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团带班”，是古代昆曲教育中职业艺人最为典型的教育模式，一直延续到近现代的戏曲人才培养。除了上海地区主要采用学校培养的昆曲教育模式之外，江苏、浙江、北京等地，在建国之后，依然大范围地采取“以团带班”的昆曲教育模式。

　　“以团带班”是指剧团开设学馆招聘学生，在剧团内部完成教育过程，培养青年学生的目的最终是为了壮大剧团青年演员的队伍。对于学生来说，他们就是在“随团学艺”的过程中，从学生成长为演员，在成为演员之后，依然沿袭这种模式步入他们的“持续性”教育阶段。

　　本节以江苏省苏昆剧团昆曲教育为例，来剧团分析论述“以团带班”的昆曲教育模式。

　　一、“继字辈”的人才培养

　　建国之后，在昆曲故乡苏州，昆曲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开始出现全新的局面。1952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明确指明了戏曲改革的方向和任务。苏州市委提出将昆剧作为苏州改革戏曲工作重点，并制订了继承振兴昆剧工作的一系列方针。

　　成立于1956年的江苏省苏昆剧团，其前身是在民锋苏剧团基础上改建的苏州市苏剧团。苏剧，与昆曲有着深厚的渊源，其朴实、细腻和注重内心体验的艺术风格，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昆曲的滋养。它由昆曲、南词和花鼓滩簧合流而成，当时在苏南浙北城乡一带相当流行。许多苏剧艺人兼能唱昆曲，二十世纪初在昆曲衰落之际也有不少昆曲艺人改演苏剧，包括仙霓社报散后的部分“传字辈”艺人。当时的江浙一带，有两个著名的苏剧团：一个是创办于1941年的由朱国梁领导的“国风苏剧团”，1953年落户杭州；另一个是就是“民锋实验苏剧团”，1951年4月由在上海的苏滩艺人吴兰英个人集资而办。成立二年多的时间里，大部分时间是在杭、嘉、湖和苏南地区演出，1953年10月“叶落归根”，落户苏州，归苏州市文联领导，属民营公助性质，称“苏州市民锋实验苏剧团”，确立了“苏昆”并举的办团方针，一方面吸取昆曲精华培植由苏滩发展而来的苏剧，另一方面学昆演昆，继承和发扬昆剧。

　　1956年4月，浙江昆苏剧团晋京演出《十五贯》引起广泛轰动之后，受其积极的推动和影响，江苏省也开始重视本地专业昆剧团的建设。1956年10月，省政府将民锋实验苏剧团改为江苏省苏昆剧团，兼演昆曲和苏剧，由苏州市文化局代管，体制仍属自负盈亏的集体所有制。

　　㈠　行当与艺名

　　在此之前，也就是1953年12月，苏州市民锋实验苏剧团对在团的张忆青（张继青）、丁克罗（丁继兰）、华静（华继韵）等九名学员以“继”字艺名排行。此后分别于1954年、1956年、1958年再次招生，所招学生统称“继字辈”，共四十三人。这是建国以后苏州培养的第一批苏剧、昆剧兼演的演员。根据《昆剧继字辈》一书的“名录篇”，这批学员按行当分组，分别是：

　　⑴　旦行：张继青、柳继雁、吴继静、吴继月、章继涓、尹继梅、杨继真、朱继圆、朱继云、华继韵、张继帼、吴继心、潘继雯。

　　⑵　老旦：龚继香、吴继茜、崔继慧。

　　⑶　小生：董继浩、凌继勤、高继荣、金继家、孙继良、丁继兰（女小生）、郭继新（女小生）、潘继正（女小生，后改老旦）、尹继芳（女，先习作旦，后改小生）、郎继凌（童生）、潘继琴（一作继瑾，兼花旦）。

　　⑷　净行：王继南（兼老生）、吴继杰（兼老生）、高继刚。

　　⑸　老生：姚继焜、周继翔（兼演老外、白净）、周继康、邹继治、蒋继宗、陈继撰（兼白净）。

　　⑹　武生：李继平。

　　⑺　副、丑行：范继信、姚继荪、刘继尧、朱继勇、张继霖（兼武小生）。

　　此外，还有主攻司鼓的周继鸣，共计四十三人。这与《中国昆剧大辞典》“继字辈”词条所列名单有出入。《辞典》中的“毕继韵”和“潘继文”应为印刷错误，即“华继韵”和“潘继雯”，并无争议。问题在于，《辞典》中还列有一名女老生陈继卿，但却未收录周继鸣。编者桑毓喜先生在词条里附带说明：“其中某些同时代培养的编导、舞美、乐队人员，也曾用过‘继’字辈艺名，另有少数本来不属这一辈的演员，亦有用过此艺名的，并一度见诸当时的演出广告、海报、说明书中。这两部分人不应列入‘继’字辈演员之中。”按照桑毓喜的说明，周继鸣作为乐队人员不应算在“继字辈”中。但是，事实上，周继鸣1955年进团之后，虽一直专攻司鼓，却也曾向吴秀松、沈传芷、朱传茗、华传浩等名家学戏、拍曲，此后一直在团工作，还曾为俞振飞司鼓。因此，笔者认为，周继铭应当列入“继字辈”名单之中无疑。至于陈继卿的情况，未见于其它资料，故而无从判定。值得一提的是，《昆剧继字辈》一书由顾笃璜作序，在1956年江苏省苏昆剧团成立之时，顾氏就以苏州市文化局副局长身份分管、主持全团工作，与“继字辈”相交半世纪之久，所以也可认定第一份名单较为准确。

　　需要说明的是，学戏之初，学馆不主张给学员限定行当，而是随着学艺过程的推进，根据各个学生的条件和表现，最后才逐渐确定主攻某个行当。因此，更换行当或兼任其它行当的情况，在“继字辈”中并不少见。这样有自由度的行当分配，也是符合戏曲人才培养的固有规律的。

　　就师生的待遇而言，苏昆剧团学馆明显比不上上海戏曲学校。限于当时苏昆剧团的经济条件，不管是教师的工资，还是学员学戏和演出的报酬，都远没有上海戏校那么优越，显得十分清贫、艰苦。一开始，学员们都没有住宿的地方，只能住在舞台上，1955年剧团搬迁至浦林巷之后，住宿的问题才得以解决。“待遇上是供给制，老艺人的工资，也不固定，要等每期演出结束，结账后再分给个人。我们学员吃饭钱、零用钱还是家里供给的。”因为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社会还是将报考剧团视为“加入革命队伍”，领导也是致力于要将学员们培养成文工团式的文艺战士，因此沿袭了战争时候的供给制：“每个月发给每个人十二元伙食费，二元零用钱，再定期供给每人牙刷，牙膏，毛巾，练功服等日常用品。但不多时随着国家干部工资改革，他们也改成薪金制。但待遇仍很低。”

　　㈡　师资配备

　　“继字辈”的师资情况，相对复杂。根据“继字辈”金继家《“继”字辈的“教师群”》一文，可以知其大概：　

　　现经资料查明，以“继”字辈命名的演员，前后有四十三人，但又意外地统计发现，当年剧团在培养这批“继”字辈的“坐团”老师，却比学生还多，前后竟有四十八位，这还不包括当年经常来往于苏州、上海的昆曲名家徐凌云及沈传芷、郑传鉴、华传浩、薛传刚等一批“传”字辈老师和江苏省戏校借调来的著名“拍先”吴秀松、上海市戏曲学校校长俞振飞、言慧珠，以及杭州借调来的苏滩老艺人施湘骏、北京舞蹈艺术家吴晓邦、苏州京剧团的小盖叫天等一批“客席”教师。　

　　“继”字辈的教师，有“专职”和“客席”之分。五十年代初，全福班仅存的两位旦角演员尤彩云和曾长生，最早进团担任专职教师。尤彩云作为昆剧传习所的主要旦角教师，一生致力于昆曲传承事业，教学经验非常丰富。他于1954年进团任教，是张继青、丁继兰、华继韵等最初的一批学员的启蒙教师。遗憾的是，尤彩云1955年便因病去世。

　　曾长生（1892—1966）。旦角演员，艺名小长生，苏州人。清宣统元年（1909），首次搭入重组后的全福班，后来参加过瀛凤大锦胜班及文武全福班。民国十五年（1926）始，先后应邀为昆剧传习所、新乐府、仙霓社昆班专管衣箱，历时十余载。1954年起，应聘为苏州市民锋苏剧团负责管理衣箱，并兼任教师。

　　之后，剧团又陆续聘请了汪双全、吴仲培、俞锡侯、贝晋眉、宋选之、宋衡之、和丁鞠初担任教师。这几位教师除了汪双全，皆为资深曲家。大致情况是：

　　汪双全（1884—1966）。绍兴昆弋名师、艺师，幼小同其长兄双华、三兄双庆，入原鸿福武班武丑金凤春组织的科班学戏，专工文武老生，以功架见长。先后成为苏州鸿福昆弋武班、文武全福班的当家文武老生。

　　吴仲培（1900—1970）。业余曲家，年青时随堂兄吴梅一起向俞粟庐问艺，后又向李荣鑫学曲碾笛，主工冠生。早期参加道和曲社，为苏州曲坛“四庭柱”之一，受聘到团后，主教小生、老生的唱念。

　　贝晋眉。原为昆剧传习所创始人之一，初习老生，后改巾生，曾问艺于俞粟庐，得俞派唱法三位。后又向全福班名小生尤凤皋、沈月泉学习表演艺术，擅演巾生戏，并能兼演五旦。中年以后，又改唱冠生，某些老生、老外、丑角戏也能应行，堪为苏州曲家中之全才。

　　俞锡侯（1902—1985）。业余昆曲家、教师，苏州人。年轻时跟从俞粟庐习曲，工旦角。与顾公可、俞振飞并称为“俞门三大弟子”和苏州曲坛“四庭柱”之一，长期参与业余昆曲活动。

　　宋选之（1898—1967）、宋衡之（1901—1988）兄弟。早年曾从俞粟庐、沈月泉等学昆曲，兄工小生，弟工旦角，长期致力于业余昆曲活动。1955年起，二人在苏州民锋实验苏剧团担任教师。另外，丁鞠初为老旦教师。

　　当时“继字辈”专业教师的流动性较大。如宋选之、宋衡之兄弟，于1956年3月被调至江苏省戏剧训练班任昆曲教师，在“民锋”的教习时间不长。后来，陆续又请到宁宗元、沈金喜、贝祖武、许振寰、吴迪刚、吴琇加盟教师队伍。

　　1961年，为了“继字辈”的教师队伍，苏州市文化局又聘请了八位宁波昆曲的老艺人参与教学。在1961年到1964年的三年多时间里，他们向学员们传授了《断桥》、《坐楼杀惜》等特色剧目。根据金继家《“继”字辈的“教师群”》一文中的说法，这八位教师分别是：小生教师高小华，旦角教师周来贤、王长寿、林根兰，老生教师陈云发、林云生，副丑教师严德才。但是，根据顾笃璜在《昆剧继字辈》序文中的说法，八人中不包括林云生，却多了一位张顺金。不管实际情况如何，甬昆老艺人的加盟，进一步增强了师资队伍的实力。

　　以上诸位，皆为昆曲的教习教师。另外，剧团还有一部分传授苏剧的教师，以及理论、编导、音乐其它方面的教师：　　

　　教苏剧的老师有曾与林步青同台演出的前辈艺人朱筱峰，有范少山弟子黄和笙，教旦角的有吴兰英、朱小娥、沈雪芳，教副丑的有杨少云、朱少祥（兼作曲）。早期的京剧老师则有夏良民、王瑶琴、筱翠花弟子林鸣霄和盖叫天弟子周荣芝，上海的刘正裔、陈剑鸣、李宝荣、曾心斋、陈不群等。同时，剧团还有专任戏剧理论教学的老师顾笃璜（兼总导演）、张翥（兼编导）、易枫（兼导演）、马骅（兼编剧）、吕灼华（兼编剧）及专教音乐声乐的老师姜守良（兼作曲）、刘菁、罗天锡；专教文学的有王南政（兼作曲）沈晓春。　

　　上述的教师名单，就是金继家所说的四十八位“坐团”老师，即在剧团编制内的教师，他们是“继字辈”师资队伍的主体。此外，当时的一批苏滩艺人，如庄再春、蒋玉芳、朱容、尹斯明等苏剧演员，也承担了部分教学任务。

　　除了“在团”教师，“客席”教师也在教学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享有“江南一笛”和“音韵活字典”美誉的吴秀松。

　　吴秀松（1889—1966）。著名曲师，原名王秀松，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按三代归宗之例改姓吴，昆山人。出身于昆曲堂名世家，其父王瑞祺为吟雅堂堂名班创始人之一。自幼随父苦练曲、笛，打下扎实的基础。民国元年（1912）自创永和堂堂名班，班中成员皆为技艺全面的昆堂世家子弟。二十年代起，改业曲师，在昆山、苏州一带曲社授艺。吴秀松工于冠生，对其它各个行当亦皆精通，能戏达六七百出之多，精于擫笛，熟谙音韵之学。1956年先入江苏省戏曲训练班任教，后被借调到江苏省苏昆剧院任教，“继字辈”的众多学员都得其亲授。

　　从上述的情况可知，“继字辈”的唱念和身段教师人数众多，实力雄厚。但是在苏州本地，却没有一个可以为学生“踏戏”的教师，从这方面看，师资配备又显得很不合理。因此，为了解决这一实际困难，剧团积极采取了“将学生送出去”或“将老师请进来”的两条途径，尽可能地为学员创造更多、更好的学习条件，以弥补师资方面的失衡。徐凌云、俞振飞以及“传字辈”的沈传芷、沈传锟、倪传鉞、邵传镛、朱传茗、张传芳、郑传鉴、华传浩、周传瑛、王传淞、薛传刚、姚传芗、方传芸、周传沧、吕传洪等前辈艺人，都曾应邀来团传艺。

　　这里，需要特别介绍徐凌云的情况。在昆剧传习所时期，徐凌云就曾给“传字辈”艺人很多艺术上的指导和经济上的帮助。徐氏自幼受家庭熏陶酷爱昆曲，曾从殷桂深、严连生习曲，又从周凤林、邱凤翔、沈月泉、沈斌泉、沈锡卿学戏，不拘门户，博采众长，生、旦、净、末、丑各行兼演，文武昆乱不挡，在清末民初的昆曲界有“徐家做功俞家唱”的美誉。他一生致力于昆曲艺术和后学培养，受他指点和教诲的昆曲演员非常之多。五十年代受聘于苏昆剧团担任“继字辈”艺术顾问之时，徐凌云已经七十高龄，依然为培养青年演员不遗余力，经常从上海来到苏州，参与到具体的教学过程当中，为演员说戏、排戏，被学员们亲切地誉为“总家老师”。

　　综上所述，“继字辈”是由“坐团”教师和“客席”教师共同组成的“教师群体”集体培养的一批学员。并且，他们有幸聆听了许多前辈、专家、学者的讲座，使得他们在学艺之初就对昆曲艺术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为他们正确艺术观的确立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