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意义

　　傩是一种以佩戴面具为特征，以驱鬼、逐疫、祓禳为目的的仪式，它并不为汉族独有，但确实是中原农耕文化的产物。从夏裼，商宄，到周傩，这种赶鬼仪式在上古一直存在着。《周礼》去除了其中的原始巫术成分，将傩作为礼仪的形式固定下来，此后无论宫廷之傩，还是民间之傩，皆以“傩承周礼”为自己正名，因此，傩虽也言“怪力乱神”，却数千年不废。傩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可称为我国古文化流传至今的“活化石”，随着仪式参与者的逐年老化，年轻人不愿参加，因此傩文化值得我们给予抢救性研究。

　　时至今日，虽然傩的仪式在黄河流域的古中原地区已经几乎消失，长江以南也只保留在江西、安徽、浙江、湖南等地的部分山区，但它对当地村民的精神生活仍起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它以一种原生和自发的状态维持着乡村社会的秩序，作为礼仪维系着以“宗族—农民”为主体的乡村社区的社会关系；行傩过程中，总伴有尊老爱幼、不偷不盗等劝戒，又用一种朴素的方式规范着村民的道德准则。与贵州、湘西等地少数民族的傩相比，汉族傩的还愿性更少，时令性更强，巫术色彩更少，仪式功能更强。

　　傩的研究涉及艺术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诸多学科，是交叉研究的热点，但傩作为一种仪式戏剧，作为原始戏剧的遗存形态，却一直被国内的戏剧史研究忽略了。自王国维先生著《宋元戏曲考》以来，戏曲史研究就有意无意地沿着“宋南戏—金院本—元杂剧—明清传奇”一路，治学上继承乾嘉学派爬梳文献、讲究考据的作风，不免有重案头轻场上，重文献轻戏剧的倾向。由于有前人“歌舞演故事”的界定，学术界对戏剧、戏曲的起源一直说法不一，争论不休。而国外戏剧学者受人类学的影响，早就重视到原始思维和原始仪式对戏剧发生的作用。

　　傩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民间文化现象，并仍以生动形态存在于民间的假面仪式流传至今，对考察戏剧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对这种仪式戏剧本身的研究，还是戏剧成熟之后，对其互动关系的研究，都将为戏剧史提供一个崭新、别致的视角。

　　二、研究状况

　　在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中，无论官方史书，或民间笔记，都有颇为丰富的关于傩的记载，然而这些材料大都零散无系统，相比傩在黄河、长江流域数千年变化、发展的历史来说，是太简单，太稀少了。

　　我国学者对傩的研究于二十世纪初在西方人文科学影响下开始，可分为三个领域：民俗学、艺术学、戏剧史，三个阶段：文献查索、田野考察和理论探索，下面即以粗线条简单勾勒其发展轨迹。

　　本世纪初，从书写戏剧史一开始，王国维先生就注意到傩的假面仪式，他在《古剧角色考》中说：“面具之兴，古矣。周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似已为面具之始。”《宋元戏剧考》里他提出戏剧起源“巫觋说”，其中也涉及傩礼：“商人好巫，故伊尹独有巫风之戒。及周公制礼，礼秩百物，而定其祀典。官有常职，礼有常数，乐有常节，古之巫风稍杀。然其余习，犹有存者：方相氏之驱疫也，大蜡之索万物也，皆是物也。故子贡关于蜡而曰‘一国之人举若狂’，孔子告以‘张而不驰，文武不能’。后人以八蜡为三代之戏礼。（《东坡志林》）非过言也。”不过其重点在宋元，对“巫风”论述终究不详。

　　三十年代岑家梧有《图腾艺术史》一书，认为傩是一种模拟动物的图腾舞蹈，其文旁征博引，从商周资料直到《东京梦华录》。“今天研究‘傩’所引用的经、史、子、集中的骨干资料，岑家梧先生在半个世纪以前已经梳理了一遍，而且进行了中西比较。”

　　五十年代，借一系列民间文艺采风活动，江西、广西等地的傩舞作为独特的民间舞蹈，引起学术界注意。1956年，中国舞蹈研究会组织调查小组，“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调查了江西省的婺源、南丰、乐安、黎川、遂川5个县的12个乡镇，采集记录傩舞82个，拍摄照片数百张。”盛婕撰写的《江西省“傩舞”调查介绍》成为第一篇带有田野调查性质的傩研究报告。

　　相对于舞蹈界对傩的关注，戏剧学者对傩的研究直到八十年代才开始。八十年代初，在编纂剧种史和戏曲志的过程中，民间诸多似戏非戏的仪式戏剧无法归类，如目连戏、傩戏、端公戏、僮子戏、地戏等等。它们那种酬神、驱鬼的“迷信色彩”让刚刚经历过文革的学术界采取了保守态度，虽然有一系列学术研讨会热热烈烈地召开，一大批专著论文发表，但学者们一直有意无意地把傩分为仪式和戏剧两部分，前者是“封建糟粕”，后者是“民俗精华”。

　　九十年代，在逐渐宽容、自由、强调中西交流的学术气氛下，对傩的研究更加规范化。1993年，台湾清华大学王秋桂教授主持“中国祭祀仪式与仪式戏剧”研究，组织海峡两岸学者在大陆各地进行傩戏和傩文化的田野调查，其中许多是长期从事研究的当地学者。至2000年，此项研究以“民俗曲艺丛书”出版了80种专著，大大弥补了原先几乎空白的田野资料，在傩的分布、具体的仪式过程及存在状态等方面积累了详实材料，亦使进一步理论研究有了可能。

　　被这一课题吸引的也包括许多欧美、日本的汉学家、戏剧学者和人类学者，他们通过田野调查，在各领域展开研究，如日本戏剧学者田仲一成先生的《中国巫系演剧研究》，广田律子女士的《中国汉民族的傩面剧》等等。

　　近几年，戏剧发生学的提出对中国戏剧起源、发展研究提供了新方向，重新考察祭祀、仪式等广泛存在民间的“泛戏剧”现象并将其深入下去，是一部分戏剧学者正在努力的方向。

　　三、研究方法

　　孔子说“礼失求诸野”，笔者前后三次在江西、安徽进行民间傩仪式的田野调查，正是用“求诸于野”的方法，从现实、具体的傩仪式出发，回溯其历史、考察其与戏剧的关系。为此，本论文分为历史分析、田野调查、文化考古三部分。

　　对于傩的历史，先前研究大都从案头出发，爬梳文献，从历史的线性角度叙述。笔者则更愿意把它置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脉络中，在特殊历史时期和社会风貌的大背景下，考察其经历的理性化、娱乐化和宗教化过程，分析其作为一种“流动的传统”的价值和意义。

　　第二部分为田野调查的成果，整理、记录并比较、分析三年来收集的田野资料，配以详细图片。调查方法以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为主，结合族谱、县志的文献检索。考察点包括江西省南丰县和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的四个村子，其中以南丰县石邮、甘坊两村为重点。

　　最后一部分戏剧考古，从仪式要素和神话原型两方面，考察傩仪式与戏剧之互动关系。该章结合了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成果，和历史学文献分析的方法，并借鉴西方学者关于神话、仪式和戏剧的相关理论，尤其是列维一斯特劳斯关于神话的结构学研究。

　　四、研究成果及结论

　　本文通过对史料的梳理、检索和勘误，第一次提出并阐释了傩仪式经历过理性化、娱乐化和宗教化三特征的观点。在客观、详实的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分析民间傩仪式存在于当下的某些特点，并再次考察了仪式和神话对于中国戏剧发生的特殊意义。

　　本文认为，虽然傩仪式的细节不断发生变化，但这一传统却承袭数千年，从来没有中断。我们视其为“活化石”，可是就像处于历史中的任何事物一样，傩一直发生着嬗变，是一种“流动的传统”。笔者择其大趋势，分为“先秦至汉的理性化”、“晚唐至宋的娱乐化”、“明清时期的宗教化”三部分，详细分析了每一时期傩仪式转变的原因、背景以及表现。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认为理性化、娱乐化和宗教化三种特征，一直并存于傩仪式的发展过程，而并非是线性的更替。

　　在对南丰县石邮村、甘坊村、瑶浦村和贵池区部分村落的田野调查中，笔者通过比较各村祭祀组织、傩神供奉、傩神谱系三方面的差异，认为宗族力量对民间自发的傩仪式起着重要的稳定作用；不同的傩神谱系反映出傩神信仰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产物；而对傩神不同的供奉方式则说明了民间傩仪式发展的两个方向：强化宗教因素，或强化戏剧因素。

　　本文完整记录了南丰县石邮村的跳傩仪式和南丰县甘坊村的解傩仪式，这两村都位于南丰县中部的山区，相距不到40华里，仪式却各有特色。石邮村的面具精美、傩舞舒缓温和，仪式氛围不仅没有“乡野俚俗”之感，反而非常“官气”；甘坊村傩则有浓厚的道教色彩，傩舞中有明显的武术、杂技成分。

　　这种直接对仪式的切入，为后文分析仪式与戏剧的关系提供了新角度。从石邮村傩的送神步法和香火诀，笔者发现仪式中的“四方”观念和“播撒”动作分别转化为戏曲中特定步法和手诀的过程，这说明戏曲曾吸收某些仪式要素，并至今保留、体现在程序化的表演中。

　　本文还从神话原型的角度出发，分析傩神和戏神形象，说明石邮和甘坊供奉的傩神实际上正是两位戏神——田元帅和二郎神。傩仪式中的“驱鬼擒妖”原型结构，除了与戏神神话相符，也是中国戏剧传统中“擒妖”戏（包括了绝大多数仪式剧）的神话原型。

　　借鉴列维-斯特劳斯关于神话结构的分析方法，笔者进一步把包含在原型结构中的对立因素分解为：祥瑞：恶鬼；正神：妖魔；正面因素：负面因素，其象征涵意是：季节的更替：季节的紊乱；平安：灾难；秩序：混乱。

　　从这一角度，笔者认为傩仪式和古希腊酒神祭祀，这两种东、西方早期的假面仪式有着惊人的共同之处：它们的目的都是强调四季循环和宇宙的秩序。不同的是，古希腊人们摹仿酒神的死而复活；在东方，人们则摹仿驱逐和搏斗。从前者诞生了最早的伟大剧本，而从后者发展出的“擒妖”母题，却成为一条不那么显眼的传统，贯穿于数千年的文学、戏剧，并沉淀在汉民族的深层意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