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戏曲音乐创作大体经过了三大发展阶段：一是北宋经济文化大发展至明前期大兴汉文化，以宋人词调为主的士大夫文人的专业性创作历程；二是16世纪我国明代文艺复兴时期，以世俗主义，人文主义为核心的群众业余性创作历程；三是1949年进入更高级的专业性、典型性创作历程。三大历程，一次比一次广，一次比一次深，一次比一次高，一次比一次精……。

　　一、士大夫文人的专业性创作阶段

　　（一）“杂剧”与“词”

　　戏曲之始有先秦说、汉唐说、宋元说不等。《宋史·乐志》载：“真宗不喜郑声，而或为杂剧词，未尝宣布于外。”这是有关戏曲明确记载的具有可信度的正史，可谓字字千金！这里的“杂剧”和“词”是两个关键词。说明1、至迟在公元10世纪我国已经有了杂剧，戏曲至今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2、真宗“不喜郑声”而去“为杂剧词”，其因果关系是：真宗不喜欢民间，而去创作士大夫文人喜爱的音乐——“词”。即宋“词”乃音乐文学，是“词调”的简称。另外，明人王骥德（1573～1620）在《曲律》中说：“入唐而以绝句为，如清平、郁轮、凉州、水调之类；……入宋而词始大振……。而金章宗时，渐更为北词，如世所传董解元《西厢记》者”“绝句为曲”、“词始大振”、“更为北词”等，都说明“词”是包含文学与音乐的；并说董解元《西厢记》唱的诸宫调乃“北词”调。关于戏曲作曲，《南词叙录》还有一段宝贵的记载，元末高则诚创作《琵琶记》时，一方面追求士大夫文人喜爱的“清丽之词”（音乐文学）；另一方面说他“坐卧一小楼，三年而后成，其足按拍处，板为之穿”。啊，原来他创作《琵琶记》是一边写剧本一边吟唱作曲的。作曲要击节，右手握笔，左手压纸，两手不闲，只有用脚在楼板上打拍子，在同一个地方“按”了三年，楼板被踏穿了。非常生动具体。说明古代的真宗也好，姜夔也好，关汉卿、王实甫、高则诚、汤显祖也好，都是写词（剧本）带作曲的。他们都和真宗一样，作的不是郑声，而是士大夫文人的“词调”。

　　（二）我国戏曲音乐主要始于对宋词的沿用

　　继晚唐五代的词调面世，接着形成了北宋词（调）的兴盛和南宋词调的延续。温庭筠、柳永、周邦彦、姜夔、吴文英分别为晚唐五代、北宋中期、北宋晚期、南宋中兴时期和南宋晚期等“五个时代”的“词坛宗师”。宋词面世是我国音乐文学史上一次重大的发展。它一方面将我国齐言体的诗歌发展到长短句的词调；另一方面，使音乐文学与戏曲联姻。从传承下来的大量剧目所使用的曲牌看，包括南北曲与高腔昆曲，大都是宋词而下的士大夫文人音乐。据笔者粗略统计，现今尚知的宋词独有词牌1363支，另有269支传入诸宫调、南曲、元曲、高腔与昆曲。来自宋词演化的诸宫调独有曲牌53支，另有42支传入南曲、元曲、高腔与昆曲。南曲独有曲牌147支，另有82支传入元曲、高腔与昆曲。元曲曲牌198支，其中10支传入高腔与昆曲。很明显，大量的曲牌是源自宋词。有专家怀疑，名称相同并不能说明音乐也相同。是的，完全存在名同实异的情况。问题是大量的曲牌名称，几十支、几百首曲名都相同，这能说明它们都是彼此毫无渊源关系，仅仅是名同曲异的巧合？古代文人非常忌讳抄袭，谁若写了新的、不同于以前某词调的音乐，何苦又要叫与以前某词调同样的名称呢！这不是授人以柄吗？所以说，大量曲牌名称相同，只能证明它们的音乐虽然在传承过程中有所变化，而其遗传基因则是一脉相承的。所以说，。

　　（三）高腔、昆曲音乐述略

　　北宋的《目连》杂剧等剧目，宗教色彩是明显的。而从南戏的《赵贞女》、《王魁》，元曲的《窦娥冤》、《西厢记》，高腔的《琵琶记》和《荆》、《刘》、《拜》、《杀》，到16世纪昆曲汤显祖的《牡丹亭》等“四梦”，都具有人文主义特征。但是它们的唱腔则是以士大夫文人的审美标准创作的士大夫文人音乐。

　　1.创作了源自南北曲的，艺术精湛，优美动听，富于歌唱性、抒情性的昆曲。

　　2.创造了南北曲与宗教音乐进行某种交融（如北宋时演出《目连》戏等），而且为了在各地宣传道教招揽信众的需要，多少“益以里巷歌谣”的高腔（南曲）。现在江西的高腔界还说：“弋阳腔是由道士唱《目连戏》文演变而来的”。“弋阳腔的音乐（唱腔），就是以《目连戏》文唱腔作为标准曲牌”。很明显，高腔仍以士大夫文人音乐、以及由文人掌控的道教音乐的影响为主，“益以里巷歌谣”只是一种手段。

　　昆曲从雅的方面将我国曲牌联缀体的戏曲音乐推向极致，高腔则想尽力地在普通群众中扩大宗教影响。两者形成了明代前期戏曲音乐的繁盛。

　　（四）回眸

　　从词调繁荣到北宋杂剧音乐、诸宫调、南曲、元曲、高腔、昆曲，前后持续发展了六百年，展现为一座博大精深，琳琅满目，品质精湛，万紫千红的梨园胜景，并深远地影响到后世。直到今天，我国戏曲音乐以及民间器乐曲牌中，都还闪烁着宋人词调的遗辉。无疑这是我国音乐史中一笔极其重要和极其珍贵的音乐财富。然而，长时间由士大夫文人和宗教界主宰的历史格局，使郑卫之音的民间音乐始终未能走向前台。客观上是长期地、大面积地压抑了广大布衣在文化艺术方面的审美意愿与审美享受。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在适当的时机，从音乐方面爆发一场裂变，这就是16世纪以世俗主义、人文主义为核心的中国文艺复兴时期在音乐方面的伟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