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学者格罗塞在研究艺术史时说：艺术的起源，就在文明起源的地方。在那洪野荒蛮的远古时代，当我们的祖先面对那不可理解又不可抗拒的大自然时，对危险与困难所产生的恐惧感和焦虑感，在他们原始的生命本能中萌发出了宗教的意识，于是各种巫术仪式便应运而生，这同时也翻开了宗教艺术历史的第一页。在我国上古时代，对鬼神的恐惧和崇拜产生了以驱鬼逐疫为目的的傩仪和傩祭，与此同时，也开创了傩面具——这样一种具有特殊表意性质符号的灿烂历史。

　　傩文化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洗礼，现在仍以傩仪、傩舞、傩戏、傩歌等多种表演形式显现出鲜活的生命力。今天，它仍然保留在我国的多个省份，仍是大多数少数民族用来祭祀祈福、休闲娱乐的重要艺术形式。但无论是傩祭活动还是傩戏演出，面具都是不可缺少的化装工具。傩面具以千姿百态的造型和艳丽瑰奇的色彩塑造出了千百个性格鲜明的鬼神和人物形象，或凶猛，或狰狞，或阳刚，或柔婉，或诙谐，让人获得了多样的审美感受。但从深层次的宗教心理来看，傩面具都被赋予了神秘的宗教与民俗含义，具有多重的文化内涵。它们作为鬼神的载体，行使着各自在人间的权力，其灵魂已经融入到了人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

　　从传统文化所面临的现状来看，是挑战与机会并存，危机与希望同在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布广泛、形式丰富的傩文化引起了当前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傩面具作为傩文化最具象最直接的象征符号，也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其研究成果可以大大地促进傩文化的研究进程，从而使得今人更好地去理解和传承我们灿烂的传统文化。

　　一、中国傩文化的发端和流变

　　傩文化作为中国古老的文化现象，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起源于原始巫术，傩祭、傩仪与傩舞都是古老的驱鬼逐疫的巫术活动。世界上各个民族在其原始时期和蒙昧阶段，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过巫术盛行的时代。当时，巫术被广泛应用于人们生活生产的各个领域，它不仅渗透到人们的信仰之中，还深深地存在于当时人们的原始知识和使用技艺中，这充分反映了远古时期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控制意识，是原始人在生产力和社会力比差悬殊的情况下，企图通过仪式、符咒等手段来战胜“超自然力”的一种技术和愿望。

　　中国古代的巫文化相当发达，《山海经》中较早地记载了我国古代的巫和巫术。其中《大荒西经》描绘了众巫的所在：

　　“大荒之中，有山，名丰沮玉门，日月所入。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以此升降，百药爱在。”

　　“巫”字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为：“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觋”为“能斋肃事神明也，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春秋战国以前，巫师的身份最初是通神、事神、降神，到了后期，其技能和知识扩大为占卜、预言并以之为王室和国家的军事、政治活动服务，而巫师们所进行的驱鬼逐疫的祭祀活动就被称为“傩仪”或“傩祭”。我国现存的傩仪中还保留有很多巫术的法事，比如“翻叉”、“杀铧”、“衔红耙齿”等，可见傩与巫术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说文解字》中将“傩”解释为“行有节也。从人，难声。”段注：“行有节度。按此字之本义也。其驱疫字本作难，自假傩为驱疫字，而傩之本义废矣。”由此可知，“行有节”是“傩”的本意，即行为举止有节度的意思。《诗经·卫风·竹竿》曰：“巧笑之瑳，佩玉之傩”。“傩”字作驱鬼逐疫的解释，使用的是傩的假借义，“傩”是“难”的假借字。

　　难。《说文》曰：“堇鸟，鸟也，从鸟，堇声。堇鸟或从佳。”可见“难”的本义是鸟，但是，作驱疫解释的“难”字，非用本义，也是假借义。那么表示驱逐疫鬼的本字是什么呢？《说文解字》释为：“见鬼惊词，从鬼，难省字。”段注：见鬼而惊骇。为奈何之合声，风惊词那者即字。”《说文通训定声》释为：“见鬼惊貌，从鬼，难省声。按：叹省声读若傩，此驱逐疫鬼正字，击鼓大呼似见鬼而逐之，故曰。经传皆以傩为之。”所以说驱逐疫鬼的傩、傩祭和傩舞，作为一种古老的巫术活动，它的本字应为“鬼堇”。“傩”、“难”均是假借字。训诂中将这种现象称为“古音通假”，属于本有其字假借，即已有的“鬼堇”不用，却借用一个与“鬼堇”同音而意义毫不相干的“傩”，后来就用假借字的“傩”代替了本字“鬼堇”，假借字“傩”的本义逐步消失，所以说“傩之本义废矣”。

　　傩祭是傩文化的最初形态，在我国历史文献中有很多关于傩祭的记载。《古今事类全书》中记：“昔颛顼氏有三子，亡而为疫鬼。于是以岁十二月，命祀官时傩，以索室中而驱疫鬼焉。”该文献说明在原始社会末期就有了傩祭活动。

　　到商周时期，傩祭被当作是关系着国计民生的重大祭典，已经具备了相当完备的形态。《礼记·月令》中记载：“季春之月，命国傩九门磔攘，以毕春气……仲秋之月，天子乃傩，以达秋气……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傩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征鸟厉疾。”季春之月（春夏之交的三月）、仲秋之月（暑热极盛的八月）和季冬之月（冬春交替的十二月）是周代一年中最重要的三个时刻，这时寒暑变易，阴阳失调，鬼神最易趁机作祟，疫病也最易流行，所以此时必须举行傩祭与邪恶的疫鬼相抗衡。

　　周代的傩祭分为三种形式：一是“天子之傩”，专门为周王举行，诸侯和庶民都不得参与，在仲秋之月进行；二是“国傩”，在季春之月举行，由天子和诸侯共同参与；三是“大傩”，又称“乡傩”，是全国上下，宫廷民间都要举行的傩祭活动。《周礼·夏官》中记载了当时“国傩”的盛大场面：“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方相氏是傩祭活动的领导人物，其装扮非同寻常，不但身披熊皮，头上还要戴黄金四目的面具，很显然这种特殊的装扮是为了达到震慑疫鬼的效果。《论语·乡党》中还有这样的记载：“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是说当年孔子见乡人们行傩，便穿起朝服肃立于台阶之上，可见周代的傩祭是颇受社会各阶层重视的。

　　汉代的许多文献对方相氏行傩驱疫的场面也有详细的记载。《后汉书·礼仪志》的“大傩篇”记载：“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帻，皂制，执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会；郎中、尚书、御史、渴者、虎贲、羽林郎将执事，皆赤帻，卫陛乘舆，御前殿。黄门令奏曰：‘侲子备，请逐疫。’于是中黄门倡，侲子和曰：‘甲作食歹凶，胇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祥，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蛊。凡使十二神追凶恶，赫女躯，拉女干，节解女肉，抽女肝肠，女不急去，后者为粮。’因作方相与十二兽舞，欢呼周遍，前后省三过，持炬火，送疫出端门。门外，驺骑传炬，出宫司马阙门，门外五营骑士传火，弃洛水中。百官官府各以木面兽，能为傩人师。讫，设桃梗郁垒苇，苇毕，执事陛者毕。苇戟桃杖以赐公卿、将军、特侯、诸侯云。”

　　这段文献说明，汉代宫廷驱傩的队伍阵容非常庞大，主帅仍是方相氏，领头的人为“中黄门”（宦官）和冗从仆射。他们身后，排列着120名童男童女（侲子），都是头扎红巾，身着黑衣，手持拨浪鼓（鼗）。两汉时期傩仪的举行承袭了周代的旧制，依照季节的更替举行，但有几点已经呈现出与周代傩祭的不同：第一是采用了黑红两种色调来体现“驱鬼”的主旨。在先秦两汉的礼仪系统中黑色象征着冬季的萧杀，而红色自古以来便是一种辟邪镇鬼的颜色。汉代人认为鬼是红色的，打鬼者穿戴与鬼怪相同的颜色来与之抗衡，才能达到以鬼制鬼的目的。第二是驱鬼的助阵者均为童子，这与使用红色是同一目的，童子和厉鬼都属于阳性，所以让阳气极重的童子来对付妖邪的鬼怪。另外，进攻的一方除了方相氏外，又增加了十二个神兽，他们也是身披假形，头戴面具，加强了驱鬼方的力量。第三，驱鬼的路线也很有讲究，方相氏和十二神兽先在宫殿内来回搜索，反复三遍后，手持火炬，把疫鬼赶出端门。门外接应的驺骑高举火把直奔司马阙门，最后由等在城外的五营骑士将炬火送至洛水，投入水中，葬疫鬼于九泉之下。民间的傩仪虽然简单，但这种由内至外的驱鬼路线是任何状况下都不能改变的。郭净先生认为“两汉时期这种由内至外的打鬼方式，形象地说明了傩仪的功能所在：它通过一年一度的祭祀表演，重新标明‘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边界，把人与鬼、文化与野生、洁净与污秽借一道象征性的樊篱分割开来；使宇宙秩序恢复正常，使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得到净化。而这道象征的篱笆便是院墙、宫墙或城墙。”

　　从南北朝时期至隋代，傩祭依然按照旧制每年进行。唐代傩祭的规模和影响都大大超过了前朝，是当时最为重要的岁末节祭活动，《新唐书·礼乐志》和《乐府杂录》对唐代宫廷的大傩有详细的记载。唐代民间的傩仪已经成为民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了“送故”和“迎新”两个内容。现代的民间傩仪有两种功能：驱鬼和酬神。与前者相联系的是逐除仪式，即“打鬼”；与后者相联系的是祈求仪式，俗称“还愿”。从先秦至隋唐，有关记载都说明傩仪、傩祭只有“驱逐”的功能。唐代的民间傩仪将傩祭的驱逐仪式与祈求仪式结合了起来，傩祭的适用范围也大大扩展，这为宋代傩仪系统的重大改革作了铺垫。

　　宋代是我国傩文化发展的一个转折阶段。宋代傩仪与以往最大的改变是鬼神系统的不同。我国傩仪中的鬼神，从汉至唐是一个系统，其主神为方相氏与十二兽。到了宋代，方相、十二兽等均已消失，鬼神多为人形。这种变化与宋代道教势力的膨胀有密切的关系。道教在两宋时倍受尊崇，有坚实的政治基础，宋徽宗对道教的崇信近乎狂热。道教的盛行冲垮了汉唐以来形成的官方傩仪体系，使得道教神祗系统中的鬼神成为了傩祭中的主角。

　　《东京梦华录·卷十》：“至除日，禁中呈大傩仪。并用皇城亲事官、诸班直载假面，绣画色衣，执金鎗龙旗。教坊使孟景初身品魁伟，贯全副金镀铜甲装将军。用镇殿将军二人，亦介胄，装门神。教坊南河炭丑恶魁肥，装判官。又装钟馗、小妹、土地、灶神之类，共千余人。自禁中驱祟出南熏门外转龙弯，谓之‘埋崇’而罢。”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来自民间巫教而后归附于道教的神灵以及历史上的真人取代了方相氏和十二兽神，而且鬼神的数量猛增至千人。如上文中所说的钟馗、小妹、土地、灶神等，都是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道教神祗。

　　宋代傩仪另一个较大的改变是傩祭的形式，它大量地吸取了戏剧艺术的特长，“傩祭”开始向“傩戏”过渡。原来宫廷的大傩都是由巫觋主持，宋代却改为由执仗亲事房官员及教坊承当，所谓教坊就是皇室掌管音乐、舞蹈、戏剧的专门机构。这些都说明傩仪的性质由原来完全的祭祀性转向了表演性和娱乐性，歌舞、戏剧和其他艺术类型的因子已渗透到其中，傩文化开始由宗教型向艺术型开拓，由神化向人物化、世俗化转向。

　　从历史上看，傩文化是随着中原文化向四方扩张的，其流传过程是由北向南，自东而西的，这个流动过程主要发生在两宋。我国南方民族众多，素来就“信巫鬼，重祭祀”，加上荆楚巫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北宋时期，傩已经在南方生根发展，宋室南迁后，驱鬼逐疫的活动在金、元统治的中原渐渐衰落，但它却在江西、安徽、湖南、四川、广西等地盛行起来。广西桂林取代京城而成为南宋傩仪的中心，当地傩面具的制作也最发达。陆游《老学庵笔记》就有关于桂林傩面具的记载：“政和中，大傩。下桂府进面具，比进到，称一副，初讶甚少，乃是八百枚为一副，老少妍陋，无一相似者，乃大惊……天下及外夷，皆不能及。”

　　明代，宫廷大傩的规模大大缩减。到了清代，宫廷傩完全被喇嘛教的跳神仪式所取代，傩舞和傩戏已经成为下里巴人，登不得大雅之堂，其受欢迎程度远不如各种戏曲演出，傩神的地位也不如以前那么显赫和神圣。但是南方的傩文化活动却异常丰富，特别是地处西南的云贵高原，这种转变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明清两代，我国地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模式逐渐由南北向转为东西向，中央王朝对云贵高原的开发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高潮。为了巩固中央集权，朝廷采取改土归流和移民屯田政策，即在靠近交通要道的地方修建城池，并将数十万大军留屯在当地，还让大批的汉人从内地迁往西南。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将包括傩文化在内的内地传统文化也输进了西南载体之中，与当地的文化产生了碰撞和交流，在长期的融合发展后，最终形成了既娱神又娱人的傩戏表演，成为一种新的、更具有适应力的文化系统。

　　从商周、汉唐至两宋，再到明清，在这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傩的形式演变轨迹经历了傩祭——傩舞——傩戏的发展，而傩的主题演变轨迹则经历了驱傩——娱神——娱人的发展。可以说，傩文化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由单纯的宗教活动逐步向娱乐活动与宗教活动相结合的历史。

　　二、中国傩文化资源分布及研究现状

　　我国有一个很大的傩文化分布区。在古代，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嫩江流域及西南地区都流行着傩戏和傩祭。但在发展过程中，嫩江流域、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傩文化渐渐衰落，偏僻西南地区的傩文化则蓬勃发展。目前，我国的傩文化分布以贵州和四川、湖南交界地带为中心，东起苏、皖、赣，西至川、黔、滇，中间还包括了湖南、湖北和广西、广东。此外，在北方的山西、陕西、河北和内蒙也有少量的遗存。主要分布地区包括贵州全省、云南东部、四川南部、重庆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和西南部、广西北部，受影响的民族有：汉、土家、苗、瑶、壮、藏、门巴、布依、仡佬、彝、侗、毛难等。

　　傩文化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也是传统文化为我们留下的一笔可贵的文化遗产。近些年，中国的傩走出了国门，许多傩戏班子分赴世界各地表演，向世界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傩文化艺术。同时，傩文化也越来越多地被国外的研究者关注，大批的学者前来我国进行考察和学术交流，使得目前傩文化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学者对傩文化的关注和研究工作就已经开始，当时的研究方式主要是进行田野考察。1956年3月至4月，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傩舞调查研究组，到江西南乐、黎川、遂川等5县12个乡，调查了82个傩舞节目，这是我国首次有组织、有计划和具有研究性质的实地调查，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也拍摄了大量傩面具的照片。1957年夏，中国舞蹈家协会傩舞调查研究组又赴广西桂林和桂北县的13个乡，采集了80多个傩舞节目。这些都为我国傩文化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很好的现实基础。

　　八、九十年代我国傩戏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和进展，不但成立了很多研究性的团体，还出版了大量的傩戏研究书籍：1987年2月，“全国首届傩戏研讨会”在安徽贵池召开，同年，还出版了的大量傩戏资料和研究论文；1988年11月成立了中国傩戏学研究会，成为我国研究傩文化的重要的民间学术团体。许多国外的学者也纷纷到中国来考察我国丰富的傩文化资源，1990年4月“中国傩戏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山西临汾举行，来自我国19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日本、德国、澳大利亚、瑞典、法国的学者共同参加了会议；很多民族艺术刊物如《民族艺术》等都开辟了傩文化专栏，为傩戏研究提供了广泛的平台；同时，在高伦、邓光华、庹修明、沈福馨、顾朴光、曲六乙、王兆乾、林河、薛若琳等大批学者的努力下，《贵州地戏简史》、《贵州思南傩坛戏概观》、《贵州傩戏》、《中国傩文化论文选》、《中国巫傩史》、《中国面具史》、《中国巫傩面具艺术》等书籍相继出版，成为多年来我国傩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

　　新世纪我国的傩文化研究面临着新的局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民间艺术和传统文化受到了新科技和新思想的冲击，很多优秀的民间艺术项目已经濒临灭绝。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更多的业内外人士加入了对傩文化的传承和研究工作中。

　　1997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9届大会通过了建立“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决议，世界各国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护传统文化遗产的浪潮。2006年在我国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江西的南丰跳傩、婺源傩舞、乐安傩舞，彝族的撮泰吉，藏戏，安徽和湖南的武安傩戏，池州傩戏，侗族傩戏，沅陵辰州傩戏，德江傩堂戏，贵州的安顺地戏，江西的萍乡湘东傩面具都在其中。傩文化遗产已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2007年6月12日由中国文联、江西省人民政府、中国民艺家协会共同主办的中国（江西）国际傩文化艺术节在南昌举行，来自日本、韩国、莫桑比克、俄罗斯等国的傩文化舞者和我国国内的多支表演队共同展示了世界各国丰富多彩的傩文化，这次艺术节充分展示中国傩文化的风采，扩大了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