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的青年导演，真正进入体制内导戏的不多，他们要做戏只能是单枪匹马地置身市场，于生产与消费的二元关系中徘徊思量。面对资本市场攻城掠地的现实，这些年轻有为的戏剧人会选择什么？是投身现实被现实改造，还是拒绝现实被现实遮蔽，选项不确定，答案也就不确定。

　　黄盈对充斥市场的恋爱加恶搞的减压演出深怀不满。他的《枣树》朴实、粗糙，是一部以排练场为稿纸直接书写的真正反映老百姓生活情感的草根演出。《枣树》后的黄盈还是做了麻花系列的《两个人的法式晚餐》。《卤煮》之后是《马前马前》。在《两个人的法式晚餐》中，黄盈只用了5个演员就演绎了十几段爱情，借助肢体戏剧的表现力，在风格上企图颠覆以往的“麻花”系列作品。即使这样，《两个人的法式晚餐》也被投资方按常规公布了“笑声指数2星、浪漫指数5星。”2010年推出的《当司马ＴＡ遇到韩寒》无疑是他执导的一部对人对己都还负责任的商业戏剧。这部作品说白了还是一出在大舞台上演的小剧场戏剧。剧中黄盈设计了5个名叫韩寒的80后青年，真实的韩寒以影像参演，影视明星梁静领衔主演其中的一个女韩寒。黄盈沿袭当下职场剧的模式，调动公众人物韩寒在大众接受层面特立独行的精英范儿，为自己的青春成长戏剧找到炒作的卖点。

　　《当下的戏剧生态和我们的文化选择》是《艺术评论》发表的一篇黄盈和邵泽辉的对话。邵泽辉强调他们虽然无法避免市场化，但要反抗这种资本的世界观。黄盈坦言：“关键还是搞清楚戏剧是排给谁看的，有的戏就是排给戏剧节的，到国外拿拿奖，这样的尝试是需要做的，对走出国门、推广自己的艺术有用，但是对于整个戏剧生态的建设恐怕还是需要表达自己的情怀。其实我觉得现在艺术不受政治影响了，不做喉舌了，可能更悲哀，因为艺术家一腔热血，是对整个民族负着责任。而现在基本上艺术家在给资本做枪，就是让资本能变得越来越大，也就是说戏剧变成了一个圈钱工具了，也就不再为民族负什么责任了。”

　　今年5月，赵淼带着他的“三拓旗剧团”进驻朝阳9剧场，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形体戏剧演出季。把观众最想再看到的剧团原创《达人未爱狂想曲》、《鬼马电梯》、《6：3》、《东游记》等7个戏放在一起集中上演。这一举措气度不凡，它说明坚持民间做戏的赵淼已有了以白领青年为主体的固定观众群。赵淼曾说，现在有些戏剧感觉是服务业的，观众要什么就给什么，但他们希望戏剧和观众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他们尊重观众的智商，也尊重自己。“三拓旗剧团”打出“让身体表达爱”的旗号，这是一种策略，也是一种品牌。都市白领阶层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个新兴的类别，是眼下戏剧市场的消费尖兵。如今民间制作的小剧场往往把此类观众奉为上帝。“顺着观众说，顺着观众演，让观众高兴”（黄盈语）。报纸上的小剧场广告动不动就是爆笑、温情、伤感、怀旧、恶搞这些陈词滥调。眼下为企业定制小剧场话剧也成为民间戏剧团队一种相当经济的手段。雷子乐笑工厂为Ｋａｐｐａ定制《爱情来了你就上》，为青鸟健身制作《青鸟那是必须的》，戏逍堂为新东方外语学校制作《你说什么我听不懂》……从成效上看这倒是接通了戏剧的生产环节、销售环节和观众服务环节。据说得到巨额风险投资作为资本支持的民间戏剧团队戏逍堂，未来的商业模式是负责运营和发行小剧场话剧。小剧场话剧商业模式的甚嚣尘上，到底有多大程度影响我们的戏剧总体环境，小剧场真有如此大的市场含金量吗？看北京此起彼伏的小剧场建设，就觉得有关部门应该绘制一张小剧场文化地理空间分布图。夜幕降临的时候，那些泡在其中的观众不知道想不想，天下还有多少人被剧场遗忘。

　　被文艺青年追捧的孟氏小剧场构成了一种空间，在这个空间上演着巴洛克风格的《恋爱的犀牛》、《镜花水月》、《爱比死更冷酷》、《三个桔子的爱情》；白领阶层构成了戏剧的另一层空间，这个空间上演着《隐婚男女》、《我不是李白》、《爱无能》、《杜拉拉升职记》、《有多少爱可以胡来》；传统怀旧的观众期待的是一个写实的幻觉的空间，在其中他们观摩家庭悲喜剧《性情男女》、《有一种毒药》、《关系》；学院派的观众和知识分子群落也许会把观剧的焦点集中在《哥本哈根》、《我爱桃花》、《小镇畸事》、《还魂三叠》、《浮生六记》、《晚餐》、《塘鹅》；只求前卫的当代艺术圈可以看看并参与汪建伟的剧场概念作品《屏风》。

　　小剧场话剧《两只狗的生活意见》在近年来的孟京辉作品中最具人民性。它有来自民间戏剧的生动鲜活，有对现实的嘲弄，有对底层的同情和关照。该剧通过两只乡下狗来福和旺财怀抱理想进城谋生，想过幸福生活的滑稽叙事，折射出当下社会的光怪陆离、不堪入目。两只狗，其实就是两个企图混社会的小人物，一个被包养日子过得丰衣足食，一个被投进监狱受尽欺辱。两只狗重逢后进入电视选秀决赛，用舞台的谐谑控诉万恶的资本主义家庭暴力。被电视选秀淘汰后的两只狗打算回乡下，又不舍城市的霓虹闪烁，经过努力，他们当上了人民保安，却仍旧受尽欺辱……《两只狗的生活意见》在喜剧的形式感下面是生活的悲苦与艰难，这里面有贫富悬殊、阶级差别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这部舞台作品是孟京辉2000年以来少有的代言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它有难得的底层关怀，对保安这一特殊群体的表现，会让人对“被压迫者诗学”展开联想。

　　2007第35期的《凤凰周刊》有篇题为《大陆剧场的第三种空间》的文章，文中写道：民众剧团的存在本身，比它们存在所表达的、所推动的东西要更具意义。还得说回“青戏节”，参加此次演出的草台班的《小社会》、参与前两届演出的新工人剧团的《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都市里的村庄》这类作品相对于其他舞台作品，剧场社会观的价值突显。《小社会》关注的是路边的行人、收废品的、被驱赶的、乞丐、出卖劳力或身体的人。《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由打工者自己把打工者的艰苦生活搬演到舞台上。我赞同戏剧文本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被激活才有意义的说法。经济权利的缺席，不意味着社会权利的缺席。这些直逼现实的民众剧场大多把观众和表演者定位为普通的劳动者。他们的舞台表达朴素、直白。舞台效果真挚、热烈。他们以集体的名义把小剧场变成了保卫个人权利的公堂。在小剧场与时代的共生关系中，试图表达民众的立场。

　　有句话说得好，思想只有通过艺术形式具体化才能在社会上产生影响。剧场的公共性不只有一条明确的道路，而是有多种的可能。我们应该主动研究小剧场在社会分层和角色转换中正在发生、可能发生的结构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