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骥德在《曲律·论部色第三十七》中讲：　

　　常见元剧本，有于卷首列所用部色名目，并署其所谓冠服、器械，曰某人冠某冠，服某衣，执某器，最详；然其所谓冠服、器械名色，今皆不可复识矣。

　　这里的“元剧本”是指元杂剧的一种刊抄本，其中记载的“冠服”是研究杂剧服饰的珍贵材料。这个刊抄本究竟属于元代还是明代，由于资料的缺失，已经很难确断了。冯沅君、黎新等把它视作元代的刊钞本，也仅为一种推测而已。

　　虽然今天“元剧本”已经失传，但与之相类似的服饰记载，却在明代赵琦美所辑的《脉望馆钞本古今杂剧》（以下简称《脉钞本》）中被发现，并且被冠以“穿关”之名（附图18）。关于“穿关”一词的含义，钱南扬、曾永义等有不同的理解，但其兼指服饰的含义却是大家一致认同的。《脉钞本》中附“穿关”的剧本共有102种，赵琦美在这些剧本的卷末题识中大都注明录自“内本”或据“内本”校过，可知这些“穿关”所记录的是明代宫廷演员在演出这些剧本时的装扮实况。

　　那么，明代宫廷演出这些杂剧的“穿关”是宫廷艺人的独立设计，还是直接来自王骥德所见的“元剧本”？王骥德的《曲律》约成书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后又经过十余年增改才定稿，与《脉钞本》的刻钞几乎在同一时间。也就是在王骥德说上面一段话的时候，《脉钞本》“穿关”仍在宫廷使用，王骥德对其不会不认识。由此可以推知，《脉钞本》“穿关”不是直接采自“元剧本”，而是明代艺人自己设计的。

　　《元刊杂剧三十种》是现存唯一的元刊杂剧集，所收的30种元杂剧都没有附“穿关”，只在曲白和剧本提示中保留有部分服饰资料。一般而言，戏剧是多度创作的产物，先由编剧者写出剧本，接着经导演、演员的二度创作即把剧本转换成舞台表演，然后经过观众的欣赏、反馈形成三度创作，最后再由编剧者根据演员、观众的反馈，修订完善剧本，便是四度创作。当然，戏剧的创作是不断进行的，演员的每一次表演，观众的每一次欣赏，编剧者、导演的每一次修改都是再创作。因此对于戏剧研究而言，真正有价值的不是编剧者原创的剧本，而是那些根据舞台演出加工修订的剧本。《元刊杂剧三十种》除一种外，其它杂剧均以“新编”或“新刊”相标榜，说明此前已有相同的剧目存在，也说明这些剧本在当时的演出很受欢迎，才能一刊再刊。所以这些剧本中提及的服饰，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元代杂剧服饰的实际状况。

　　杂剧剧本在曲白中提示服饰名目的情况大体有三种：一是角色说唱自己的服饰名目，二是角色说唱剧中其他角色的服饰名目，三是角色说唱其他非剧中角色的服饰名目。这些服饰名目包含角色服饰与非角色服饰两类，而角色服饰名目又分为写实与想象两类。角色的写实服饰是指角色在演出时实际穿戴的服饰，想象服饰则是经夸张、比喻、借代等写意方式说唱的服饰，即剧中角色想象自己或他人在某种情形下的服饰，这种服饰往往并非角色当下所穿，甚至整个演出都不会穿。曲白服饰中最有研究价值的自然是角色的写实服饰，元刊杂剧剧本中的写实服饰名目有58种，包括男服50种（巾冠10种，体服37种，脚服3种），女服8种（头服1种，体服6种，脚服1种）。另外，元杂剧曲白服饰中角色想象服饰和非角色服饰有蓑衣、春衫、白衣、朱衣、团衫、绸手巾、腰裙、狮蛮带、幞头、金貂、绣袄、纱幞头、皂朝靴等12种（见附表5），对我们研究杂剧表演服饰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戏剧文物图像是戏剧活动的形象记载，它给我们提供了活生生的戏剧演出资料，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根据研究者的发现，目前能够确定为元代杂剧演出的文物图像主要有：山西芮城潘德冲石椁元杂剧线刻图（1260），山西新绛吴岭庄元墓杂剧砖雕（1279），山西稷山店头元杂剧砖雕（1289左右），山西新绛寨里村元墓杂剧砖雕（1311），山西洪洞明应王殿元杂剧壁画（1324），山西运城西里庄元代戏曲壁画（元代中期）等。这些杂剧文物图像中的形象，有些属剧中角色，有些则属乐队演员。其中杂剧角色的服饰大体有50种，包括男服46种，女服4种（见附表6）。把文物和剧本中的杂剧服饰名目相加，减去重复的，约有104种，这就是目前对元杂剧服饰名目的确知数目。

　　明代杂剧服饰既见于剧本曲白描述，又见于“穿关”记载。《全明杂剧》剧本记载的服饰就有宫装、法服、唐巾、长衫、唐帽、纱帽、军毡帽、黄袍、金幞头、绿袍、红袍、官帽、霞冠、金束发冠、大帽、小帽、青衣、华阳巾、鹤氅、金冠、绛袍、白衣、儒巾、腰带、方巾、晋巾、圆领、红衫、网巾、红圆领、魂帕、青圆领、毡帽等33种（见附表21），明代《脉钞本》“穿关”记载的服饰约有247种（见附表7）。两者合计，约有260余种。

　　元明两代杂剧的这些服饰名目，是否来自元明的生活常服？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什么是元明生活常服。所谓元明生活常服就是指元明时期人们日常生活所穿的服饰，即无论什么时候出现的服饰，只要被元明时期人们日常所穿用，都属于元明常服。以这样的标准来看，元明杂剧的服饰名目基本上都属于元明生活常服的范畴。

　　元代常服在《元史·舆服志》、《元史·礼乐志》、《碎金》及其它服饰类书中都有记载，另外，元代文物中也有部分生活服饰的形象。《元史·舆服志》说：“世祖混一天下，近取金、宋，远法汉、唐。至英宗亲祀太庙，复置卤簿。今考之当时，上而天子之冕服，皇太子冠服，天子之质孙，天子之五骆与腰舆、象轿，以及仪卫队仗，下而百官祭服、朝服，与百官之质孙，以及于士庶人之服色，粲然其有章，秩然其有序。大抵参酌古今，随时损益，兼存国制，用备仪文”。可见元朝是在参酌汉唐、宋金冠服制度基础上确立其服饰制度的。这样，元代常服与汉唐宋金服饰必然在某些地方上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当然，《舆服志》所反映的是官方礼制对服饰穿戴的要求，即大传统服饰。老百姓并不是都愿意接受大传统服饰限制的，他们往往会追求自己喜欢的服饰，即小传统服饰。所以既接受了大传统服饰规范性又吸收了小传统服饰丰富性的元杂剧服饰，在款式、质地上虽较元代常服发生了变化，在名目上却与之是基本贯通的，如元代杂剧中经常出现的展翅幞头、直脚幞头、垂脚幞头、平天冠、衮龙衣及各式巾袍等，都在《元史·舆服志》等关于元代生活服饰的文献中有所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