必须演出大量新剧目。看到普通观众欢迎连台本戏,并以京戏作榜样,它们根据章回小说或弹词本,如“珍珠塔”、“孟丽君”之类,编演连台本戏。一方面,由于老艺人和主要演员演出态度还比较严肃,不少剧目虽是用“幕表制”演出的,经过了长时间的舞台上的艺术加工,也成为年轻剧种的“骨子老戏”。另一方面,它们也受到了坏的连台本戏的影响,重视“噱头”和“机关布景”,离开了提高艺术质量的正路。

  这是连台本戏第二时期的情况。

  解放前十几年,是连台本戏的第三时期,也是最坏的一个时期。戏曲界思想比以前更形混乱。演出权完全操纵在前后古老板手里,这些人大多数是投机商人和流氓恶霸,追求利润,不择手段,大量地演出坏的连台本戏(京戏和地方戏都有),演成了所谓“恶性海派”。通常有下面的几个坏作风:

  1.选用当时流行的神怪武侠小说为故事题材,像“火烧红莲寺”、“血滴子”、“蜀山剑侠传”、“荒江女侠”之类。这些小说是无聊文人凭空杜撰的,本身就充满了封建迷信、荒诞色情的东西,搬上舞台,又加上若干的虚构。有时采用了一些很有问题的旧小说、像“济公传”、“彭公案”之类,并且脱离了原来的故事,追求剧情的曲折离奇,增加了更多的问题。

  2.一本戏能卖钱,就无限期地扩张下去,拖长为若干本,不到上座率减低不结束,时常上一本演了,下一本还不知道在哪里。扩张的程度是可惊的,如“血滴子”演到一百多本。有的剧团,一年只演一个戏。编写来不及,就把与本戏无关的一出老戏硬插到里面,作为家庭故事,因此“血滴子”里面竟出现了“贩马记”。一般地是用“幕表”演出的,连京戏也用了“提纲”,没有准本准词,低级庸俗的“噱头”可以随意增加,造成混乱。

  3.不管剧情需要与否,滥用机关布景、新奇服装、“特别开打”以及其它可以招来观众的东西。魔术师可以成为剧团的顾问;真牛上台,硬拖不动,引起观众的哄笑;都是那时的怪现象。最后,有的老板甚至强迫女演员表演美国式的黄色舞蹈,作为叫座的招来。

  这样的连古本戏,当然对于观众是很不利的,因为除了宣扬封建迷信以外,荒诞色情的部分可以直接影响人民的健康生活。不少同志一提到连台本戏就摇头,正因为这类连台本戏距离我们时代很近,给予我们的恶劣印象很深。

来源:戏曲剧目论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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