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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跃进”背后的隐忧(一)
石俊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戏剧出现过一次生存危机,那时的戏剧人曾经发出这样的声音:“今天我们为什么需要戏剧?”在本世纪初,戏剧的生机初现的时候,关于未来戏剧的创作走向也有戏剧权威争论“戏剧的文化责任”与“如果谈恋爱的青年都不愿走进剧场,戏剧难谈前途与发展”。其实际焦点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戏剧”或者“戏剧需要什么样。”

  说归说,做归做。

  在大小环境都在产生巨变的当下,也在各色人等的努力下,京沪两地的话剧创作在十年内有了类似“大跃进”的发展。其他城市的戏剧演出市场和本土创作也在观众需求和各界支持下复苏和发展。

  看数字无疑让人欣喜万分。

  评论家们在忙于点评各种戏剧,各种大小的戏剧编导则奔波在各个剧组之间。记得在七年前我在一年中排了两部作品,上海青年话剧团的一位表演艺术家曾衷心对我表达了羡慕亦提醒注意创作质量。然而今天的京沪两地,戏剧院校毕业不久但每年导演或编剧四五部小剧场话剧的编导已经不是个别现象,演员则更是忙碌万分,一年内上十部戏,演出过百场的在国有院团和民营院团里都有。

  做戏和演戏怎么一下子变得那么容易,还是今天的戏与我们过去认识的戏剧不同?

  目前那么多创作剧目真的都是我们需要的吗?

  在喧哗和骚动的背后,我们是否面对的是更大的隐忧?

  我们是在用健康的戏剧审美在培养着我们的观众,还是在破坏我们观众的戏剧审美?在我们进行文艺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在推动戏剧市场化的进程中是否有意无意破坏了正常的戏剧创作机制?

  为什么在很多戏剧的演出中我们已经看不到艺术良知,它是在创作的哪个阶段被泯灭。戏剧艺术的道德底线究竟又在何处?

  小剧场内廉价的笑声正在淹没艺术的探索与思想的表达。

  大剧场内各种功利正在驱逐艺术的激情与理想。

  有很多人认为当下是一个特殊的时代,秩序与混乱、崩溃与重建、新生与衰亡、坚守与放弃,这些本不相容的东西奇怪地共生着。

  很多看似成功的戏,其实已经被异化。

  可以说“存在即合理”。作为一名普通的戏剧教师我无权也无意禁止那些戏,但我有权质疑它们是否是“真的戏剧”,或者换种说法它们是“我们需要的戏剧”吗?甚至相反,它们是我们不需要的戏剧。

  我们的戏剧需要突围,需要辨析,需要取舍。

  也只有这样的特殊思考,才能产生出真正的开放,兼容,坚守与突破。

  我们第一类不需要的是绝缘的戏剧

  套用一句俗语“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而我们当下的很多戏剧,无关痛痒,无关民生。除了个别拿出来作为笑料的段子外,我们大部分的戏剧内容或背后的主题与周遭发生的事件与变革无关,与国家命运和人民的呼吸无关。宫殿式的大剧院里有很多看似浪漫轻松的剧目,小剧场里有不少爆笑和煽情式的作品。看戏的人不少,看戏的观众层面则不多。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现在这些戏剧只是对“大片”和“春晚小品”的“真人”版模仿。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自认为很艺术的戏剧人,做戏是为了展示自己,在小剧场里群魔乱舞、狂嘶乱吼,而观众不明其理或者知道自己只是面对编导演的呕吐物时愤然离席,这样的戏剧也是绝缘的,更是没有与观众的缘分。得到与失去之间没有多大利害。

  同样绝缘的除了很多剧目外还有我们的很多国有院团,请问还有多少编导演在下基层体验生活,在这个基础上将其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是必须的。但是绝不应该单纯得推向市场,因为不菲的票价还将使我们的戏与大多民众绝缘。戏剧应该走进社区,走进校园,走进这个时代。

  纵观中国的话剧史,当戏剧的创作和现实紧密结合时才会迸发出巨大的能量,百年前留日学生的“吁天”直接推动共和的巨浪,新文化旗手领导排演的《玩偶之家》等剧和曹禺大师的杰作让多少人冲破封建的牢笼。熊佛西在定县开展的农民戏剧运动让后来的冀中平原始终烽火不息,从田汉先生的南国剧社到后来的左翼戏剧和抗战戏剧,从街头的《放下你的鞭子》到《卢沟桥》激发了多少市民的热情和斗志,让他们勇于和战士一起面对枪炮的入侵。在解放区,一剧《白毛女》让多少目不识丁的农民战士明白自己战斗的意义。建国初,一出小戏《罗汉钱》让大众理解和接受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婚姻法。80年代《死者对生者的访问》告诉我们英雄惧怕的不是牺牲而是他人的冷漠与自私。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些戏剧,我们的生活会是怎样?同样试想一下,当下那些与真实生活和情感绝缘的戏剧如果消失,我们的生活不是照样继续?我们要对它们是不是好的戏剧产生质疑,更要想想他们属于艺术还是艺术化的装饰品。

  我们还需提防那些伪饰的戏剧

  何谓“伪饰”?虚假矫饰。

  当下的一些戏剧看似反映的是现实,实则是在现实问题上进行了一番涂抹,使其看得靓丽,喜气。我们戏剧可以有些粗糙,甚至允许瑕疵,前提是真实。这几年我看了七八部反映动迁或旧区改造的戏,几乎毫不例外写上几组不痛不痒的矛盾,然后在主人公的带领下高高兴兴地搬新家。而类似的现象在真实生活中的情况大家想必明了。所以也难怪此类戏大多地方政府或者房产公司买单,而剧场难得满座,说明观众并不买账。我们伪饰的不仅是内容,更伪饰着我们的舞台。“戏不够,景来凑”、“情不足,音乐起”、“场面到,人来堆”。这样的舞台现象最近还少见吗?

  我觉得这样的戏剧轻则像膨化食品,品时味道十足,食后全无营养;重则是掺杂有害物质而显得营养十足的牛奶。国民食之,贻害在后。

  我们还可以忽视那些失重的戏剧

  戏剧从古希腊开始就是精英对人性的认识,命运的困惑与感悟。到了文艺复兴则是对各种价值的重新发现。不论中外,很多时候戏剧都是对国家命运的承担。比如因为有了雨果的《欧纳尼》和《克伦威尔》法国才有一轮轮的革命,中国从《黑奴吁天录》开始就起着呼唤民众追求巨变的意识,文革后的《于无声处》更是打破人民沉默的巨响。而当下的很多戏剧不仅拒绝沉重,更是进一步拒绝对重大问题的思考与叩问。否则面对《拿什么整死你我的爱人》、《陪谁去过情人节》会有何答案?

  自珍则重,自轻则轻。我不知道那些号称票房成百上千万的导演让自己的女主角在一部戏里近十次说出某赞助中档轿车品牌和型号,听到观众嘘声和笑声时是什么样的感受。我更难理解为何近来有越来越多的戏可以用赞助的货品甚至网站名称直接命名。你们可以出卖自己,但不应该如此廉价得出卖戏剧。

来源:《中国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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