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戏曲的大家庭里，有一些特殊的组成部分，比如傩、木偶戏、目连戏等，它们和戏曲产生发展的主体航道既有着极其密切甚至部分同一的关系，又各各带有自身的鲜明特色而划出特定的轨迹。傩与发生期的原始戏剧息息相关，长期保持了原始拟态表演的形式及巫教内涵。木偶戏的源起与戏剧的源起彼此具有交和互渗的影响关系，二者共同由远古信仰的深处结伴走来，并永远粘合不离。目连戏被戏曲吸纳的过程几乎与戏曲脱离初级面貌进入成熟期的过程同步，以后又在各地方戏曲里保持一种比较独立的面貌而具备自身清晰的发展线索。它们彼此之间也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交叉，共同与中华戏曲的整体结构构成复合型的杂呈形态。由于在正文中无法对之进行展开论述，特地在这里专门开辟一袭领地，以充分展现其风貌。

　　傩祭的产生根基于上古时代先民在交感巫术思维支配下的巫傩厌胜仪式，与蜡祭、雩祭同为原始巫风的反映。三者的性质不同，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差别。例如前二者属于岁时礼仪，后者则随机而作。傩祭和雩祭的区别则在于，前者为一种正式列入国家祀典的仪礼活动，后者则是官方的敬天祈神活动。周代主持傩仪的方相氏为大司马的属官，他“帅百隶而时傩”。雩祭则由大宗伯的属官司巫主持，他掌群巫之政令。雩祭常常有女巫跳舞乐神，故称“舞雩”，可见雩的舞乐成分大，而傩的仪典成分大。但在后世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傩仪把雩祭的舞乐成分也吸收了进来。三种祭仪活动中的傩祭，就是后世傩戏所由产生的语义源。

　　一、周傩

　　周代律令规定的岁时傩仪一共有三次：三月为诸侯傩，所谓“国傩”，为的是“以毕春气”；八月为天子傩，为的是“以达秋气”；十二月为天下人都参加的大傩，为的是“送寒气”。汉代郑玄解释这三个时辰举行傩祭的目的是：三月促使阴气终止，八月促使阳气终止，十二月促使阴气收敛。不止则厉鬼出行而害人。原因是三月太阳在黄道中走到了昴处，八月运行到昴毕处，十二月行进到虚微处，前二处有大陵积尸之气，后一处有坟墓四司之气，都召厉鬼。这是汉儒按照阴阳五行观念对于周代礼仪的解释，把行傩与星相四时扯在了一起。

　　二、汉傩

　　汉代傩仪改为年终的一次，但把以往四时傩仪的意义都吸收进来。汉傩里增添的十二神兽，实际上就是一年十二个月和一天十二辰的具象神，另外还增加了一百二十个侲子，也是建立在这个意义之上（今天云南彝族虎神祭里的十二神兽为生肖神，而十二生肖恰与十二辰对应，其本原意义相同）。汉代行傩时皇宫各州县府廨以及民间乡社一齐举行傩仪，实际上是合并了周代的天子、诸侯和乡人傩。

　　首次详细记载傩仪的文献是《后汉书·礼仪志》：

　　先蜡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帻皂制，执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于是中黄门倡，侲子和，曰：“甲作食，胇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祥，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蛊。凡使十二神追凶恶，赫汝躯，拉汝干，节解汝肉，抽汝肺肠！汝不急去，后者为粮。”因作方相与十二兽舞，欢呼周遍，前后省三过，持炬火，送疫出端门。门外驺骑传炬出官司马阙门，门外五营骑士传火弃洛水中。

　　按照它的描述，汉代宫廷大傩的时间是腊月七日晚，由黄门令主持，中黄门和仆射装扮方相氏和十二神兽，十到十二岁的黄门子弟一百二十人为侲子击鼗鼓，先在帝王殿前齐唱驱傩歌，继而大呼搜索宫内三遍，把火把传到端门外，由骑兵递相传接一直送到洛水抛入河内。这是完全的驱祟仪式，没有添加任何其他的成分。以后历代相沿，逐渐演变。

　　方相氏之外，汉代傩仪里出现十二神，各自有自己的驱魅功能和专门的镇辟对象。十二神的来源今天多数已经弄不清楚，一般认为它们原来都是些以猛兽为原型的凶神。

　　东汉张衡《东京赋》所描写傩仪过程，更添加了文学色彩，其中说到的十二鬼物名称，都与《后汉书》中的记载不合：

　　尔乃卒岁大傩，殴除群厉。方相秉钺，巫觋操茢，侲子万童，丹首玄制。桃弧棘矢，所发无臬；飞砾雨散，刚瘅必毙。煌火驰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然后凌天池，绝飞梁；捎螭魅，斮獝狂；斩蜲蛇，脑方良。囚耕父于清泠，溺女魃于神潢；残夔魖与罔像，殪野仲而歼游光。八灵为之震慴，况鬾与毕方。度朔作梗，守以郁垒；神荼副焉，对操索苇。目察区陬，司执遗鬼。京室密清，罔有不韪。

　　或许当时鬼物名称甚多，驱疫或者写作时临时选定十二个以符十二之数即可？或许东京与西京所驱疫鬼不同？限于知识，无可措辞。十二神之外，参加逐傩仪式的神灵里还有两个重要人物，即神荼和郁垒，宋人高承《事务纪原》卷八引《轩辕本纪》曰：“东海渡索山有神荼、郁垒之神，以御凶鬼，为民除害，因制驱傩之神。”似乎两位神物还是傩仪的发起者，在张衡《东京赋》里它们的作用是搜寻遗漏的鬼物。后来神荼郁垒在民间信仰里发展成为门神。

　　从今天见到的诸多汉代傩仪图像里，可以看到各类神怪鬼物的形象装扮，但也无法一一确指神怪和鬼物的名称。例如1974年于四川省陴县新胜乡出土的东汉石棺线刻大傩图，前有执桃杖开道的方相氏，后有众傩神将众鬼物集中在一起，拖拉肩扛、驱赶扑捉。又如1972年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一号西汉墓的漆棺彩绘驱傩图，绘大量云气，中有诸种神兽手持武器追逐驱赶怪物。

　　三、隋傩

　　隋朝希图上法周代，将傩仪重新改为一年三次，但已经不能扭转民间习俗的定势。隋朝傩仪改由鼓吹令统帅，侲子用乐人子弟二百四十人，其中一百二十人执鼗鼓，一百二十人执鞞角，逐疫时鼓角齐鸣，“作方相与十二兽舞戏”。从参加者身分的变动以及驱傩过程的程式化，可以看出隋朝行傩的表演成分加强了。

　　四、唐傩

　　唐代驱傩又有变化，改在年三十夜举行，由太常寺乐人操办，方相氏“蒙熊皮，玄衣朱裳”变成了“戴冠及面具”、“衣熊裘”，十二兽由“有毛衣角”变成了红头发穿白地画衣并手持麻鞭甩响，侲子增加到五百位，全部戴面具，并增加一个唱师。行傩时由宫廷乐队在紫宸殿前奏乐，皇上设大宴招待臣僚，家属都上棚观看，百姓也可以进去。很明显，唐代宫廷大傩已经朝向乐舞表演发展，其年节庆典的性质增强，宗教意味减弱。另外，当宫廷驱傩时，长安的市井百姓间也同时展开装扮活动，以增加其节日气氛。唐人罗隐《市傩》诗说：“傩之为名，著于时令矣。自宫禁至于下黧，皆得以逐灾邪而驱疫疠。故都会恶少年则以是时鸟兽其形容，皮革其面目。”说的是年轻人届时戴上头套、面具等物，身穿奇异服装扮成鸟兽形状进行表演。

　　五、民间傩

　　见于正史的傩仪，所反映的都是从黄帝传袭下来的正统中原文化的风俗，实际上在荆楚百越地区的边民中，流行着更原始和丰厚的巫俗信仰仪式，楚国屈原整理的巫祝祈神歌词《九歌》所概括的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梁时刘勰写《文心雕龙》，在“祝盟篇”里点明了当时南北巫傩的不同与相通：“侲子殴疫，同乎越巫之祝。”

　　从以上所说的宫廷傩祭活动来看，行傩的目的很单一，即：驱疫禳灾。这一点一直在宫廷里保存到明代。民间傩则走了另外一条路子，远在春秋时代，已经成为乡众毕集的一种公共活动。《论语·乡党》赞赏孔子尊敬乡里的举止，其中说他“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在行傩队伍来到自己家门前时，表示对于乡老的尊重和恭敬。所以宋朱熹《论语章句集注》卷五解释说：“傩虽古礼而近于戏，亦必朝服而临之者，无所不用其诚敬也。”可见当时的民间傩确实是挨家挨户沿门逐疫的。

　　以后随着民间信仰的世俗化和多元化——杂化，傩祭结合其他习俗向着地区民俗文化的方向发展。梁代民间的岁终逐除已经改变为社火模样，并吸收了佛教神参加。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曰：“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谚语：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梁武帝萧衍佞佛，为佛造丈八铜像，舍身同泰寺为僧，并在全国各地大力兴建佛寺，当时仅建康一地就建有佛寺七百余所，这导致举国上下的崇佛拜佛热潮。民间就把佛教神以及西域胡神都引入了华夏传统的傩仪中来，使之开始出现神系杂糅的现象。

　　唐代敦煌一带的傩祭则更是连主神都改变了，用民间传说中更加亲切而人化了的神钟馗取代了方相氏的地位。敦煌写本斯2055号有《除夕钟馗驱傩文》一篇，其中说到：

　　亲主岁领十万，熊罴爪硬，钢头银额，浑身总着豹皮，尽使朱砂杂赤，感称我是钟馗，捉取江游浪鬼。

　　钟馗的本字原为终葵，《礼记·玉篇》云：“终葵，椎也。”就是打鬼时用的棒槌。它又有可能是神物郁垒，唐人周繇《梦舞钟馗赋》说钟馗“彼号伊祁，亦名郁垒。”所说或许有根据。到了唐开元年间，据说一次玄宗曾梦见钟馗为自己吃鬼，醒后命吴道子绘钟馗像，并告示天下。大概钟馗从此成为民间熟知的驱鬼巨神。

　　和钟馗一起行使逐鬼权力的还有白泽、九尾狐、三危圣者、南山四皓、蓬莱七贤等各路仙怪，而那些虽然听起来凶狠可怕的古代恶鬼，毕竟令后人感到陌生了，于是换成出没于市井乡里的各种俗世鬼怪，诸如醋大之鬼、贫儿之鬼、田舍之鬼、市郭儿之鬼、工匠之鬼、奴婢之鬼、僧尼之鬼、瘐病之鬼、窃盗之鬼、悖逆之鬼、咬蛀之鬼等等。

　　敦煌卷子里有二十几篇《儿郎伟》（有的直接标为《儿郎伟驱傩》《驱傩文》）词，为沙州归义军在除夕时的驱傩仪式词，其写作时代大约为唐五代时期。

　　唐代民间的傩祭已经成为典型的傩舞社火活动，其中不乏歌舞戏的因素，这恰恰与当时进化到歌舞戏阶段的中国戏剧相表里。至于方相氏的职能范围，则由过去的逐疫、丧葬开道和墓中赶鬼三项，缩小到后面的两项，成为单纯的丧葬护卫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