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官方丧葬傩俗：

　　最早突破丧礼周之旧制的人，是三国曹魏的文帝曹丕。

　　一、山阳公之葬

　　董卓、曹操把持朝政，先后“挟天子而令诸侯”，把汉代的末代皇帝刘协当傀儡使，曹丕更演出了一场“皇帝逊位”的闹剧，于是“魏王丕称天子，奉帝为山阳公”。刘协死了之后，“以汉天子礼仪（将汉献帝）葬于禅陵”，规格与汉代大丧完全一样。这是曹丕做给世人看的一种姿态。刘协只是“公”，不在大丧之列，却又是原先的正宗天子，用大丧规格也无可非议。

　　方相送葬规格开始下降的初始原因，出自刘协由帝而公的特殊地位。在深层，应当也有三国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相比之下，丁孚的评论就显得太吹毛求疵了。

　　二、魏晋丧葬傩俗

　　三国魏、蜀、吴当都有方相送葬之制。刘备的丧事便是一例。《三国志·蜀书》记载说：“（章武三年）夏四月癸巳，先主殂于永安宫，是年六十三。……百寮发哀，满三日服；到葬期，复如礼。”这与曹操简葬遗令，是同一个精神。“到葬期，复如礼”的礼，就是《周礼》所记载的“大丧之礼”。刘备当时已经称帝，属于大丧之列，自有方相送葬。

　　三、两晋葬制的变化

　　《宋书·礼制·凶礼》说“太晋绍承汉魏”。《晋书·左贵嫔传》有一篇哀悼杨皇后的“诔”。其中写道：“惟泰始十年秋七月景寅，晋元皇后杨氏崩，呜呼哀哉。……方相仡仡，旌旗翻翻。”

　　武元皇后，名叫杨艳，字琼艺，司马炎的原配妻子，公元二七四年七月去世。左芬这篇诔就是赞颂和哀悼她的，方相仡仡，是指高大壮勇的方相氏威风凛凛地在棺前赶鬼。

　　四、晋安平王葬礼

　　《晋公卿礼秩》记载说：“上公薨者，给方相车一乘。平安王薨，方相车驾马。”安平王，即安平献王司马孚，司马懿亲弟，晋武帝司马炎的叔祖父，一生忠于曹氏政权。司马昭杀皇帝高乡公曹髦，百官不敢奔丧，他偏去嚎啕大哭了一番。太皇太后、司马懿的妻子下令以百性规格葬曹髦，他又去力争，终于以王礼下葬。他自己九十五岁时去世。临终还说：“有魏员士，河南温县司马孚……始终若一。当以素棺单椁，领以时服。”据《晋书》说，其丧事“依汉东平献王苍故事”，查《后汉书》，东平献王刘苍的葬礼，并无方相送葬。这里的记载可能有误。

　　然而，用方相是肯定的，因为后来类似的葬礼，以晋安平王的规格为标准，都有方相。比如，南齐的竟陵王萧子良、郁林王萧昭业、曲江公萧遥欣、长沙郡王萧懿的葬礼都是如此。

　　五、方相与魌头之分

　　到了梁朝，在葬礼中又分出方相与魌头两个等级。后来，在南北朝都有这种分法。

　　（一）梁朝沈麟士不让用魌头

　　生活在晋末至萧梁时期的隐士、著名学者沈麟士（419～503）“（天监）二年卒于家，年八十五”的遗嘱，透露了这一消息。《南史·沈麟士传》说：

　　自为终制遗令……冢不须聚土成坟，使上与地平，王祥终制亦尔；葬，不须輻车、灵舫、魁头；不得朝夕下食，祭奠之法至于葬，唯清水一杯。

　　沈麟士受叔父的影响，一生不愿做官。他学识渊博，清贫著作，隐居教学。这份临终遗嘱，学习王祥的办法，要求儿子葬事从简，特别提出不用魌头，祭祀也只用一碗清水。

　　葬礼分方相、魌头两种规格，这是已知的第一次，为下层官员和百姓葬礼用魌头开了一个先例。沈麟士作为隐居文人，自然不能用方相，但可以用魌头。作为薄葬主义者，他却连魌头也不让用。

　　（二）北齐关于方相与魌头的规定

　　我们不清楚梁朝是几品官用方相送葬，几品官用魌头。但在其后半个世纪的北齐，则有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隋书·礼仪志三》写道：

　　后齐定令：亲王、公主、太妃、妃及从三品以上及五等开国，通用方相；四品以下达于庶人，以魌头。

　　四品以下的官员直到百姓，都用魁头送葬，等级差别十分明确。除方相与魌头的区别之外，还有旌旗等其他不同等级。八品以下则只有魌头而无旌旗了。

　　方相与魌头都用于送葬，但有严格的等级界限，两者不能平列。

　　六、民间方相——送葬专业户

　　北齐关于方相与魌头的规定，确实得到了贯彻，可以从樊逊的故事得到证实。《北史·樊逊传》写道：

　　天统元年，（樊逊）加员外郎，居七八日，行遇轜车，嚬眉下泪，指方相曰：“何日更相烦君一到。”数日而卒，雇方相送葬，仍前逢者。

　　樊逊（？～565），字孝谦，河东北猗氏（今属山西）人，平民出身。他长得丑，内向，但从小勤学，有才。北齐天保八年（557），曾在三千人大会上，获得“文章成就莫过樊孝谦”的美称。他自己却很自卑，让他当员外将军，却认为“门族寒陋”，推辞掉了，只要了个低等级的官职。最后加至员外散骑侍郎（一种皇帝近侍官），不够用方相送葬资格。就在这次加官之后七八天，路上遇到人家送葬，见到丧车，他突然一阵悲伤，皱着眉头哭了起来。并对在车前面赶鬼开路的“方相”说：“几时还得麻烦你到我家去帮一回忙。”不想，几天后他真的死了。而他家里所雇的“方相”，正好就是樊逊曾在路上碰到的那位。

　　这方相，就是民间方相。这是魏晋南北朝傩事七大创造之一。

　　樊逊名声高，加上这件事奇巧，才被记载了下来。否则，正史不会收录此等小事，我们也无从知道一千五百年前就曾经有过民间方相，而且是职业化的。

　　这个真实故事说明：

　　（一）当时社会上十分推崇方相送葬的傩俗。樊逊是无神论者，他那著名的《举秀才对策》文章，淋漓尽致地批判佛、道，反对弃家出家和鬼神迷信。怎么临了却信起方相驱鬼这一套呢？看来是出自心理上的变化和习惯势力的影响。他平时太淡泊名利，到头来，连个“方相送葬”资格也享受不到，感到太委屈，所以触景生情哭了。其中更可能是习惯势力的影响，因为习惯势力根深蒂固且异常强大，常人往往难以抗拒。

　　（二）这证明，北齐官方关于方相与魌头的规定，确实得以贯彻。樊逊名声虽高，但是官位不够，仍然无法享受公家方相送葬的待遇。北齐已经少数民族化了的汉族统治者虽极力恢复汉制，但也在某些方面能宽松对待，能允许民间方相的出现。不能享用公家方相，丧家可请民间方相来送葬，以满足社会习俗的需要。

　　（三）民间方相是职业化的商业行为。为樊逊送葬的方相正是他几天前自己碰到并曾预约过的一位。可见，还有樊逊没有碰到过的其他方相，他们是一个职业群体，而且是商业化的，偌大一个京城，一个方相绝对不够。“方相”可以预约，正说明这不是公家方相。公家方相用不着预约，自礼部派遣。

　　（四）民间有了方相，说明方相的地位已降到低点。官方垄断方相的格局被打破，也就不存在“敢不敢”的问题了。后来，民间方相却中断了上千年，直到元代才又重新露面。

　　隋唐五代丧葬傩俗：

　　隋唐五代的丧葬傩俗，依然有方相与魌头之分，在细节上又产生了一些新的内容。

　　一、隋代沿用北朝丧葬傩俗

　　隋文帝杨坚初年，即以太常卿牛弘等所撰《仪礼》，规定“悉用东齐仪注以为准，亦微采王俭礼条”来设定凶礼。其丧葬傩俗基本上还是北朝旧制。关于方相送葬，规定“四品以上用方相，七品以上用魌头”。比北齐放宽了一些。

　　隋炀帝杨广骄奢淫逸，好大喜功，挥霍无度，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是中国历史上残暴的皇帝之一。后被性情凶恶的大将宇文化及所杀，自然谈不上有什么正规的葬礼。其后的恭帝，在李渊立唐后，自己逊位，被封为鄢国公。武德二年（619）去世，只十五岁。唐初沿用隋制，应当有方相送葬。傀儡皇泰帝，先被软禁，后在北上途中又被宇文化及杀掉，也没有什么葬礼可言。

　　二、唐代丧葬傩俗

　　唐代“显庆礼”，将原先五礼中居第二位的凶礼，移到第五位。而编撰礼典的李义府、许敬宗以为，天子凶事非臣子所宜言，竟删去“国恤”篇。这样，天子凶礼便失阙了。等到要用的时候，只好临时比照古制办理，事情过去之后，又讳而不传，弄得后世无从查考。

　　《开元礼》则制订了较为完整的凶礼，共有十八项。其中，送葬也分方相、魌头。晚唐又有两次小的变化。

　　《新唐书·礼乐志十》记载说：“启殡之日……舆前，方相、大棺车、轜车，明器舆……”整个过程十分复杂烦琐，方相还是在柩前赶鬼，但不用车。到了墓地下葬时，没有方相氏墓中“戈击四隅”一节。

　　宪宗和武宗时，规定了官民葬制三个等级，将方相（四目）、魌头（二目）和轜车，魌头车以及车轨的幅宽分成若干等级，比以往复杂。三品以上，方相坐方相车，车可以装饰，其余车不得另有装饰；五品以上，方相用魌头车（方相坐魌头车）。魌头车的质量和规格比方相车低；九品以上，又分两类，一类方相坐魌头车；一类用魌头坐魌头车；最低的一等是普通人，包括工商百姓诸色人等、吏无官者、诸军人无职掌者，只准用魌头和魌头车。

　　三、五代十国的丧葬傩俗

　　五代十国的礼制，与唐礼大同小异。但此时方相丧葬这样的细节，已不为人们所重视，正史没有记载。前蜀道教学者杜光庭，曾为大行皇帝王建去世写了一系列文章，还专门写了一篇《发引表》，竟无一处提到方相。

　　但是，《宋书·凶礼三》记有后晋葬故魏王、后周葬侍卫使史弘肇、枢密使杨邠、三司使王章等四例，以及宋代朝廷规定的孟昶葬礼规格，都有“买道车、志石车各一，方相氏，鹅毛纛，铭旌，香舆、影舆、盖舆、钱舆、五谷舆、酒醢舆、衣物舆、庖性舆各一”。这说明，五代各朝都沿用丧葬旧礼。

　　孟昶（919～965），后蜀末代皇帝。965年被迫降宋，封为中书令，赐秦国公。968年去世，接着孟母亦病故。北宋朝廷从政治上考虑，用大礼丧葬。因其情况特殊，礼官们查阅五代史料，选定五代一品葬礼规格。这样，才留下了有关后晋和后周葬制的记载。这种葬礼与唐代比较大同小异，只细节有点变化。

　　由此推知，五代不仅葬礼用方相，宫廷驱傩也应当与唐代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