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研究缘起

　　2008年4月，我在长沙沿江风光带帮朋友进行住房保障研究的问卷调查，花鼓戏班的演出深深吸引了我。湘江一桥东岸沿江风光带风景优美，湘江如一条玉带蜿蜒而过，岸边垂柳掩映的亭台楼宇古香古色。微微江风，悠悠乐音。这里成为长沙传统的市民休闲聚集地，人气旺且戏曲氛围浓厚，很多戏曲票友都喜欢在此唱戏娱乐，也有众多市民聚集在这里看戏度过悠闲的午后时光。天气晴好的日子总有三五个戏班在湘江一桥旁湘江东岸沿江风光带上进行演出。这些戏班演出剧目以小折子戏为主，也可以由观众来点戏。演员上简单彩妆，表演带有简单道具和简单动作，配有电子琴、鼓等乐器，也有两个相对较大的戏班有电脑、音响设备和字母显示设备。围观观众或站或坐，打彩一般是10—20元。大部分人都是在几个摊子间自由走动观看，但由于人员流量大，加上常有老戏迷捧场，所以一个下午的进帐也一般在500元—1500元，人均收入并不少。受天气因素影响，一年真正能演出的时间不到一半。不过这些清唱团体的存在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它们维系着戏曲演出与普通市民之间的最基础的联系，是戏曲演出在这个城市中最显眼的“窗口”。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花鼓戏的演出现场，以前对花鼓戏的了解仅限于湖南电视台“快乐大本营”节目中主持人何炅所唱的《刘海砍樵》，而风光带上花鼓戏班演出现场的火爆引发了我关于民间文化的思索。当天简单的访谈中我结识了王老板，通过王老板对花鼓戏的介绍，我决定将花鼓戏作为我毕业论文的研究主题。也正如此，在今年开始田野工作时，我首先联系了王老板并将王氏戏班作为自己的主要调查对象。

　　王氏戏班来自于益阳市农村地区，具有纯粹的“草根性”。但通过对现有戏班研究资料的阅读，我发现集中于农村戏班的研究甚多；而通过对现有空间研究成果的回顾，我发现现有空间研究多集中于农民工群体，研究中所强调的区隔多是城乡二元体制。通过对风光带上戏班的深入调查，得知杨氏戏班最具特殊性。杨氏戏班的老板及几个成员原是文工团下岗职工，他们可谓是地道的城市人。离开益阳来到长沙演出的原因，杨老板说是因为益阳市有很多类似的民间戏班，市场竞争激烈。杨氏戏班的特殊使我决定放弃王氏戏班，而将杨氏戏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1）在演出质量上，杨氏戏班的成员多是原益阳市文工团的下岗职工，花鼓戏演出水平要比其他戏班好的多，因此他们可能获得更多观众的认可。（2）虽然他们也是城市居民，但他们来自益阳市，在长沙他们仍然属于外来人员群体。而户籍制度带来的不仅是城乡中的区隔，也带来城市间的区隔。这种区隔使杨氏戏班成员也感受到了社会排斥带来的压力。这种不同城市空间的生存认知可以与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生活中的生存体验进行比对。杨氏戏班成员从艺术工作者到民间戏曲演出艺人，社会的变迁带来了身份的变化。这种身份的变化使其城市空间自我认知也发生了变化。（3）既然益阳市有很多民间戏班进行演出，说明戏班可以在城市中生活下来，那么本研究是否还有进行的必要呢？这里，益阳是花鼓戏之乡，花鼓戏氛围浓厚，因此为戏班在益阳的生存提供了条件。而长沙作为新兴娱乐城市，是一种多元娱乐文化共生的空间，酒吧、歌厅、演艺厅等文化更是长沙市大力发展的，这势必会对戏曲的生存带来强烈的冲击，也就危及着戏班的生存。本文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探寻民间戏曲文化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在城市中的生存和发展，因此选取长沙作为研究空间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选择来自城市的杨氏戏班也为研究城市间的区隔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综上所述，本文选择以来自益阳市的杨氏花鼓戏戏班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人类学和社会学中的空间理论，在国家与社会的视角下，通过采用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相结合的田野调查方法，解读民间戏班的在城市中的生存与发展。来自益阳市的杨氏花鼓戏戏班，是原益阳市文工团解体后，演员自发组织成立的戏班，其演出相对正规、演艺水平较高，同时，该戏班自身发展的历程即是一部很完善的社会文化变迁史。本文采用空间理论对戏班生存空间的变迁、戏班在城市空间中面临的排斥以及应对策略、戏班成员的自我认同进行分析和阐释，探讨花鼓戏班在城市中的生存空间。

　　1.2相关研究回顾

　　1.2.1文献回顾

　　在戏班的生存空间上，现有研究多关注戏班得以生存的支持性因素，缺乏对戏班生存空间的整体性考察。傅谨的《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调查与研究》（2001），是近年颇受注目的对戏班进行的田野调查报告。作者对浙江省台州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间戏班的复苏，根据多年的实地调查和叙事实录，描述了民间戏班的存在方式和内在构成，揭示了民间戏班拥有的顽强生命力的文化渊源。傅谨对台州戏班的研究，一直将国营戏班作为参照系进行的。这是两种不同体制的比较。“一部分国有剧团无法继续支撑下去，这就给民间戏班的迅速兴起腾出了相当大的空间”。而《有多少濒危剧种咎待拯救》一文中探讨了民间戏剧的生命力所在，指出，“民间戏剧与老百姓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与他们的情感方式联系在一起，与他们的伦理道德观、他们的历史知识与现实知识联系在一起。当民间戏剧与这些东西相联系时，它的生存是有保障的，然而一旦这种自然状态受到破坏，地方剧种的命运也就堪忧了。李婷婷和李璐在《桂林永福彩调民间戏班现状调查报告——以永福县天凤彩调剧团为个案》一文中对永福县城唯一的民间戏班——永福县天凤彩调剧团深入调查、详细描述，分析了其存在的优势和问题，并对其未来长期发展的对策进行了积极的思考。作者认为：永福县天凤彩调剧团之所以能坚持六年多，是与执著的老板、乐观的演员、痴迷的观众的坚持分不开的，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永福县天凤彩调剧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资金不足，演员的数量少，质量低，由此也导致了了观众流失，而彩调这种民间戏曲也不太受年轻人的欢迎。胡建的《提琴戏民间戏班的田野调查》以目前流行于湖北省崇阳县的提琴戏民间戏班中“歇马山提琴戏班”为研究对象，采取田野调查的方法，对目前流行于湖北省崇阳县的提琴戏民间戏班的构成、演出活动的运转方式、经济运作、表演形式与演出剧目等方面作了些初步地探讨，指出该戏班的生存困境以及在困境中是如何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廖全京在《重续戏剧的血脉——民间戏班与戏剧的出路》中回顾了戏班走过的艰难历程，通过对现今四川民间戏班的了解，指出民间戏班与戏剧的出路在民间。而傅谨也指出：传统与市场是戏曲生存与发展的支撑因素。

　　在现有戏班研究中多倾向于农村地区民间戏班研究，对空间的区隔关注有限，目前的研究中只强调了政府对民间戏班管理的缺失。夏月、朱恒夫的《锡剧戏班的现状调查与研究》以活跃于苏南地区的几个锡剧民间戏班为调查对象，在对活跃于苏南地区的锡剧民间戏班调查、分析、详尽描述的基础上，作者认为民间戏班与专业剧团是并行不悖的两种锡剧演出主体，其兴起缘于苏南良好的经济基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介绍在民间市场里占主体地位的这些由民间资本自行组建、以盈利为主要目的戏班的同时，作者还介绍了锡剧戏班的构成、民间戏班的活动、表演形式与演出剧目、民间戏班与政府的关系等。作者于文中指出制约其发展的数方面问题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由此指出：民间戏班无论是人员、剧目、还是表演均来自专业剧团；民间戏班的产生与专业剧团的萧条直接相关。作者认为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民间戏班的人员数量相对较少质量相对较低、剧目少演出技巧差、音乐唱腔趋向单一、经济来源少，据此提出解决的思路在于政府的积极扶持和引导。李云在《可别小瞧了草台戏班》中指出：民营剧团就成了活跃农村文化的生力军。民营剧团活跃于农村的庙会以及红白喜事的场合，因此具有广阔的生存空间。草台戏班还有一个不被人注意的重要作用，那就是保存了濒临灭绝的稀有剧种。对于民营剧团的生存，作者提出了以下建议：有些文化管理部门，确实有对草台戏班不屑一顾的现象存在。对民营剧团的关注不够、扶持不力，致使管理缺失，散兵游勇、剧目陈旧、内容陈腐。另外，民营剧团地位低下，评奖机会少，演职员没职称。有些地方还出现了歧视民营剧团的现象。林瑞武通过对戏班的生存状况，包括其数量质量、艺术生产、人才培养、运营管理的状况和存在的现状进行研究后在《民营剧团的生存现状也应予以关注》一文中指出：民营剧团为活跃农村群众（包括外来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和发展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民营剧团为繁荣和发展福建的戏剧文化，保持福建作为“戏曲大省”的地位提供了厚实的基础。但目前福建沿海地区民营戏曲剧团的生存与发展目前也面临不少困难与问题，主要有：剧团总量大，但质量却未能有相应保证；无序竞争，演出市场存在混乱现象；黑中介猖獗，欺行霸市现象严重。最主要原因是政府管理的缺位。

　　现有研究多关注戏班的生存现状，对戏班的生存机制、经营方式、戏班成员的生活等层面进行考察，很少有研究涉及戏班成员的自我认同。香港学者陈守仁分别从戏班成员的入行经过、他们的戏班生活以及对香港粤剧发展的观念等方面入手，对粤剧从“人”的角度观看香港粤剧的另一层面。台湾学者邱坤良基于1976年对台北歌仔戏班“民安剧团”所作为期月余的调查，分别从“民安剧团的缘起”、剧团的营业情形、表演形式、团员及其身世背景、民间演戏与宗教活动之间的关系、演戏与观众、演员的生活、“民安剧团”的下一代等方面，探求了剧团组织、演员生活和表演形式。杨红的《当代社会中的二人台研究》选择了位于晋、陕、蒙三省交界处的山西河曲作为田野研究地点，当地众多的民间二人台戏班以原生形态的活动方式，沿着当年的走西口路线，常年演出于民间乡镇村落。基于多年的随班考察，客观描述和分析了活跃于西口路乡俗礼仪中的民间二人台戏班之现状、生存方式、师承关系、经济运作以及演出形式，探索戏班的发展机制，揭示它与地域文化的互动关系。作者对河曲民间戏班以及西口路地域文化的关系进行了实地考察，从时间、地点、社会维护、文化象征等多个角度，展开了宏观与微观、过去与现在、原型与变异、局内与局外等层面的探究。《长沙花鼓戏民间戏班调查》一文中，石力夫指出：近年来在长沙市区常年演出的民间花鼓戏班从形式上来看，它作为“城市戏班”与全国普遍存在的乡村戏班有着较大的差别，具有更加独特的样本价值；从基本属性来看，它与那些农村戏班又有着很多相同的本质特征，如草根性、服务性、灵活性、自主性，这些特质也就是使得民间戏班在戏曲普遍式微的大环境下东山再起的重要原因。作者详细分析了花鼓戏戏班的组织结构、经济运作、日常生活、舞台演出、演出状况以及观众的状况，为详细了解花鼓戏戏班的现状提供了一个范本。通过对花鼓戏的历史源流与发生背景、花鼓戏当前的生存状况，以及花鼓戏戏班的市场化生存得细致分析，反映出当代社会背景之下，传统戏曲艺术生存状态的一个侧面，并以此来探询中国戏曲曾经、当下和未来的运行轨迹。党桂梅的两篇论文《环县道情皮影许家班之个案研究》和《史家道情皮影班研究》则是分别以环县道情皮影戏班中的“许家班”和“史家班”为研究对象；这些论文都是以个案研究的方法，基于田野工作获得的真实资料，对所调查的戏班分别从历史、现状、班主、成员构成、传承关系、经济运作、生存方式、演出形式、演出剧目及在当代社会文化环境中的生存状态等不同方面加以描述，并通过分析和论述，进而管窥出各戏班所代表的剧种整体戏班的基本格局和经营机制。

　　1.2.2相关文献述评

　　戏班，旧称戏曲剧团。也叫“戏班子”。宋代戏班编制已见雏形。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的文化娱乐取向日渐多元化，戏曲逐渐被冷落，民间戏班渐渐淡出人民的生活。由于戏班载负起了对各个地方剧种的传播、传承和发展的历史重任，才使得我国众多剧种能够走过千百年的风风雨雨得以传承到今天，因此我们应该承认戏班在我国戏曲发展史中的地位，充分认识到戏班研究的价值，对这一领域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然而，纵观戏曲研究领域，对戏班的研究相较于戏曲历史、展演方式、剧本等方面的研究可谓少之又少。傅谨先生曾经深有感触地提到过：“因为历史的原因，中国学者对戏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剧本的研究、音乐的研究……而对戏班的研究，尤其受到忽视，不仅成型的研究非常少见，事实上就连对戏班实际演出的记录也不多。”同时从现有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目前为数不多的戏班实证研究中，研究的焦点是通过对戏班进行个案研究探寻戏班生存的现状和原因。

　　在研究内容层面。现有研究多是从戏班在仪式过程中的展演、戏班的组织构成与管理、戏班生存原因的探析、戏班对剧本、舞台展演、观众对戏曲艺术的关注与诉求、政府对戏班的管理等角度出发。研究的终点在于探求戏班的生存状态、生存机制，生存道路。在现有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很少有学者关注戏班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却很少将戏班产生的历程与社会发展、国家政策变动等联系起来，缺乏历时性研究和变迁研究。

　　在研究对象的选择层面。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农村地区戏班，强调农村戏班在满足农村地区休闲生活、仪式展演等方面的重要性，对城市戏班的研究少之又少。首先，从活动区域及范围来看，乡村戏班游走于村镇，而城市戏班固定在城市演出，二者的生存环境及活动状态完全不同，后者更接近于近代戏班生存形态的主流。其次，从演出形态上来看，乡村戏班普遍以接“祭祀戏”、“婚丧戏”为主，演出更多的富于“仪式戏曲”意味，其演出剧目受此局限比较明显；城市戏班则完全是剧场演出（演员虽私下也会为红白喜事唱戏，但不属于正常演出范围），属于传统主流的“商业演出戏曲”。再者，从经济收入来看，乡村戏班以包场演戏为主，由于复杂的社会原因，雇主包戏常常并不能真实反映市场对戏曲本身的认同状况，而长沙戏班的演出完全靠观众个体买票支撑（观众甚至是先看戏再给钱），二者对戏班的演出要求以及对戏曲市场的反映程度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在研究理论与方法层面。现有研究一般都集中于戏曲学、民俗学、民族音乐学等领域，人类学关于戏班的研究屈指可数。现有部分研究采用了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但很少能够对研究对象进行“深描”。对戏班生存现状的解读更是集中在经济学领域，将戏班的生存与市场紧密相连。不容否认，市场与戏班的生存紧密相关，但我们也不得不注意，社会因素也影响着戏班的生存，因此需要有人类学理论对戏班生存空间进行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分析和阐释。

　　针对生存在城市的民间戏班的进行人类学的研究将是戏曲学、艺术人类学的一个新尝试，对于如何保护中国民间传统戏曲文化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空间理论一般应用于城市贫困问题研究、农民工研究等领域，目前鲜有研究将民间戏曲表演团体纳入空间研究的领域，因此本研究对空间理论的解释力具备一定的检验作用，对空间理论应用的拓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此外，运用人类学方法研究当代社会传统文化在都市中的生存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也具有积极的创新意义。

　　1.3理论支持与研究方法

　　1.3.1理论支持

　　城市化过程是城市空间持续地隔离、入侵和演替的过程，是城市空间持续地生产与再生产、消费与再消费的过程。本研究的关注点在于民间戏班在城市的生存空间，运用空间理论对戏班的生存进行解读。

　　（1）空间构建的意义

　　1974年，法国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亨利·列菲弗尔出版的《空间的生产》标志着人文社会学科的空间转向。书中列菲弗尔反对传统社会理论视空间为单纯、客观的物理空间，提出了“社会空间”的概念，认为社会空间与社会生产是辩证统一的，社会空间由社会生产，同时也生产社会。一方面，空间是社会过程的结果，是在历史发展中产生的，并随历史的演变而重新结构和转化，每一个社会，每种生产模式都会生产出与自身相匹配的独特空间。另一方面，空间也是一切社会活动、一切社会力量产生发展的场所，它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社会生产要素，在社会再生产的延续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列菲弗尔在地理学及都市研究领域中的影响力是无人可以企及的，他的思想使大卫·哈维、爱德华·索亚等人受益匪浅。

　　许多表面上的空间的相邻关系混淆了我们的视听，使我们看不到这些表面的空间背后闪烁着更复杂纵横、当然也更真实的空间结构。社会理论里，空间不能不参照社会实践而加以定义，空间不仅只是一个物质产物，而是相关于其他物质产物而牵涉于历史决定的社会关系中，而这些社会关系赋予空间形式、功能和社会意义。空间是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支持，共享时间的社会实践意指空间把同一时间里并存的实践聚拢起来。

　　马克·戈特德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整合出社会空间视角，弥补了马克思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对空间的忽视，以加强都市社会学的解释力。社会空间视角批评传统城市社会学过分重视技术作为变迁主体的推动力并试图将更多的因素纳入城市空间的分析框架，尤其是政府干预和房地产发展。他认为城市的空间关系涉及资本、劳动和技术变迁。社会空间视角强调社会与空间的二元关系：一方面，人类在社会结构的限制下，在一定的空间下运行；另一方面，人类可以创造和改变空间以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欲望。

　　（2）空间的隔离

　　针对西方工业化国家社会急剧变迁过程中所面对的社会排斥现象，西方学者提出了社会空间隔离这一理论。

　　这种隔离源于支配性的利益和城市发展的逻辑。社会空间依然是支配性的空间逻辑，是支配性的利益——功能的空间逻辑。流动空间是占支配地位的管理精英和地方政府的空间组织，他们操纵了这些空间得以接合的指导性功能，空间仍是围绕每个社会结构所特有的支配性利益而不均衡地组织起来的。这种流动空间是由个人的微观网络组成的，将们的利益投射在流动空间之区域互动的功能性网络里，在隔离的空间里聚集着支配性的功能，而且便于接近艺术、文化和娱乐的都市复合体。地位群体通过保持一定的社会距离，有意或无意对外围成员封锁发展机会，来尽力维护和发展他们的现有的生活方式，形成消费空间的排斥性壁垒。这种空间隔离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中，带来的是社区历史感的终结以及地方在流动空间里废弃。

　　在空间向日常生活实践的转向中，舒尔茨·罗伯（Rob,Shields）更加具体的提出了四种“空间化实践”（the practice spatialization）策略。微观个体的空间选择行为导致宏观社会行为的空间定向趋势，即空间化实践的四种策略：边界策略、门户策略、重心策略和分化策略。边界策略指社会活动所涉及或许可的空间范围；门户策略指社会活动被设定的“门槛”，以“门槛”为界，社会活动而被允许、包容或被拒绝、排斥；重心策略是指社会活动和过程受重视的程度。受到重视，得到较多的资源支持，就能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在空间分配中就会获得较多的生存空间；分化策略是指空间性质和功能分区，这是人类社会活动分化、深化的表现。

　　（3）空间与自我认同

　　心理人类学家认为，自我的形成和发展与个体所处环境中的三种要素有关，它们是：有意义的他人；物质对象；观念、信仰和价值。通过和有意义的他人之间的社会互动，个体自我才能够理解自我所在的文化，并将其中的深层内容加以内化，即与观念、信仰、价值发生互动，进而再与物质对象发生互动，并支配和驾驭物质对象。同时，这三个方面也存在着关系，无论是其中的哪一种发生变化，都有可能影响到自我。因为互动是连续不断的，所以自我也是处于动态和变化中的。

　　认同（Identity），指群体中的成员在认知与评价上产生了一致的看法及其感情。群体中的成员有着共同的需要、目的和利益，彼此容易产生相同的认知倾向和价值取向，并能自觉地保持这种一致性。当群体与外界发生冲突或受到其他外来压力时，这种认同会表现得更加强烈。

　　一般说来，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自我（self），戴维波普诺认为就是“个体对他们的个人特征和社会认同的意识和发展——就是我是谁，我怎样与他人区分开来？”。

　　有学者从现代社会的自我认同焦虑出发指出，自我认同涉及到三个方面的问题：自我的同一性的建构，自我归属感的获得，自我意义的追寻。而自我认同焦虑恰好与以上三个方面相对应，即自我同一性的解构、自我归属感的匾乏，和自我意义感的丧失。认同不仅作为一种事实性存在，同时还是自我的辨别结果，即自我需要辨识自己究竟是否具有同一性，是一种在什么意义上的同一性。无疑，这就落脚到归属问题。在最基本的意义上，所谓归属，是指一个事物经由辨别自己与其他事物的共同特征，从而知道自己的同类何在，肯定了自己的群体性。这种辨识过程就是一种确认过程，个体在与其他事物的比较中，既会发现自己的独特之处，也会发现自己与群体之间的相似之点，从而达到对“我是谁”的确认。因此，认同是对于“我是谁”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的不断诘问过程。

　　对于空间与自我认同的关系，奥罗姆和陈向明实际上在《城市的世界》一书的阐述了其见解。他们更倾向于使用“地点”这个概念来取代“空间”。认为“地点”在人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我们定义人类生存状态时的主要概念。地点和人类之间有着某种自然而不变的联系。只有通过这些联系，我们对地点的认识才变得有意义；对地点的认识在奥罗姆和陈向明看来包括4个方面：第一、一种个人身份认同感，是一种说明“我们是谁”的感觉；第二、一种社区感，成为一个大集体（或者家庭或者邻里人群）的归属感；第三、一种过去和将来感（时间感），一种我们“身后”和我们“面前”的地点感；第四、一种在家里面的感觉，舒适感。

　　1.3.2研究方法

　　自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田野工作＋民族志”的人类学标准研究模式以来，田野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次高质量的田野工作，不仅能为民族志的撰写提供素材，也会极大地丰富田野工作者的经历、扩展田野工作者的视野、使自己的学术研究真正地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扎实的田野工作也会使田野工作者发现问题，找到适合自己研究的切入点，深刻挖掘社会文化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及其意义，在看似平凡的事件中寻求文化的隐喻。本文也主要应用田野工作方法，通过对杨氏戏班的参与观察以及对文化管理部门、城市管理部门、观众等的访谈来获得资料。

　　参与观察杨氏戏班的过程是多彩而快乐的。戏班成员待人热情，与杨氏戏班接触的第一天，我就和杨老板以及丁阿姨、何阿姨熟识了，当天还在丁阿姨的盛情邀请下和她们一起吃了晚饭并去到了她们的住处。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每个下午我都是与杨氏成员一起度过的。天气晴好时随他们去风光带演出，帮他们分发凳子，和老戏迷聊天；天气阴雨时则在他们的住处看他们打牌。相处过程中，我对戏班的诸位成员尤其是杨老板进行了深度访谈，并将杨老板作为我的主要报道人。聊天过程中，结构性访谈与非结构性访谈的交替运用也使我获得了关于戏班的丰富的资料，绝大部分有针对性的问题都获得了比较满意的答案。可以说，戏班成员的热情促成了我的调查。

　　在与戏班成员相处的同时，我还对观众、环卫人员、附近的小摊贩以及城市相关管理部分进行了访谈调查，将戏班的生存空间中的其他组成部分完善起来。调查期间遇到了诸多难题，但通过努力也一一得到了解决。而在调查期间，网络上结识了湖南城市学院的廖顺兰同学，她在此前一年多对益阳地区的花鼓戏团和戏班进行了深入的调查。通过与她的交流使我加深了对花鼓戏班的认识，她提供的部分资料为我的调查奠定了基础。

　　除田野工作外，本文还利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通过文献资料检索、查阅，收集相关文献资料，以了解中国民间戏曲文化的产生与发展轨迹，探寻戏班的起源与发展历程，揭示自产生以来影响中国民间戏曲与戏班生存的重要因素。文献类资料主要是与长沙花鼓戏及戏班发展历史相关的各种文献资料，其中包括《中国戏曲志·湖南卷》、《湖南地方剧种志·湘剧、花鼓戏卷》、《湖南戏曲史稿》、《湖南戏曲研究》、《湖南地方戏曲史料》、《湖南省志·文化志》、《长沙市志·文化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