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金剧坛上，先后活跃着两个新兴剧种：杂剧和南戏。它们一前一后，不仅在自己的时代展示了独特的风采，而且直接带来了后世戏剧的辉煌。因此，它们的表演服饰，无疑是中国古代戏剧服饰发展链条上的重要一环。

　　“杂剧”这个词语在中唐已经出现。晚唐李德裕《李文饶文集·论故循州司马杜元颖状》也说，唐太和三年（829）南诏攻掠成都，共掠九千人，其中有“杂剧丈夫二人”。但唐代“杂剧”是否与宋金杂剧一致，目前我们还无法确证。北宋以后，“杂剧”一词便经常出现在文献中。宋代王立之《王直方诗话》讲：“山谷云：‘作诗如作杂剧，初时布置，临了须打诨，方是出场。’盖是读秦少游诗，恶其终篇无所归也”。黄山谷（黄庭坚）是北宋中期以后的人，他能够用杂剧的演出体制作比喻，谈论作诗的结构技巧问题，表明“杂剧”的内涵至迟在北宋中期就已确定了。一直到元杂剧出现之前，杂剧的含义都是指具有一定表演体制和脚色体制的滑稽表演形式。

　　南戏是一种用南曲演唱的歌舞戏。南戏兴起的时间，大家说法不一。祝允明《猥谈》认为“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明代徐渭《南词叙录》则认为“南戏始于宋光宗朝”。一般认为祝允明的说法，比较接近事实，即南戏产生于1119至1127年之间。南戏兴起的地点是温州，所以宋人一般称南戏为“永嘉杂剧”或“温州杂剧”，而“南戏”的叫法则是在元代以后的事。

　　杂剧和南戏是两个很不相同的剧种，演出形式各有千秋，但表演服饰都受到了宋金生活服饰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共同性。

　　宋金时期，杂剧是宫廷和民间都很盛行的一种表演。

　　宋朝帝王很重视乐舞机构的建设。建国伊始，宋太祖就设立教坊，广收民间艺人，“由是四方执艺之精者皆在籍中”。随后，又别设箫韶部：　

　　圣朝开宝中平岭表，择中人警悟者得八十员，置箫韶部，使就教坊司乐。至雍熙初改为云韶焉。以宫寺内品充之。凡歌员三，笙、琵琶、筝、拍板员各四，方响员三，笛员七，荜篥员各二，杂剧员二十四，傀儡员八。每正月望夜及上巳、端午观水嬉，名作乐宫中，冬至、元会、清明、元社，宫中燕射用之。

　　可见箫韶部（云韶部）隶属教坊司，是专门负责宫廷宴享演出的，它由歌唱、乐队、杂剧和傀儡四部分演员组成，各部分人数固定，演出也有定期。这说明早在北宋初期，汴京的宫廷乐舞、杂剧演出已经制度化、仪式化了。此后，乐舞机构多次增减改易，先后出现了引龙直、钧容直、云韶部等机构，这些机构中都设有确定人数的杂剧演员，如宋人陈旸《乐书》所说：“圣朝戏乐：鼓吹部杂剧员四十二，云韶部杂剧员二十四，钧容部杂剧员四十，亦一时之制也”。

　　南宋建立初期，不置教坊。绍兴十一年（1141）与金人议和，十四年正式设立教坊，到三十一年，闻金主完颜亮欲兴兵南下，又撤销了教坊。高宗退居德寿宫后，孝宗即位，曾经想恢复教坊，为时议所阻。钧容直的设置也一样，绍兴中重组钧容直，只是未达旧制人数之半。绍兴三十年罢钧容直，将演员中身体条件仍能演出者归殿前司军乐，其中优秀者被教坊挑去。不久教坊也被罢免，乐人只好自谋出路。

　　事实上，南宋罢教坊后，宫廷宴乐机构并没有减少，只是变化了名头而已。宋人赵升《朝野类要》曰：　

　　……后有名伶达伎，皆留充德寿宫使臣，自余多隶临安府衙前乐。今虽有教坊之名，隶属修内司教乐所。然遇大宴等，每差衙前乐权充之。不足，则又和雇市人。近年衙前乐已无教坊旧人，多是市井歧路之辈，欲责其知音晓乐，恐难必也。

　　高宗不同意设置教坊，但他却在退位后所居的德寿宫内组织了自己的乐部团体，选拔名伶达优参加，成为一个新的宴乐机构。临安府衙前乐也经过扩充，成为常在御前供奉的乐部单位。

　　总之，整个宋朝，宫廷都或明或暗地存在着乐舞机构，机构中常设杂剧演员，既满足了帝王宴享的需要，也使得杂剧经常与乐舞合演，成为宫廷礼仪的一部分。如《梦粱录》卷三“宰执亲王南班百官入内上寿赐宴”条：　

　　第一盏御酒，歌板色一名，唱中腔一遍讫，先笙与箫笛各一管和之；又一遍，众乐齐和，独闻歌者之声。宰臣酒，乐部起倾杯。百官酒，三台舞旋……

　　第二盏再进御酒，歌板色唱和如前式。宰臣慢曲子，百官舞三台。

　　第三盏进御酒……百戏呈拽，乃斗竿、跳索、倒立、折腰、弄碗、踢磐瓶、筋斗之类……

　　第四盏进御酒……歌舞并同前。教乐所伶人，以龙笛腰鼓发诨子。参军色执竹竿子奏俳语口号……勾合大曲舞

　　第五盏进御酒，琵琶色长……独弹玉琵琶……宰臣酒，方响色长……独打玉方响……百官酒，乐部起三台舞，参军色执竹竿子奏数语，勾杂剧入场，一场两段。

　　前筵毕，驾兴少歇……须臾传旨追班，再坐后筵。

　　第六盏再坐，斟御酒，笙起慢曲子。宰臣酒，龙笛慢曲子。百官酒，舞三台，蹴球人争胜负……

　　第七盏进御酒，筝色长……七宝筝独弹……宰臣酒，慢曲子。百官酒，舞三台。参军色作语，勾杂剧入场，三段……

　　第八盏进御酒，歌板色长唱踏歌。宰臣酒，慢曲子。百官酒，舞三台。众乐作合曲破舞旋……

　　第九盏进御酒，宰臣酒，并慢曲子。百官酒，舞三台。左右军即内等子相扑。……宴罢。

　　可见，宫廷大宴以盏酒为序，安排各种表演。杂剧夹杂在乐器独奏、舞蹈、独唱、踢球、相扑等节目之中演出，以盏酒为限，是一种片断式的表演。另外，这种合演的方式，也为杂剧吸收其他伎艺表演的长处创造了条件。

　　与宋朝帝王一样，辽、金两朝帝王也都热衷杂剧。如《辽史·乐志》记载“曲宴宋国使乐次”中散乐表演情况说：　

　　酒一行，觱篥起，歌。酒二行，歌。酒三行，歌、手伎入。酒四行，歌　、琵琶独弹。饼、茶、致语。食入，杂剧进。酒五行，阙。酒六行，笙独吹，合《法曲》。酒七行，筝独弹。酒八行，歌、击架乐。酒九行，歌、角抵。

　　可见，辽宫廷大宴中杂剧演出是安排在一定的酒盏过程中的，且演出有勾队、进致语、杂剧两段和遣队的程序，礼节程序与宋朝如出一辙。1122年金灭辽后得辽教坊四部乐，用作宴乐，于是金朝也拥有了宋朝型的杂剧表演。北宋宣和七年（1125），宋使许亢宗前往金朝贺金太宗吴乞买登位时，见到金朝宫廷宴乐的演出：

　　……次日谒虏庭，赴花宴，并如仪。酒三行则乐作，鸣钲击鼓，百戏出场，有大旗、狮豹、刀牌、砑鼓、踏索、上竿、斗跳、弄丸、挝簸旗、筑球、角抵、斗鸡、杂剧等。服色鲜明，颇类中朝。

　　杂剧演出不仅在与百戏汇演方式、所用乐器与曲调等方面与宋朝杂剧相似，连服饰也“颇类中朝”。

　　除了宫廷表演杂剧外，市井勾栏演出杂剧也非常活跃。北宋仁宗朝以后，汴京城已经成为各种伎艺表演的中心。城内外的瓦子里有很多勾栏，仅城中“北瓦”一处，就有勾栏十三座。这些勾栏平日就有包括杂剧在内的各种伎艺表演，往往吸引数千人前往观看，“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若遇到元宵节、中元节、神诞日、圣诞日等重大节日时，则会有更盛大的表演。如元宵节，“大内前自岁前冬至后，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楼下用枋木垒成露台一所，彩结栏槛……面此乐棚，教坊、钧容直、露台子弟，更互杂剧……万姓皆在露台下观看，乐人时引万姓山呼”。又如中元节，“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搬《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增倍”。

　　宋代宫廷教坊与民间勾栏经常进行演戏交流，如《东京梦华录》卷五讲“教坊、钧容直，每遇旬休按乐，亦许人观看”。卷三也说：“或军营放停乐队，动鼓乐于空闲，就坊巷引小儿妇女观看”。这些表演对民间艺人一定产生了影响。同时，官籍乐人也多从民间乐户选入，如北宋勾栏著名杂剧演员丁仙现、杂班艺人刘乔、散乐艺人王颜喜等都到宫廷教坊担任大使或副使，成为宫廷杂剧艺人。后来“教坊裁减”时，宫廷艺人张翠盖、张成则又流落到市井勾栏演出。当然，教坊与勾栏最直接的交流就是如前所述的节日同台汇演。除了盛大节日外，有时宫廷宴会的演出也邀请民间演员参加，如《东京梦华录》卷五，“每遇内宴前一月，教坊内勾集弟子小儿，习队舞、作乐、杂剧节次”。宋金杂剧还经常与其他伎艺一起汇演，如前面所说的元宵节演出，就包括了杂剧、击丸、蹴鞠、踏索上竿、药发傀儡、剧术、猴戏等多种表演。圣寿诞日的演出，也更像是一场多种伎艺合演的联欢晚会。

　　总之，宋金时期，无论在宫廷还是在民间，无论在平时还是在节令及圣、神诞日，都有杂剧的演出活动。宫廷与勾栏的同台演出，促使了宫廷与民间的演戏交流。而杂剧和乐舞等其他伎艺的经常性合演，则又促使了杂剧与其他伎艺间的交流竞争，使杂剧能够不断从其它伎艺中吸收营养来发展自身。宋金杂剧表演的这种混“杂”的特点，无疑对其表演服饰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