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皇城的游戏

　　《后汉书》、《隋书》、《新唐书》及《大唐开元礼》都有关于宫廷大傩的详细记载，并基本散见于两部分：礼仪志和官职志。

　　《史记》、《汉书》不记傩，虽有零星材料证明西汉宫廷有傩，但其规模之大一定比不上东汉，《东京赋》里张衡用文学语言描述的盛大景象：“方相秉钺，巫觋操茢。侲子万童，丹首玄制”，在《后汉书·礼仪志》被更详细的记载：

　　季冬之月，星回岁终，阴阳以交，劳农大享腊。

　　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帻皁制，执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

　　夜漏上水，朝臣会，侍中、尚书、御史、谒者、虎贲、羽林郎将执事，皆赤帻陛韂。乘舆御前殿。黄门令奏曰：“侲子备，请逐疫。”于是中黄门倡，振子和，曰：“甲作食凶，胇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祥，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蛊。凡使十二神追恶凶，赫女躯，拉女干，节解女肉，抽女肺肠。女不急去，后者为粮！”因作方相与十二兽樭。嚾呼，周篃前后省三过，持炬火，送疫出端门；门外驺骑传炬出宫，司马阙门门外五营骑士传火弃雒水中。

　　百官官府各以木面兽能为傩人师讫，设桃梗、郁櫑、苇茭毕，执事陛者罢。苇戟、桃杖以赐公、卿、将军、特侯、诸侯云。

　　东汉傩制常常被历代宫廷效仿，隋、唐大傩都是在此基础上稍作增删而成。与《周礼》“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相比，东汉有几个明显的改变：

　　（1）音乐因素

　　《礼记》中的傩仪式以磔禳为主，《周礼》“方相氏”条也未提及乐器。东汉卫宏的《汉旧仪》“方相帅百隶及童、女，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击之”是傩仪式用鼓的首次记载。《后汉书》中东汉大傩的规模更加盛大，加入一百二十名侲子执大鼗，即拨浪鼓，它们可能是为方相与十二兽舞伴奏鼓点用，也可能是在唱和以及“嚾呼，周篃前后省三过”中增加仪式气氛用。即使今日各地的傩仪式中，鼓、锣仍然是主要且必不可少的两样节奏乐器。

　　（2）文学因素

　　驱傩词也是在东汉大傩中被详细记载。它的功能类似“土返其宅”的咒语，但是“凡使十二神追恶凶，赫女躯，拉女干，节解女肉，抽女肺肠”云云，颇为形象生动。其形式由“中黄门倡，侲子和”推测，可能相当于说唱，同时经由方相与十二神兽的舞蹈，以象征的方式驱除无形的鬼魅。

　　（3）表演因素

　　汉末大傩还增加了十二神兽的角色，将驱傩词中的十二神形象化、具体化。“十二兽有衣毛角”一句说明它们也经过假面之类的化妆。驱傩当夜，他们要在皇帝和百官前表演“方相与十二兽舞”，虽然难以知道这类舞蹈有没有情节，但可以断定，在象征性的赶鬼仪式中，已存在相当的可观赏性。

　　此外，参加仪式的人员数量也大大增加，除了一百二十名侲子，还有辅助的中黄门、冗从仆射。应该说明的是，我认为这些因素并不是直到东汉才出现，如咒语和鼓，在之前的傩仪式中可能已经存在，只是因为比较原始粗糙而没有被记录。在东汉，音乐、文学和表演的因素渐渐精致，因此就变得突出了。

　　后代宫廷大傩的表演性和娱乐性进一步加强。唐人编写《隋书》大傩条时，将齐制、隋制一并列出：

　　齐制：季冬晦，选乐人子弟十岁以上十二以下为侲子，合二百四十人。一百二十人，赤帻、皁褠衣，执鼗。一百二十人赤布裤褶，执鞞角。方相氏黄金四目，熊皮蒙首，玄衣硃裳，执戈扬楯。又作穷奇、祖明之类，凡十二兽，皆有毛角。鼓吹令率之，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其日戊夜三唱，开诸里门，傩者各集，被服器仗以待事。戊夜四唱，开诸城门，二卫皆严。上水一刻，皇帝常服，即御座。王公执事官第一品以下、从六品以上，陪列预观。傩者鼓噪，入殿西门，遍于禁内。分出二上阁，作方相与十二兽儛戏，喧呼周遍，前后鼓噪。出殿南门，分为六道，出于郭外。

　　隋制：季春晦，傩，磔牲于宫门及城四门，以禳阴气。秋分前一日，禳阳气。季冬傍磔、大傩亦如之。其牲，每门各用羝羊及雄鸡一。选侲子如后齐。冬八队，二时傩则四队。问事十二人，赤帻褠衣，执皮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硃裳。其一人为唱师，著皮衣，执棒、鼓角各十。有司预备雄鸡羝羊及酒，于宫门为坎。未明，鼓噪以入。方相氏执戈扬楯，周呼鼓噪而出，合趣显阳门，分诣诸城门。将出，诸祝师执事，预副牲胸，磔之于门，酌酒禳祝。举牲并酒埋之。

　　从中看出，齐隋傩制虽然和东汉相似，但音乐因素更强，有更多乐人参加：首先，侲子的担任者由黄中门子弟变成乐人子弟，人数增加至二百四十人，一半执大鼗，一半执鞞角；其次，最主要的参与者变为二十二位宫中工人（即乐人），一人扮方相氏，一人为唱师，另外二十人各执鼓、角。

　　唐玄宗时，在《贞观礼》和《显庆礼》的基础上制成《大唐开元礼》，《开元礼》把礼分为吉、嘉、宾、军、凶五类，其中军礼包括“皇帝亲征”、“讲武”、“狩田”、“射”、“合朔伐鼓”等二十三条，傩列军礼之末。傩属军礼的传统始自《周礼》，《周礼》“方相氏”属“夏官司马”，其中的官职“大司马”、“小司马”、“军司马”、“舆司马”等等多与军队、政事相关。

　　宋代欧阳修等人编写《新唐书》，继承《开元礼》的五礼，也把“大傩之礼”归入军礼，其记载的唐代大傩基本继承汉代以来的传统，但就人员交代得更清楚。唐代参与宫廷大傩有三类人：

　　“内寺伯……掌纠察宫内不法，岁傩则涖出入”；

　　“鼓吹署……大傩，帅鼓角以助侲子之唱”；

　　“太卜署……季冬，帅侲子堂赠大傩，天子六队，太子二队，方相氏右执戈、左执楯而导之，唱十二神名，以逐恶鬼，傩者出，磔雄鸡于宫门、城门”

　　至元人脱脱写《宋史》，大傩就从军礼中消失了，不仅如此，傩也从明、清的正史中完全消失。恰在傩从礼仪志中消失的宋代，大傩和教坊的关系大大密切，根据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的记载：

　　至除日，禁中呈大傩仪，并用皇城亲事官。诸班直戴假面，绣画色衣，执金枪龙旗。教坊使孟景初身品魁伟，贯全副金镀金甲，装将军。用镇殿将军二人，亦介胄，装门神。教坊使南河炭丑恶魁肥，装判官。又装钟馗、小妹、土地、灶神之类，共千余人。自禁中驱崇，出南熏门外转龙弯，谓之埋崇而罢。是夜禁中爆竹山呼，声闻于外。

　　又有宋人吴自牧的《梦梁录》“禁中除夜呈大驱傩仪”，记载大致相同。

　　不仅方相氏与十二神兽（十二问事）消失了，代之以诸多俗神，而且参加的人员也发生改变。唐代时乐人的鼓吹署只是“帅鼓角以助侲子之唱”，是辅助的地位，而宋代乐人伶工则变成“主角”，他们化妆成诸位神鬼，组成假面队伍浩浩荡荡地游行皇城。

　　至明代，傩完全归“钟鼓司”掌管。《酌中记》记录了大量明末宫廷制度，其中有“钟鼓司”条：“凡遇有九月登高，圣驾幸万寿山；端午龙舟、插柳；岁暮宫中驱傩；及日食、月蚀救护打鼓，皆本司职掌”。而据《明史·职官三》载，钟鼓司的职责是“掌管出朝钟鼓，及内乐、传奇、过锦、打稻诸杂戏”，可见，傩已由一项军礼变成岁末宫廷热闹的游戏。难怪清人嵇璜在《续通志》里说，史官不记傩，因为“直以戏视之”。

　　从这些历史的只言片语，我们发现一个趋势：傩至迟从东汉开始，就逐渐不再是一个过程严肃、涵义单纯的驱鬼仪式，它的内容不断丰富，从东汉宫廷大傩时侲子、十二神兽的加入，到隋唐十二问事、六丁六甲，直至宋代钟馗、小妹、土地、判官等诸多俗神，它的表演性和娱乐性越来越强。而在民间，这一趋势更加自由，更加无拘无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