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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装”与“苏样”服饰在清代昆剧服饰中的体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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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大雅将还”——昆剧男子常服体现的文人品味

  对《穿戴题纲》中士庶男子常服“道袍”统计后发现,月白色道袍出现的频率最高。昆曲中以服装材质和色彩来区别人物,香色、古铜色和宝蓝色多用于有一定地位的老年持重的角色。“月白”正是有一定地位的年轻角色最常使用的服色。将统计结果列表如表2-4所示。

  明清昆剧中年轻文士常服“白色道袍”是流行于明代“苏意”服饰的代表之一。冯梦龙《喻世明言》中描述的“头上戴一顶苏样的百柱鬃帽,身上穿一件鱼肚白的湖纱道袍”。嘉靖、万历年间,在商人富民求奢崇艳之风影响下士庶衣装仍崇华黜素,“色衣”蔚为风尚。松江的范濂曾感慨地说:“余最贫,最尚俭朴,年来亦强服色衣,乃知习俗移人,贤者不免。”明末“苏样”服饰的流行,造成色衣风行渐止,转为雅素相高的风尚。明末江南方志的编纂者们因此发出了“大雅将还”之叹,如天启《平湖县志》称:“大抵物情简极必繁,繁极必简,自然之数。二三十年前峻宇雕墙,必朱丹金碧,游侠子弟必红紫靓衣,今若见此则嗤笑献呕,此大雅将还之验也。”这场“尚白”风潮很快在财力不逮的市坊间小民中流布。万历《新昌县志》载:“小民俭啬,准粗布白衣而已,至无丧亦服。孝服衣帽,盈巷满街,即帽铺亦惟制白巾帽,绝不见有青色者。人皆买之,问之,云:为其价廉而便益也。”《喻世明言》中描写江西赣州街头卖布的“头上带一顶新孝头巾,身穿旧白布道抱。”此“崇白黜色”之风甚至还波及宫禁,衣服器用都以雅素为度,于慎行对此深感不妥:“宫禁朝廷之容,自当以壮丽示威,不必慕雅素之名,削去文采以亵临下之体。宣和艮岳苑囿,皆仿江南白屋,不施文采,又多为村居野店,宛若山林,识者以为不祥。吾观近日都城亦有此弊,衣服器用不尚髹漆,多仿吴下之风,以雅素相高,此在山林之上,正自不俗,至于贵官达人,衣冠舆服,上备国容,下明官守,所谓昭其声名文物以为轨仪,而下从田野之风,曲附林皋之致,非盛时常象矣。”明末“白色道袍”的流行与文人士大夫情趣孕育的典雅风格有关。晚明“苏样”男服的白色道袍是晚明在士夫中盛行的参禅之风的衍生品。禅宗是中国佛教思想中对文人士大夫的意识形态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佛教流派。明代中叶以后,由于传统儒家程朱理学已经无法束缚知识分子的思想,王阳明“心学”及后学的兴起与发展,思想解放意识的出现,许多士大夫不再局限于以往的儒家修行,出现了以李贽为代表的所谓“狂禅派”。随着东林派对于王学末流的修正运动,佛教方面也出现了以云栖、紫柏、憨山、藕益四大高僧的对“狂禅”的修正。此外,世宗皇帝大力提倡道教,道教在明中、晚期也有很大发展,故佛门与士大夫中皆出现了倡导儒、道、释三教合一的主张。当时许多文士都与四大高僧过从甚密,沈德符在《敝帚轩剩语》中说:“紫柏名振东南,缙绅趋之若鹜。”禅宗对当时士大夫,特别是对那些出仕的士大夫,影响很大。陈宏绪在《寒夜录》中写到:“今之仕宦罢归者,或陶情于声伎,或肆意于山水,或学仙谭禅,或求田问舍,总之为排遣不平。”文人最初是为坐禅而备道袍:“道服制如申衣,以白布为之,四边延以缁色布,或用茶褐为袍,缘以皂布。有月衣,铺地如月,披之则如鹤氅。二者用以坐禅策蹇,披雪避寒,俱不可少。”生于万历13年的吴人文震亨与前面提到的于慎行一样都强调了“衣冠制度,必与时宜”的观点,所谓在庙堂有庙堂之象,退居山林则需有山林之风。他说:“衣冠制度,必与时宜。吾侪既不能披鹑带索,又不当欲缀垂珠,要须夏葛冬裘,被服娴雅,居城市有儒者之风,入山林有隐逸之象。”白色道袍所传达的正是在野文人居山林之上的通脱简率与自在自得。禅宗备受文士推崇,素色道袍也渐成为名士风度的象征。在文震亨为代表的吴地文人看来,素服与色衣之别正体现了雅士与富人新贵在品味上的分野:“若徒染五彩,饰文绩,与铜山金穴之子侈靡斗丽,亦岂诗人衣服粲粲之旨乎?”吴地文化受到各地推崇,吴地文人的“野服”——白色道袍也因此成为雅士风度的象征,受到商人、市民阶层的追捧,并通过商贾的车轴向四方传布。对于这点,张岱对明末浙人模仿苏州服饰的风气的描述不便是最好的证明:“吾浙人极无主见,苏人所尚,极力模仿。如一巾帻,忽高忽低,如一袍袖,忽大忽小。苏人巾高袖大,浙人效之,俗尚未遍,而苏人巾又变低,袖又变小矣。故苏人常笑吾浙人为“赶不着”,诚哉其赶不着也。不肖生平倔强,巾不高低。袖不大小,野服竹冠,人且知为陶庵,何必攀附苏人始称名士哉?”

  表2-4《穿戴题纲》男子“道袍”的色彩统计

  

  3、“吴衫白纻”与“月华裙”——昆剧女服的雅俗之辨

  明清鼎革之际,社会巨变,但并未影响汉族女子的服制。因为,清代统治者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在进行服制改革时接纳了明遗臣金之俊的“十不从”建议。其中包括“男从女不从”,故从明至清代南方女子服饰得以延续性发展。

  明末流行“苏样”女子服饰。据佚名《烬宫遗录》卷上记载明末崇祯年间:“周后籍苏州,田贵妃居扬州,皆习江南服饰,谓之苏样”。北京,上自皇室的长乐公主,“熹庙之皇第八妹也,”“善吴装,”“遇有吴中士夫在京,必邀其宅眷到府。”史玄《旧京遗事》说崇祯年间京师妇人“雅以南装自好,宫中尖鞋平底,行无履声,虽圣母亦概有吴风”。正如史玄“雅以南装自好”所提示的一样,雅素为明代南方女服的主要特色。特别是苏州女装,更以白为美,甚至被冠以“吴衫白纻”之名。近人徐珂《清稗类钞·服饰》:“顺康时,妇女妆饰,以苏州为最好,犹欧洲各国之巴黎也。朱竹垞尝于席上为词,赠妓张半月,有句云:‘吴歌《白纻》,吴衫白纻,只爱吴中梳裹。’”这反映于清代的昆剧服饰中,“月白”是有一定地位的年轻角色最常使用的服色。对《穿戴题纲》中女衫和女袄色彩统计后列表,如表2-5所示。

  表2-5《穿戴题纲》中女衫、女袄色彩统计表

  

  “吴衫白纻”所追求的正是《易经·贲卦》中说的“白贲”之美。《贲卦》中说:“上九,白贲,无咎。”贲本来是斑纹华采,绚烂的美。白贲,则是绚烂又复归于平淡。也就是认为要质地本身放光,才是真正的美。这种思想在中国美学史上影响很大。华丽的雕饰虽然也是一种美,但绝不是艺术的最高境界,自然、朴素的白贲之美才是最高的境界。刘熙载的《艺概》说:“白贲占于贲之上爻,乃知品居极上之文,只是本色。”刘勰《文心雕龙》里说:“衣锦褧衣,恶文太章,贲象穷白,贵夫反本。”(按《中庸》:“衣锦尚絅,恶其文太著也。”)崇尚淡雅也是晚明士大夫中普遍存在的审美偏爱,诗文创作应崇尚自然实在,不矫揉造作,于平淡之中出新意。徐渭说:“凡语入要紧处,略着文采,自谓动人,不知减却多少悲欢,此是本色不足也,乃有此病。乃如梅叔造诣,不宜随众趋波也。点铁成金者,越俗越雅,越淡薄越滋味,越不扭捏动人越自动人。”晚明才子李渔对于妇人衣妆主张以素淡雅洁为美。“妇人之衣,不贵精而贵洁,不贵丽而贵雅。……红紫深艳之色,违时失尚,反不若浅淡之合宜,所谓贵雅不贵丽也。”这种由粉饰到去饰的变化,可以说是由矫揉造作还以自然本色,进入了更高的审美境界。在晚明女子屈于第二性的现实中,对女性服饰媸妍的评判主要以男子的审美标准为尺度,而文人在晚明的品位竞逐中又掌控着绝对的话语权。因此,明清昆剧的扮演中,素雅的月白色服饰衬托出的正是当时文人眼中淑仪婉约的闺阁女子形象。

  明末苏州人余怀指出:“南曲衣裳妆束,四方取以为式。……衫之短长,袖之大小,随时变异,见者谓‘时世妆’也。”这正道出了明代江南乐伎在女装推陈出新中的作用。如“牡丹头”康熙乾隆年间自苏州兴起,以假发辅助造型,高而疏朗。清·褚人穫《坚瓠集》:“我苏(州)人梳头有……‘牡丹’、‘钵盂’之名。”明·董含《三冈识略》卷六中对牡丹头有详细的描绘:“余为诸生时,见妇人梳发高三尺许,号为新样,来年渐高至六七寸,蓬松光润谓之牡丹头,皆用假发衬垫,其重不可举首。”从龙西堂的诗“闻说江南高一尺,六宫争学牡丹头。”可知,牡丹头自吴中又向外传布至北方。“月华裙”在《闲情偶寄》及《阅世篇》中有详细记述。“裳服俗谓之裙……明末始用八幅,腰间细摺数十行,动如水纹,不无美秀,而下边用大红一线,上或绣画二三寸。数年以来,始用浅色画裙,有十幅者,腰间每摺各用一色,色皆淡雅,前后正幅,轻描细绘,风动色如月华,飘荡绚烂,因以为名。”无独有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写道:“吴门新式,又有所谓“月华裙”者,一裥之中,五色俱备,犹皎月之现光华也。”

  有趣的是,时款的“月华裙”“牡丹头”在清代昆剧中绝非上层妇女的妆扮。如《渔家乐·羞父》一出“月华裙”为“丑丫环”所服,将《穿戴题纲》中的“牡丹头”与“月华裙”出现的场合列表,参见表2-6。这看似是艺人与观众间的约定俗成,却暗合了明清社会正统思想对“时式妆”的批判态度。要解析个中原因,还需要回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中。从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来看,其经济方式、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构成一种极为稳定的宗法一体化结构。这样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具有强大的自我调节功能,任何可能危害它的新思想、新事物都将被无情的吞噬。黑格尔说:“没有人能真正超出他的时代,正如没有人能超出他皮肤。”即使是明代宣扬新道德的学者们,他们的思想中亦潜存着对正统观念的印记。以《三言》、《二拍》为例:作者一方面赞颂着新的道德观念,另一方面露骨地宣扬封建伦理纲常,有对皇恩浩荡的歌颂,也有对忠仆、节女、孝廉的褒扬。理学家们所倡导的伦理道德观念往往将妇德与华服艳妆对立起来,所谓“抑知荆钗布裙,更见妇德,何须华服艳妆”(《得一录》卷十五《训俗条约》)。因此,清代吴人袁学澜目睹出身伎家的“牡丹头”流行于阊闾间,“敝俗浇风,不能无感于怀”,特作《吴俗讽喻诗》以“规劝陈诫”:“城中高髻四方慕,翻新花样原无据。今时只重伎家妆,缟衣綦巾人不顾。”叶梦珠在介绍了“月华裙”之后,于文末特别注明“然而守礼之家亦不甚效之”。此外,崇尚雅素的文人看来,月华裙无疑格调不高,如李渔就表示“(月华裙)予独怪而不取”。因此,在昆剧中牡丹头、月华裙等时世妆应用于下层妇女正是明清传统道德观影响下的社会心理和文人审美观念的体现。

  表2-6《穿戴题纲》中的“牡丹头”与“月华裙”

  

来源:苏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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