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颜色的装饰性

　　戏剧服饰的颜色，除了前面所说的程式性、符号性等外，还具有装饰性的特征。宋以前的乐舞戏中，服饰的颜色根据所要表演的内容而定。如《东海黄公》束发的绛缯是红紫色。唐代《兰陵王》“戏者衣紫、腰金、执鞭。”《钵头》“戏者披发、素衣、面作啼。”《苏中郎》“今为戏者，着绯，戴帽，面正赤”。唐代参军脚色服饰颜色基本固定为绿色，与参军相类似的假官角色也基本用绿色，如五代时优伶扮演土地，便是“戏作绿衣大面”。到了宋金杂剧中，教坊演员服色统一规定为红、紫、绿三色，但在具体杂剧表演中可以根据角色情况变化服色，如文献记载的“杂色锦绣，捻金丝番锦短袍，红绿吊敦束带”、“红锦或青锦袄子”、“绯、绿、紫、青生色花衫”，“四契红、黄四色销金锦绣之衣”、“贴金皂裤”等中，服色就有青、红、黄、绿、绯、紫等五种。既表示角色特征，又具有很强的装饰性。

　　《脉钞本》“穿关”记载的明代杂剧服饰，多数没有注明颜色。所注明的颜色仅有红、绿、青、白、玉色、黄、金色、银色、兰、黑和茶褐等色。这些服色多数和角色特征相联系，也有装饰效果。如三国人物刘备、关羽、张飞三个经常同时出现在舞台上，他们的服饰颜色各有不同，分别是黄袍、红袍和皂袍，整体对比鲜明，舞台效果很好。单独看，每个人的装扮颜色搭配也十分协调，如关羽戴渗青巾、红脸、黑三髭髯、红袍，运用了红、黑、绿三色，搭配协调；张飞则黑脸、皂袍、黑猛髯，一身黑，黑得突出。这种颜色的安排，不仅装饰了角色的形象，而且还美化了舞台。

　　明清传奇、大戏的服饰颜色不断发展、丰富。从江湖行头看，民间戏班演出的服饰已经有了五色服饰，比如蟒服、箭衣、披风等服饰已经至少有五种颜色，黄、绿、白、黑、红。到了宫廷戏剧中服饰颜色则已经发展成为十五色。这些五光十色的服饰，不仅丰富了角色形象，也给戏剧舞台增加了可供变化的颜色，使舞台更具有绚丽的视觉效果。

　　三　款式的装饰性

　　戏剧服饰的款式，既服务于扮演角色又具有装饰功能。汉代以前的动物与神怪服饰，款式是不断变化的，如“百兽率舞”就是扮演不同动物舞蹈的大会演，服饰款式因动物形象而设，自然是千姿百态。扮演神怪的服饰也因所扮演神怪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方相氏“黄金四目”的套头，湘水女神香草薜荔的佩饰都各有特点。随后的优人的娱人表演，弱化了原始歌舞厚重的仪式性，增加了戏剧表演的政治意味。“百戏”既是各种伎艺会演，又是炫耀和竞争。所有伎艺表演者，在服饰款式的选择上都体现了美的要求。动物、神怪、凡人服饰杂陈，千奇百怪，绚丽多彩。到了唐代的说白戏与歌舞戏，也十分注意服饰款式的装饰性。《三教论衡》中酸儒的服饰是“儒服险巾，褒衣博带”。“险巾”和“褒衣宽带”款式奇特，样子滑稽，很具有装饰效果。

　　宋金杂剧艺人的常服有宽衫，幞头和诨裹等类型，其扮演服饰在此基础上变化，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服饰样式。从脚色行当看，装孤服饰款式变化较小，以展脚幞头、圆领长袍为特征。装旦服饰变化稍大，既有艺人常服款式，也有女性化很强的角色服饰。而副末、副净服饰变化最大，服饰以随意滑稽为特征。幞头、诨裹、帽子因时而变，从文物中所见到的幞头、诨裹、帽子就各有四五种。而体服的变化更大，有时长袍，有时短袍；有时长裤，有时短裤；有时圆领，有时方领。款式的不断变化，为他们扮演各种类型的滑稽人物创造了条件，既美化（或丑化）了自身的角色形象，又与装旦、装孤的庄重装扮形成了鲜明对比，使舞台变化多姿，富有活力。正因为杂剧演员在服饰上“从便跣露”的这种灵活变化，宋代人称他们是“无过虫”（《都城纪胜》）。总之，宋金杂剧无论是在宫廷演出还是在勾栏演出，都追求滑稽、热闹，其服饰以市民服饰为基础，常作变形、夸张处理，突出角色外形的错位、怪异和滑稽，具有很强的舞台装饰效果。

　　明代杂剧的服饰款式，无论组件款式还是套装款式都非常丰富，大大美化了戏剧舞台和舞台形象。舞台上同类型的人物穿着相同或相似的套装款式如武将套装系列、文官套装系列、公子套装系列等，使舞台上呈现由人物服装的统一而产生的整齐、节奏美。但同类型套装由于部件款式的不同，使整齐中显出变化，在舞台上营造出一种灵动、活泼的美。整齐与变化的交融，不仅构塑了一个个美的舞台个体，而且塑造了美的舞台群体形象，如杂剧《虎牢关三战吕布》第一折，刘备、关羽、张飞三人同在舞台，都穿“蟒衣曳撒，袍，项帕，直缠，褡膊，带”，服装款式一样，形成了整齐美；但三人的巾帽、服色、髯口、道具却不同，刘备穿戴“奓檐帽、黄袍、带剑、三髭髯”，关羽穿戴“渗青巾、红袍、带剑、三髭髯”，张飞“包巾、皂袍、猛髯、竹节鞭”，对比明显，尤其是“黄、红、皂”三色鲜亮而又协调，体现了协调美。

　　服饰款式的装饰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戏剧对胖袄的使用。胖袄，原是明代的一种军士服装。《明史·舆服志》载，胖袄“长齐膝，窄袖，内实以棉花”，衬在军服内，以壮军容。胖袄及胖袄的功用后来都被戏剧所采用，直到今天，胖袄仍是戏剧演员用来塑型的重要工具。从文献看，早在康熙年间的陈明智，就已经懂得运用胖袄来塑型了。清代史承谦《菊庄新话》引王载杨记载：　

　　陈优者，名明智，吴郡长洲县甪直镇人也。为村优净色，独冠其部中。居常演剧村里，无由至士大夫前，以故城中人罕知之。时郡城之优部以千计，最著者惟寒香、凝碧、妙观、雅存诸部。衣冠讌集，非此诸部勿观也。会有招寒香部演剧者，至期而净色偶阙。……而陈适在城中，相识者因以陈荐。笥者急索其人，则见其衣蓝缕，携一布囊，贸贸然而来。笥者不暇审也，率之急走而已。至演剧家……群优皆愕眙。凡为净者，类必宏嗓、蔚跂者为之。陈形眇小，言复呐呐不出口，问以姓氏里居及本部名，又俱无人识者。于是群诟笥者。陈弗敢置喙，默坐于衣笥，而置其布囊于旁。……未几，堂上张明灯，报客齐。主人安席讫，请首席者选剧，则《千金记》也。净色当演项王，为《千金》要色，其呜咽咄咤，轰霍腾掷，即名优颇难之……陈始胠其囊，出一帛抱肚，中实以絮，束于腹，已大数围矣；出其靴，下厚二寸余，履之，躯渐高；援笔揽镜，蘸粉墨为黑面，面转大。群优乃稍释，曰：“其画面颇勿村！”继而兜鍪绣铠，横矟一出，升氍毹，演《起霸》出。《起霸》者，项羽以八千子弟渡江故事也。陈振臂登场，龙跳虎跃，傍执旗帜者咸手足忙蹙而勿能从；耸喉高歌，声出钲鼓铙角上，梁上尘土簌簌堕肴馔中。座客皆屏息，颜如灰，静观寂听；俟其出境，乃更哄堂笑语，嗟叹以为绝技不可得。　

　　从这段记载可知，当时的许多戏班还不具有高底靴、帛抱肚一类的服饰，所以陈明智才随身带着这些东西，以备临时搭班之用。陈明智运用这些服饰，是有主客观原因的。从主观方面看，陈明智虽然嗓音洪亮，但“形渺小”，需要用这些塑型服装来弥补形体条件的不足。从客观方面看，陈明智是“村优”，经常在庙台、草台上演出，那比在厅堂宅院演出时的观众要多出数十倍、百倍，为了照顾远处观众的欣赏需要而在装扮上作体形的夸张，是非常必要的。据王载杨记载，陈明智演出《千金记》后，即就聘于寒香班，后来康熙皇帝“南巡”，江苏织造派寒香班等在行宫“承应”演出，陈明智又被皇帝赏识，带回北京，“供奉内廷”，充当教习二十年。因此也有这样一种可能：陈明智的来自民间的扎扮技巧，先在宫廷演出中时行起来，然后再反过来逐步影响民间。到了乾隆年间，不仅净角穿靴有讲究，就连生角穿靴也有讲究。至迟到了嘉庆年间，生、净等脚色扮演官场人物时，已普遍采用高底靴了。

　　清代大戏的服饰款式更是名目繁多，尤其发展了神怪服饰的款式。大戏神怪服饰因神而设，形态各异，为表演大量神怪形象创造了条件，也为装饰、美化舞台，营造热闹华丽的舞台效果发挥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