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矢志不渝，执着追求，为革命文艺奋斗终生

　　一九三三年八月，刘斐章到了上海，他一面进大学继续攻读，一面寻找组织。一九三四年秋的一天，独自踯躅街头的刘斐章突然巧遇于伶！他好像一个在外漂流了多年的流浪汉，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亲人。于伶是当时上海左翼剧联的党团负责人。刘将自己入党、被捕和出狱的经过，向于作了详细说明。于诚挚地挽留了他，并立即安排了他的工作。从此，刘斐章便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投入了新的战斗。

　　于将刘分配到剧联下属的一个小组，这个小组除了他原在北平认识的张季纯外，还有赵丹、郑君里等很有名气的演员。他如鱼得水，从沉闷中复苏过来，又恢复了在北京时的朝气。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左翼剧联”在八仙桥恒茂里开办“艺术供应社”，周颖（作家聂绀弩的爱人）任经理，刘斐章任副经理，徐韬为总干事。所谓“艺术供应”，就是把艺术作商品，对需要者提供方便，以达到掩饰其普及进步戏剧进行革命宣传的目的。这样，剧联的成员、盟友经常可以那里聚会，随时可以为工厂、学校等提供服务。无论导演、灯光、服装、道具、效果等样样俱全，唯需要者是听。一些著名的艺术家象金山、沙蒙、郑山尊等都志愿参加过服务。这种雪里送炭的方式，颇受群众欢迎，又达到了宣传抗日的目的。

　　一九三五年底，刘斐章从沪江大学毕业，组织上把他介绍到正风中学任教，接替原在那里任教的吕骥（解放后为全国音协主席）。当时正风中学的校长思想比较进步，学校成了地下党的一块阵地。他有意识地组织学生戏剧小组下乡演出街头剧，如《放下你的鞭子》等，为后来抗日战争打响组织流动演剧队到前线和内地宣传，作了思想的准备和行动的探讨。当时地下党文化工作方面的负责人夏衍肯定了他的作法，要他将经验整理成文，发表在很有影响的《中流》杂志上。

　　一九三六年十月，党为了扩大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络各方人土成立了“四十年代剧社”，刘是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组长金山，成员还有王莹、五献斋、梅熹）。剧社成立后立即排演夏衍讥讽投降主义的话剧《赛金花》。由洪深执导，主要演员有王莹、金山等，刘饰清朝官员徐寿明。作为宣传方面的负责人，刘在一夜之间给报馆发消息，贴海报，挂剧照，编印演出特刊与演员介绍，写排演花絮，以及下一个戏《秋瑾》的预告稿，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令组长金山和同志们赞不绝口。《赛金花》的演出在国民党的首都南京轰动一时，以其独特的讽喻效应和巨大的艺术魅力在群众中产生强烈反响，观众发出同一个心声：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以实际行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上海剧作者协会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名为“中国剧作者协会”。并决定赶写一个反映“七七事变”的大型话剧，取名为《保卫卢沟桥》。剧组阵容庞大，有崔巍、阿英、陈白尘、于伶、洪深等二十多人的编导组，有金山、赵丹等名演员，演员和工作人员达二百余人。刘斐章担任总剧务，工作烦琐复杂，真可谓跑折了腿，操碎了心。从八月七日上演，一直演到“八·一三”事变前夕，连演六天，场场满座，观众超过一万人次。更令人鼓舞的是，避居日本十年的郭沫若，为赴国难，抛妻别子从日本毅然归国；被国民党囚禁的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等七君子也放出来了。他们一起到剧院来看望大家。剧组人员不顾疲劳，又专门为他们加演了一场。加场消息才传开十多分钟，门票就通通售光。伴随着郭沫若激情奔放的演讲，伴随着剧中中国士兵砍死鬼子的壮烈场面，剧场内“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整个剧场成了一片沸腾的海洋。

　　一九三七年八月，上海打响了抗战的炮声，“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宣告成立（主席郭沫若），协会号召影剧界立即行动起来，组织十三个救亡演剧队奔赴全国各地宣传。党决定刘斐章担任第八队的队长（其它队的队长有宋之的、洪深、金山、郑君里、于伶等）。他马上率队开赴苏皖前线，在硝烟迷漫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开展抗日宣传，慰劳伤病员，发动和组织群众。仅就他们自编、自导、自演的三幕话剧《生路》，就在太湖所属的七个县巡回演出许多场，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解放后，刘斐章在长沙碰到一位五十多岁的老中医，他就是太湖人，当年看过《生路》的演出。这位老中医津津有味地回忆起《生路》演出的情景，他说太湖一带沦陷，就没有几个肯当顺民投降日本的，有的人还参加了新四军，这与许多人看过《生路》不无关系。

　　一九三八年国共合作，周恩来代表共产党担任了军委政治部副主任，由他创导成立十支抗敌演剧队，四支抗敌宣传队，一个孩子剧团，任务是宣传民众，将抗战进行到底，隶属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文艺处长田汉）领导。救亡演剧第八队改编为抗敌演剧第八队（后为演剧第六队），刘斐章一直担任这个队的队长。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根据蒋介石所谓“焦土抗战”的命令，国民党特务放火焚烧长沙城。正在长沙的周恩来临危不惧，力挽狂澜，领导了救火和善后工作。根据周恩来的命令，政治部三厅所属全体工作人员，以及奉调火速赶往长沙的四个抗敌演剧队，全力投入救火和善后工作。刘斐章和八队全体人员，在这一场血与火的战斗中，接受了严峻的考验，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

　　长沙救火和善后工作结束后，八队回到衡阳，在那里，他们又见到了叶剑英同志。叶剑英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座谈，要求他们“到湘北前线去演戏劳军，宣传抗日”，鼓励他们“坚持抗战到底，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刘斐章根据党的指示，立即率领演剧第八队这支革命文艺队伍奔赴抗敌前线。一次在距离敌人仅两百公尺的九岭前线演出《亲兄弟》之后，我军一个班长带着对敌人的满腔仇恨，当夜只身穿越防线，俘虏了日军军官若林政。他们随即转战于长江洞庭，巴山楚水，在日寇的炮火威胁下，在国民党的迫害和贫病交加三重困难的重压下，坚持宣传抗日，坚持团结进步。在队内实行政治民主，财政公开，待遇平等，他内政外交一肩担，尽力与国民党的军政大员周旋。如一九四二年在恩施（战时湖北的省会），困难重重，险象环生，队里的共产党员李虹被逼自杀，全队人员极度悲愤！他含悲忍痛，联络社会贤达和进步人土，为李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以此来反击特务的造谣诬陷和企图迫害整个六队的阴谋。在艺术上他提倡走民族化、大众化、现实主义的道路，通过不断探索和实践，从草台班子走向剧场艺术，培养出自己优秀的导演、演员和舞美工作者，全队的演出水平和艺术质量得到不断提高，使之成为戏剧界一支享有崇高声誉的队伍。他积极参加艺术实践，如参加多幕剧《生路》、《保卫大湖南》的创作，主演了《长夜行》，饰演过谭嗣同等英雄的形象；导演了《海国英雄》及郭沫若的名剧《孔雀胆》等，其中《孔雀胆》在长沙连演五十场，场场满座，创六队演出的最好记录。《国家至上》一剧（老舍、宋之的合写，是描写回汉合作打鬼子的）的演出，则是他们在艺术上的突破，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称赞，演出达三十多场。在他的领导下，六队成为党和群众联系的一座桥梁，成为团结抗日的一面旗帜，成为培养人才的一所学校，成为国统区一块自由的天地。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翌年元月的一个深夜（十二点至下两点）。在重庆曾家岩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刘斐章和另外三个团队的负责人，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接见。周恩来对他们的工作作了高度评价：“抗战八年，你们工作在国统区，非常艰苦，不但生活不好，政治上还经常受到迫害，真是不容易啊！你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这些我们都知道，要很好地总结经验。”并具体指示他们：“为了革命的需要，你们还得忍耐，还得在国统区工作一段时间……还是争取留在后方，留在长江中下游或长江以南的大中城市，演出进步戏剧，配合人民反内战、要求民主和平的呼声……你们要提高紧惕，严防政治迫害。”他们忠实地执行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武汉和长沙，演出大量进步戏剧，如田汉的《丽人行》，高尔基的《夜店》等，配合人民反内战，要求和平民主的呼声，在群众中产生很大影响。

　　临近解放，周恩来同志指示要六队转移到解放区去的计划因故未能实现，党指示他们就地参加迎接解放，于是刘斐章又带领全队同志满怀豪情地投入黎明前的战斗：刻印党的政策传单广为发放，暗中串连发动群众护厂护校，保护工商业者以及道路桥梁，掩护地下党党和进步人士，到工厂参与策反武装部队的工作。他本人还亲自出马，联络田汉之弟田洪及名老艺人，到长沙各戏曲团体劝阻大家不要逃难，耐心宣传共产党和解放军是解救穷人的，一定会关怀受护广大艺人；并向青年会捐大米十多担，分送给将断炊的剧团；还帮助成立“长沙艺人互相会”，在艺人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

　　演剧六队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时期，十二年间行程万里，行经苏、皖、鄂、湘、川五省三十六个县市，近百个村镇，演出九百一十七场，观众达九十万人次之多，在中国的戏剧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解放后，一九四九年九月，演剧六队与南下文工团会师合编，湖南省委任命刘斐章为团长，一九五○年底任湘江话剧团团长，一九五二年二月调任省文化局艺术科长，一九五五年三月提升为省文化局副局长，一九八五年为省文化厅顾问。他是湖南省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四、五两届省政协常委兼文化组长，全国第一、四次文代会代表，中国戏剧家协会第三届常务理事，中国剧协湖南分会副主席，名誉主席，是湖南省文化工作，特别是戏剧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为全省戏剧的繁荣和发展，作出过许多有益的贡献。他撰写的许多有关戏曲改革和戏剧评论的文章，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