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职业昆班

　　职业昆班的大规模发展始于晚明，是指专门从事昆曲演出的职业班社，以赢利为目的。职业昆班主要采取艺人搭台组班的形式，由不同行当的艺人组合在一起进行剧目演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常年在大中城市扎根演出，演艺水平高超的优秀戏班，称为“坐城班”，所谓“班之上者，为城中班”；另一类班社组织相对灵活松散，艺术水准也相对较低，属于走南闯北、行遍江湖的民间草台班子，可称为“江湖班”或“草台班”。

　　明清时期，职业昆班的高度发达，备受欢迎，出入于厅堂庭院、船舫舟楫、河口码头、神庙戏台、会馆客店、空闲广场等各个演出场所。小说《儒林外史》中就曾提及南京城内仅水西门至淮清桥一带就有昆班“一百三十多班”，书中的人物杜慎卿言道：　

　　我心里想做一个胜会，择一个日子，捡一个极大的地方，把这一百几十个做旦角的都叫了来，一个人做一出戏，我和苇兄在旁边看着，记清他们的身段、模样，做个暗号，过几日评他个高下，出一个榜，把那色艺双绝的取在前列，贴在通衢。但这些人不好白传他，每人酬他五钱银子，荷包一对，诗扇一把。　

　　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人物，但也反映了当时很大一批人观看昆曲演出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可见职业昆班演出之兴盛。除了演出场所遍布社会各个角落，日复一日，职业昆班的演出场次也与日俱增，一方面促使了演员在艺术上精益求精，优秀表演人才不断出现；另一方面也为昆曲脚色表演体制的均衡发展与表演艺术体系的完善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明代万历年间，著名的职业昆班有苏州的瑞霞班和吴徽州班、南京的郝可成班和陈养行班、常熟的虞山班、上海的曹成班、吴兴的吕三班、湖北江陵的沈周班，等等。他们都以名伶佳作、演技精湛、行当齐全等特点而闻名于世，文人雅士的笔下常有关于这些班社演剧活动的记载。例如：潘之恒就曾经在《鸾啸小品》中记载了郝可成班的具体情形，描述了该班中有著名演员郝可成、陈启元、张志高、傅寿、傅卯及其父傅瑜、徐翩翩、徐亭亭及其父、何少英父子等，生、旦、净、末等角色齐全，“年俱少，而音容婉媚，装饰鲜华。且专心致志，不以情窦自戕。”俗话说“名师出高徒”，上述昆曲表演艺术这两方面的进步，一定程度上给当时昆曲人才的培养带来了直接和积极的影响。

　　职业昆班实施昆曲教育的模式，主要是“手把徒弟”，即艺术上有所造诣的老艺人们，除了到处搭班演出之外，还同时教授一两个徒弟。拜师学艺，首先就是要与师父签订学徒契约，名为“关书大发”。依据梨园的行规，年轻弟子向前辈艺人拜师学艺，由师傅带着徒弟一边学戏一边演出，技艺娴熟之后，逐渐登台演出，同时也以卖艺作为一代代师徒的谋生方式。职业昆班中师徒授受的传承方式，在民间的昆曲教育中一直占据主流位置，与中国古代手工业技术传承的方式极其类似。徒弟学戏往往是出于家境贫困，希望通过掌握一门技艺而得以生存。除了徒弟的身份，他们在戏班里其实也是师傅的奴才，师徒间的地位悬殊，极不平等。师傅带徒授艺的目的，除了传承艺术之外，往往根本上是希望学生及早学成卖艺、帮其赚钱。为了达到这一根本目的，师傅必然对徒弟严格监督，通过各自严酷的训练方式促使徒弟更好、更快地成才。因此，职业昆班中的昆曲教育向来以严厉闻名，一方面形成了严谨、规范、扎实的教育传统，另一方面也滋长了很多不文明的陈规陋习，带来了很多负面、消极的影响。

　　职业昆班的昆曲教育模式对后世影响深远。在近现代昆曲教育史上，剧团开设学馆，招收随团学员跟从前辈艺人学艺，就是职业昆班教育模式的一种直接延续，甚为普遍，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昆曲艺人。具体分析，还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学艺之初就跟从剧团摸爬滚打，从饰演龙套角色开始，一步步走向舞台中央；另一种是从科班学校毕业之后，技艺上仍不够成熟，也在剧团里继续接受培养和教育，在演出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艺术水平。

　　三、宫廷戏班

　　古代宫廷盛行演戏之风，历朝历代皆是如此。明代宫廷戏曲在管理体制上有内、外廷之分，分别为钟鼓司和教坊司：钟鼓司是宫廷官署，负责戏曲演出的组织和协调；教坊司隶属于礼部，即为明代宫廷的戏曲教育机构，负责戏曲的教习、排练以及演出。但是，钟鼓司时期，其实宫廷戏曲尚未涉及昆曲。昆曲进入宫廷的演出始于神宗万历年间，与弋阳、海盐诸腔被称为“外戏”，此后逐渐成为皇室娱乐消遣的主要形式。神宗酷嗜戏曲，曾自选近侍三百余名，学戏有成后在玉熙宫搬演，其中著名的承应伶人有刘荣，太监何明、钟鼓司官郑隐山则是戏曲教习。到了南明弘光朝，内廷演出昆曲之风尤炽，顺治二年（1645）清军南下之际，弘光皇帝和阮大铖等竟还日夜观看昆曲，可见当时宫廷昆曲演出的兴盛。

　　清初的宫廷舞台，昆、弋并演。“弋”即“弋阳腔”，传到各地后结合当地的语音发生了变化，在北京变为京腔（京高腔），由于其音乐结构沿袭南北曲的体式，因此适合演唱昆曲的剧本。康熙朝以来，在宫廷和王府的演出中，南昆北弋合组戏班，通称“昆弋班”，且以昆曲为主。孔尚任的剧作《桃花扇》和洪昇的剧作《长生殿》就是在康熙时期流行开来的。“两家乐府盛康熙”、“勾栏争唱孔洪词”就是对当时昆曲演出盛况的真实写照。清初宫廷沿用明代教坊司这一机构，凡是宫中宴会演出，一律由乐官妻率教坊女乐演奏。顺治十六年（1659），废除教坊司女乐，改用太监代替。雍正七年（1729）改教坊司为和声署，俗称“南府”。直至乾隆朝，宫廷的昆曲演出活动步入全盛时期。据嘉庆《大清会典》可知，南府的教习情况大致如此：　

　　中和乐乐工，亦悉用太监，由内庭及外边交进之新入署者，经总管分配其可归中和乐者，即往拜一老乐工为师，专习某种乐器，每日功课同于内学，数年技艺成熟，便可在其师提携之下，入内承应，其在署内情形，如内学制度，亦无大异，惟职掌之繁重，似又过之。　

　　道光七年（1827），将“南府”改为“升平署”，宫中昆曲的组织和演出事务皆由太监担当。宫廷昆班中的优秀艺人大多招募自民间职业戏班，入宫之后一方面在“内廷贡奉”（宫廷演出）　，另一方面负责教习宫中太监和梨园子弟学艺。“咸丰帝后，又酷嗜俗乐，遂自十年三月重行挑选民籍学生进内演戏。并取都中各戏班角色之佳者使之授其技于内监，而美其名曰教习。”“太监入署后，令档案房注其年岁籍贯于册，以便发给俸银，并视其材质，可学戏者学戏，即入内学，可习乐者习乐，即入中和乐。钱粮处、档案房则多系内学拨往。”选拔入升平署的太监，由总管选拔分配角色，拜师学艺，师生同住一屋，早晚各学一次，待学生熟练念白、唱腔和身段之后，教师再指点演出的节奏把握。之后，演员进行整体排练，此时首领会到场观摩，首领认可后便可进行“响排”。“响排”时总管会到场审查，审查通过才可将剧目上报，以备宫廷演出需要。

　　乾、嘉以来，随着内廷大规模上演昆弋戏，王孙贵冑纷纷开始效仿，观剧顾曲，蓄养家乐，尤以“王府班”最为著名。成王府的小祥瑞班、醇王府的安庆班、恩庆班及恩荣班和肃王府的复出安庆班，是当时最富盛名的王府班。王府班，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宫廷戏班，一定程度上兼具宫廷戏班和文人家班的双重优势：一方面由于班社主人的皇室血统身份而与宫廷演剧联系密切，在财力和人力资源上是普通家班无法比拟的；另一方面又因为其“王府家养”性质，创办于王府之中而非皇宫之内，管制上比宫廷戏班宽松，活动上相对自由，与民间演剧交流甚多，取长补短，不但有利于舞台实践，更为艺术传承创作了优越的条件。事实上，王府班是联系起宫廷和民间的一条纽带，在北方地区昆曲的传播、教育、推广、普及等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