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桂林的大型地方剧种,广西汉族地方戏曲之一,流行于桂林、柳州、河池、南宁等市和梧州北部地区说“官话”的城乡,亦即广西的西南官话区域。
明末清初之际,祁剧经湘桂走廊向桂北大地传播。祁剧进入桂北地区后,即以其众多的剧目,齐备的行当,精湛的演艺,优美的声腔,受到当地人们的喜爱。此后,祁剧通过带弟子、办科班等形式,向桂北艺人传授祁剧艺术,推动了祁剧的“桂化”进程,也可以说是促进了桂剧的“祁化”进程,使桂剧从当地的地方小戏逐步成长为地方大戏。尔后,在祁剧艺人与桂剧艺人的共同努力下,又推动桂剧完成了由“祁化”到“桂化”转型。20世纪30年代,经欧阳予倩等著名戏曲家对桂剧的改革与改造,桂剧进入成熟期和繁荣期。
本文从一个祁剧爱好者的角度,简述对祁剧与桂剧交流融合历史过程的看法,并以此求教于大方。
祁剧在桂北的传播
永州祁阳属楚南之地,自古“俗尚弦歌”(宋《晏殊类要》)。元末明初,弋阳腔自江西传入,与祁阳本地的语言、音乐、祭祀、戏曲相结合,形成祁剧高腔。明末清初,昆腔和弹腔相继传入,与高腔鼎足而三,使祁剧成为大型地方剧种。祁剧一经形成,便展现出强大的艺术生命力,盛行于湘南、湘中、湘西数十县,并形成两大艺术流派,即以永州为中心的“永河派”和以宝庆(今邵阳)为中心的“宝河派”。随后,祁剧迅速向外省传播。一路经湖南郴州向赣南、闽西、广东梅州和潮汕等地传播,一路经邵阳、靖州向黔东南地区传播,一路则经湘桂走廊向桂北地区乃至广州等地传播。此外,进入近代后,祁剧随左宗棠收复新疆,走出玉门关外,到达新疆米泉等地。新中国成立后,祁剧还随移民进入云南。梅兰芳曾经赞誉:“祁阳弟子满天下。”郭沫若也曾称赞:“祁剧是全国名列第二的优秀剧。”
祁剧什么时候开始进入桂北地区?对此,目前尚无定论。一般认为,祁剧进入桂北始于清代康乾时期。著名祁剧剧作家欧阳友徽认为,至迟在清乾隆四年(1739)之前,祁剧已经风靡桂北。这一点,阳朔县兴坪古戏台可以为证。为此,他曾到阳朔兴坪作过实地考察,并在《永州祁剧》第八章《联袂八桂》中这样写道:
兴坪戏台坐落在阳朔县兴坪圩关帝庙内,为清乾隆初年(1739-1745)一周姓大户所建。台周木质结构,瓦顶,后台较窄,前台四根直径45公分的大木柱,下端均有柱础。台面横宽6.2米,纵深6.5米,台口高3.9米,台面距地2.25米,台口栏板上有四幅戏曲故事的木浮雕,为《五代荣昌》中《仙姬送子》、《满门荣封》、《关羽斩蔡》、《姚通金殿举狮》等,全部都是祁剧戏文故事。后台左侧藏有一面四幅一体,可折叠的楠竹屏风,面有浮雕,每幅高约70公分,下端均有“乾隆乙丑年板桥赠”字样。戏台左侧走廊存一石碑,题头有“新建关帝庙功德碑……”,落款为“大清乾隆四年岁次乙未孟夏……”。现“关帝庙”已为兴坪小学校址,但戏台仍保存完好。由此台所建年份和栏板浮雕中的祁剧戏文可以看出,祁剧进入广西最晚应在乾隆四年以前,至乾隆四年,祁剧已在广西盛行,所以建祁阳式万年台,雕祁剧式戏文栏板。
此外,清代吴太初《燕兰小语》载:湖南郴州人刘凤官,名德辉,字桐花,乾隆时是北京萃庆部弋阳腔旦行艺人。他“丰姿秀朗意态缠绵,歌喉宛如雏凤”。刘自幼驰名两粤,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冬,自广西进京演出,“一出歌台,即时名重”,被认为是继魏长生之后,可独步梨园的艺人。为此,吴太初还赋诗赞颂刘凤官:“流水行云兴若何,相逢无那逗情波。娉婷却胜如花女,不是施朱著粉多。帝里新夸艳冶名,粤西声誉早铮铮。王陈刘郑超时辈,独许几家继婉卿。”郴州是湘南祁剧戏窝之一。在郴州能够唱弋阳腔的只有祁阳戏班。因此,郴州艺人刘凤官必定是祁剧艺人。作为祁剧艺人,刘凤官“粤西声誉早铮铮”,绝不仅仅是他一个人。因为唱弋阳腔需要“一人唱而众人和”,从而一定有一个戏班,有一班人。刘凤官是从广西进京的,那么他的祁剧班一定是在广西演出了比较长的时间。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早在清代乾隆时期,祁剧已经盛行于桂北地区。
清乾隆以后,到广西演出的祁剧艺人越来越多。同治二年(1863),清代著名的戏曲作家和戏曲理论家杨恩寿在郴州观看祁阳戏祥泰班演出后,在《坦园日记·郴游日记》中说,祥泰班名旦东生“已录桂林会,身价甚高,一时无两”咱源暂。这一记载说明,清同治时,祁剧艺人在桂林已有班社。从各种资料综合看,清嘉庆至同治年间,在桂林享有盛誉的祁剧戏班有两个:瑞华班,庆芳班。瑞华班是著名的祁阳江湖班。乾隆后期到嘉庆年间,瑞华班就在广州演出,广州《乾隆五十六年之梨园会馆上会碑记》与《清嘉庆五年之每一个圣帝金身碑记》对此均有记载。瑞华班经常来往于广州、桂林之间。咸丰末年,瑞华班中主要演员有生角刘玉彩,旦角大喜美、小喜美、仁苟等。庆芳班也是著名祁阳江湖班。清同治元年(1862)去桂林,主要演员有名生角德全、德禄,名旦莲生、银兰等。杨恩寿所记的东生当年属哪个戏班尚不清楚,也可能就是瑞华班、庆芳班中的一个。祁剧在向外省传播过程中,将桂北作为首选之地,主要取决于三方面因素:
其一,地理因素。桂北与永州山水相连。祁剧的诞生地祁阳县属永州,永州无疑是祁剧的大本营。而永州的东安、零陵、双牌、道县、江永、江华等县,与广西全州、灌阳、恭城、富川、贺州一带,山水相连,距离最近。同时,由于灵渠沟通了湘江与漓江,从水路进入桂林也最为便捷。这样,祁剧艺人要到外省谋生,广西的桂林、贺州等桂北地区当然是最佳选择。
其二,历史因素。自西汉元鼎六年(前111)至三国时的270多年时间里,今永州所属各县区与今桂林所属各县区,同属当时的零陵郡。直至吴甘露元年(265),才析零陵郡西南部建立始安郡,郡治即今之桂林。即使如此,今全州、灌阳、资源一带,仍属零陵郡和后来的永州府管辖。五代后周时,分永州的洮阳、湘源、灌阳三县置全州,与永州、道州同属周行逢割据势力。宋代全州属荆湖南路(即今之湖南)。元代设全州路,明洪武元年(1368)为全州府,属湖广行省。洪武九年(1376)四月降为州,省州治清湘县入,属湖广永州府。直到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八月,全州才改属广西桂林府。湖南永州与广西桂林这种源远流长的历史,使两地之间有一种亲如一家的情愫,都不把对方当外人。祁剧艺人到桂北献艺时,也就没有那种外地人的感觉。这一点,是其他任何地方所不具备的。
其三,文化因素。永州与桂北人文相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永州与桂北地区语言相通,民俗相近。在语言上,永州与桂北地区同属西南官话区。双方的“官话”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基本一致,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而祁剧语言使用的即是永州祁阳一带的“官话”而非祁阳方言。因此,祁剧的道白、唱段,桂北地区的人能够听得懂;对故事、表演能够理解,并在理解的基础上产生愉悦。这就为祁剧在桂北地区的传播扫除了最大的障碍。同时,永州与桂林地区的风俗习惯也基本相同。两个地区的人都“俗尚弦歌”,喜爱歌舞。永州人喜欢零陵花鼓(又称花灯、彩调)、跑马灯、骨牌灯、采莲船、渔鼓、山歌等文艺形式。桂北地区也喜爱彩调(又称彩灯、花调、采茶、调子)、文场、渔鼓、零零落等文艺形式。这些习俗,既为祁剧入桂创造了条件,也为桂剧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深厚的人文土壤。
除上述因素外,还有一个政治因素。清乾隆年间,永州祁阳县出了一个封疆大吏陈大受。陈大受(?-1751),字占咸,号可斋,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乾隆元年(1736)授翰林院编修。后任兵部、吏部尚书,累官协办大学士直军机处,加太子太保,历任安徽、江苏、福建巡抚,直隶总督。乾隆十五年(1750),出任两广总督。乾隆后期,陈大受之子陈辉祖又任广西巡抚。明清时期,桂林为广西省首府。陈大受父子这一政治因素,为祁剧进入广西首府桂林或经桂林进入广州,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桂剧的“祁化”
所谓的桂剧“祁化”,实际上就是桂剧向祁剧学习,全面融入祁剧、效法祁剧的过程。通过“祁化”,完成桂剧发展所需的技艺方面的“原始积累”。这一过程,持续的时间很长。祁剧进入桂北后,一方面深受民众喜爱,另一方面也引起桂剧艺人的高度关注。祁剧众多的剧目、齐备的行当、标准的程式、优美的唱腔等等,都是桂剧发展初期所不具备的。桂剧要生存,要发展,除了向祁剧学习外,别无选择。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桂剧开始了自己的“祁化”进程。纵观桂剧的这种“祁化”进程,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桂剧艺人向祁剧艺人拜师,祁剧艺人私下向桂剧艺人传艺。最早的桂剧班社,有清道光年间(1821-1850)唱多种声腔的三合、三庆等名班,之后又有瑞华、老仁和、上升、卡斌、锦华等班。这些桂剧班社,都与祁剧有着直接的血统关系。他们的剧目与剧本、行当与程式、唱腔与曲牌等,都直接源于祁剧。当时绝大多数桂剧名演员,实际上都是由祁剧艺人教出来的。因此,这个时期的桂剧,实际上就是“桂化”了的祁剧,或者说是“祁化”了的桂剧。然而由于行有行规,桂剧与祁剧的这种血缘关系、这种艺人之间的师承关系是不公开的,或者说是忌讳的,否则对双方都可能造成负面影响。以桂剧“戏状元”蒋晴川为例,著名戏剧史家周贻白说:“早期桂林戏被称为戏状元的蒋晴川及压旦林秀甫,皆曾在祁阳班习艺。”蒋晴川不仅赴湖南向祁剧艺人拜师,还带回《目莲传》、《岳飞传》、《观音》、《西游记》等四门大戏,丰富了桂剧剧目。那么,蒋晴川是何时赴湖南拜师的,是在什么地方或哪个科班拜师的,拜谁为师,学艺多长时间等等,他自己没有讲,他的祁剧师傅也不说。但是,蒋晴川的表演艺术确实是师承祁剧艺人。桂剧原来并无《目莲传》、《岳飞传》、《观音》、《西游记》等四门大戏,确实是蒋晴川从祁剧艺人那里带回来的。带回四门大戏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演出,要演出首先必须教会演员,要教会演员首先必须自己会,自己要会就必须有一个向祁剧艺人的长期学习过程。所有这些表明,周贻白所说蒋晴川“曾在祁阳班习艺”应是历史真实。桂剧早期名演员,多数都曾经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学习祁剧,精通祁剧。唯其如此,才会出现桂剧演员与祁剧演员可以同台演出的现象。现在,一些桂剧研究者谈到桂剧来源时,总是有所闪躲,讲得大家云里雾里,不知所以。但是不管怎样说,桂剧与其他任何剧种都不能同台演出,而只能与祁剧同台演出,只此一点,桂剧渊源就不言自明。
第二阶段,举办科班,公开传授祁剧技艺。这是桂剧“祁化”的必然结果,也是桂剧“祁化”的必须途径。清光绪八年(1882),英怡隆商店老板英辅臣,在桂林创办“缨络小社”。缨络小社设在桂林东林祠内。因演员均为“福”字排行,故又称“福”字科班。学员全为男性。生行有福荣、福喜、蒋福生、易福仙;小生行有福春、杜福祥、蒋福麟(贵州人);旦行有福花、福香、汤福芝、桂福凤;老旦行有福彩;净行有粟福魁、福雄、桂福庆、福宝、胡福胜;丑行有蒋福高、汪福亮、福材等。主要老师是著名的桂剧“戏状元”蒋晴川和湖南祁剧著名艺人桂永寿。蒋晴川(1855-1892)原名昌正,兴安县人。如前所述,蒋晴川是祁剧艺人教出来的一代名伶。桂永寿(1951-1926,有的错写为桂永秀),湖南祁阳县文明铺人,净角,12岁时进祁阳永庆班·永字科,与张永发(生)、张永彩(丑)同为科班皎皎者,与祁剧名净三黑子齐名。他到缨络小社传艺时,还从祁阳带去五个学员:福庆、桂福凤、易福仙、汪福亮、杜福祥。缨络小社的创办,在桂剧发展史上具有多方面的指标性意义。其一,缨络小社是有记载的桂剧史上第一个科班。这表明桂剧第一次有了自己培养演艺人才的“孵化器”。其二,缨络小社是完全按照祁剧模式组织起来的科班。这表明桂剧完全地和公开地投向祁剧的怀抱。其三,缨络小社按祁剧规矩进行传艺。主要老师蒋晴川师承祁剧艺人,桂永寿更是湖南祁剧著名艺人。这样,缨络小社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不可能脱离祁剧科班的做法。
自“缨络小社”创办以后,桂林各地掀起了创办科班的热潮,用以培养桂剧艺人。其如清光绪九年(1883),张绍兴在桂林大寺创办宝华群众科班,为“宝”字科;光绪三十三年(1907),由当地士绅廖保龄(一说清末退职武官廖耀棠)为首,集资创办于平乐县榕津街的“芙蓉词馆”;民国元年(1912),由周锡侯、杨树荣、杨鼎册在桂林打狗巷开办的“福珍园女科班”;民国二年(1913),由清末退职道台范落教和陈子伟、石宝恭等人,在桂林十字街开办的“和园甲乙科班”等等。这些科班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大量聘请著名祁剧艺人到科班任教,都是按照祁剧组织模式授徒传艺。著名祁剧艺人周宝龙、唐玉明、唐玉时、苏荣兰、周梅圃、杜木生等,均曾到桂林各地科班任教。正因为如此,才使桂剧从剧本、表演程式、声腔等方面,都与祁剧大体相同,桂剧艺人可以与祁剧艺人同台演出。同时,正是由于桂北各地科班的大量创办,为桂剧培养了大批人才,也为后来桂剧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桂剧的“桂化”
所谓桂剧的“桂化”,就是桂剧对“祁化”的回归,形成桂剧自己的特色。桂剧的“祁化”,是桂剧发展的阶段性需要。不“祁化”,就没有桂剧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如果桂剧只走“祁化”之路,学习祁剧,躺在祁剧怀里坐享其成,不思进取,不从“祁化”道路上回归,形成自己的特色,那么桂剧也就不能成其为桂剧了。桂剧先贤和桂剧大师们的智慧,不仅在于他们能够走进祁剧,学习祁剧,完成桂剧技艺所需的“原始积累”,更在于他们能够走出祁剧,成就桂剧,为桂剧打下一片属于自己的戏剧天地。在桂剧“桂化”的道路上,桂剧先贤和桂剧大师们做了几件桂剧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从而实现了桂剧发展的华丽转身。
第一件大事,就是唐景崧建“桂林春社”(又作桂林春班),撰《看棋亭杂剧》,使桂剧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剧本。这是桂剧“桂化”或者说桂剧自立的最重要的标志。唐景崧(1841-1903),字维卿、薇卿,号南注生,祖籍湖南东安县,父辈于咸丰年间迁居广西灌阳文市乡。东安和灌阳都是祁剧流行地区,唐景崧自幼深受祁剧艺术熏陶。甲午中日战争期间,他任台湾巡抚。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日甲午之战惨败后,清朝政府与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他与台湾义士组建“台湾民主国”,并被推举为“总统”,率军抗日。抗日军失败后携带台湾巡抚印回到大陆,筑邸广西桂林五美塘,退出官场。但他自幼喜爱祁剧的情缘未了,便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组建“桂林春社”,聘请大批祁剧艺人,如唐海云(生)、胡三玉(生)、唐玉时(小生)、胡玉俊(小生)、倪正德(?)、张秀兰(松徕崽,旦)、周三毛(丑)、胡达生(净)、徐明甫(鼓师)等,用以培养桂剧演员。唐景崧聘任的这些艺人都是祁剧界的精英,而且很多是他祖籍东安的名角。通过“桂林春班”,唐景崧培养了大批桂剧演员。当时在桂剧界最负盛名的林秀甫、一枝花、周明圃等,都是从“桂林春班”走出来的。唐景崧不仅喜爱观赏祁剧,而且尝试对祁剧、桂剧进行改良。为此,他收集、整理、改编、创作剧本40个,结集为《看棋亭杂剧》。这些剧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旧民主主义思潮,以及唐景崧个人的嘅叹和某些土建观念。在形式上,多为不拘一格的短剧,结构比较自由,突破了原祁剧、桂剧的俗套。他还在私邸中建“看棋亭”戏台,亲自给桂林春班艺人说戏,排演自己写的剧本,请亲友前去观看。康有为到桂林时,就曾应邀观看了《九华春梦》。对于一个剧种来说,是否拥有本剧种的独创剧目,以及独创剧目的数量多寡、质量高低,是衡量其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在唐景崧之前,桂剧没有编写剧本的作家,也没有专门为桂剧创作的剧本及剧目。唐景崧创作剧本,从而成为桂剧史上第一个剧作家,桂剧从此有了自己独有的剧本。后来,唐景崧被尊为“桂剧鼻祖”,可谓实至名归。
第二件大事,何元宝、林秀甫创办“景福戏院”,使桂剧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固定演出场地。何元宝,清末民初时桂林最负盛名的祁剧旦角(后改小生),湖南道县人,人称何相公。林秀甫(员愿远怨原员怨缘愿),字景春,广西桂林人,曾师从蒋晴川等桂剧名家。因旦行角色无所不能,且造诣精深,讲究人物的形象塑造和内心刻画,故有“压旦”(即压倒一切旦角)之誉。早期桂剧不仅没有自己的剧本,而且没有固定的专门演出场所。即使到清光绪后期,桂剧戏班主要还是在农村庙会、神诞期的万年台、草台演出。清光绪二十八年(员怨园圆),何元宝与林秀甫合作,在桂林凤北路创办景福园,作为固定的桂剧院营业性演出场所。他们还仿效上海戏曲舞台上的时尚,对桂剧的服装、化妆进行改革,使桂剧的剧场和舞台艺术焕然一新。景福园的创办,使桂林有了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戏院,也使桂剧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家”。这对于桂剧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第三件大事,周锡侯、杨树荣、杨鼎册在桂林打狗巷开办“福珍园女科班”,使桂剧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女科班和女演员。在此之前,无论祁剧还是桂剧,其演员包括旦角全部都是男性,从而显得有点阳刚之气有余,阴柔之美不足。福珍园女科班成为桂剧史上第一个女科班。这个女科班的教师有林秀甫、唐玉时、唐玉明、何元宝、刘吉甫、马老二等。学员有一串珠(旦)、双合剑(小生)、三山月(生)、四海蓉(生)、五更钟(旦)、六龙车(净)、七弦琴(旦)、八音筝(净)、九连环(丑)、十锦屏(旦)、百花魁(旦)、千角球(小生)、万国旗(生)、水晶球(小生)、碧玉箫(旦)、多宝橱(丑)、玉玲珑(旦)、连城璧(旦)等。“福珍女科班”的创办,打破了祁剧和桂剧不用女演员的传统,大胆培养女演员,这无疑是一种革命性的创新,给祁剧界和桂剧界带来了新气象、新风尚。此后,民国六年(1917),林秀甫在桂林凤凰街创办“凤仪园女科班”。教师有林秀甫、杨姣蓉、唐七保、李玉亮、苏荣兰、蒋小武等。学员全为女性,学制猿年,出科后帮师员年。学员生行有凤凰书、凤凰旗、凤凰美、凤凰笙、凤凰仙,小生有凤凰麟、凤凰雏,旦行有凤凰鸣、凤凰屏、凤凰旦、凤凰皋、凤凰英、凤凰彩、凤凰丽,净行有凤凰风、凤凰舞、凤凰仪等。民国八年(1919),王尧甫在桂林竹园元通庵创办“人和园女科班”。此后,仪园乙班、时乐园女科班、群芳谱女科班、大华公司女科班、凤仪园女科班、锦乐园女科班、凤兰女科班、大溶江女科班等相继创办。这些女科班培养出来的女演员,成为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桂剧舞台上的朝阳群凤,五彩缤纷,气象万千,为桂剧的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
上述唐景崧撰《看棋亭杂剧》,何元宝、林秀甫办戏院,周锡侯等办女科班等创举,表明桂剧先贤与桂剧大师们确实具有远见卓识,不同凡响。正是由于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努力奋斗,终于促使桂剧在逐步完成了自己的“桂化”进程,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桂剧。
桂剧的发展与繁荣
现代意义上的桂剧,经过长期积累与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逐步进入繁荣阶段。当时,桂剧科班培养出来的大批艺人走上舞台,形成了桂剧万紫千红的局面,使桂剧名气大噪。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经欧阳予倩、焦菊隐等著名戏剧艺术家的指导与改革,桂剧跃上了自己的艺术巅峰,面貌焕然一新。1943年11月至1944年5月,在欧阳予倩与田汉、瞿白音等人发起筹办的第一届西南戏剧展览会上,桂剧表演获得极大成功,被誉为全国十大剧种之一。此时的桂剧,已经不再依附于祁剧,真正实现了与祁剧的分野,成为独立的闻名全国的地方剧种。桂剧的这种爆发性崛起,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官方推崇。这是桂剧崛起的重要政治因素。最先推崇桂剧的是桂剧鼻祖唐景崧。唐景崧曾任台湾巡抚。甲午中日战争后,台湾被日本侵占,唐景崧回到桂林,自办“桂林春班”,亲自收集、整理、改编、创作40个剧本由“桂林春班”排演,这无疑是对桂剧的无形支持。曾任广西提督的陆荣廷(1859-1928),也是一个桂剧迷。他主政广西时,利用手中权势,将省会迁至南宁,同时将桂剧第一个女科班福珍园带到南宁、武鸣演出。以后,又陆续将和园、仪园科班中的一些艺人邀至南宁,组成军中演出队“从军乐”班。他还以重金从湖南祁阳将祁剧名旦苏荣兰和名生角李荣亮请到桂林演戏、教学。由于他的爱好,促使桂剧南下南宁,扩大了桂剧活动的范围,客观上对桂剧南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是曾任孙中山非常大总统总统府秘书长,并一度任广西省省长的马君武(1881-1940),不仅是一位政治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而且也是一位桂剧迷,对桂剧发展的贡献非常大。1937-1939年,他与社会上的名士白鹏飞、陈剑逸等人发起、组织广西戏剧改进会,组建桂剧实验剧团,收集和整理剧本,如《抢伞》等;筹集资金,建造广西剧场,并先后请焦菊隐、欧阳予倩来参加桂剧改良工作,委托欧阳予倩主持广西戏剧改进会及其所属机构。他的高瞻远瞩,促使了桂剧艺术向更高层次上发展。可以说,如果没有唐景崧、陆荣廷特别是马君武等官员的推崇与支持,桂剧就没有后来的发展与繁荣。
其二,名家指导。这是桂剧崛起的重要艺术因素。特别是欧阳予倩、焦菊隐等戏剧艺术大师对桂剧的改革与改造,为桂剧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没有欧阳予倩、焦菊隐对桂剧的改革与改造,就没有桂剧后来的地位与声誉。
欧阳予倩(1889-1962),湖南浏阳人,著名戏剧艺术家1938年4月,应马君武之邀,他从上海经香港来到桂林,参与抗日剧运工作,并着手改革旧桂剧。1939年1月,接替马君武担任广西省戏剧改进会会长,并将南强戏院的桂剧班加以整顿,建立桂剧实验剧团,兼任团长。1940年3月,建立广西省立艺术馆并任馆长。同年6月,筹建广西第一座较现代化的广西剧场。1941年底,又创办了广西省戏剧改进会附属戏剧学校,培养新一代桂剧人才。1943年1月至1944年5月,他与田汉、瞿白音等人发起筹办了第一届西南戏剧展览会。对于桂剧改革,欧阳予倩曾先后发表了《关于旧剧改革》、《改革桂戏的步骤》、《关于旧形式的运用》等文章和讲话,从理论上提出了改革旧桂剧的意义、方法,给桂剧实验剧团改编、创作并亲自导演排练了《梁红玉》、《桃花扇》、《木兰从军》、《渔夫恨》、《搜庙反正》、《胜利年》、《人面桃花》、《黛玉葬花》等剧目,还整理排练了传统剧目《玉堂春》、《抢伞》、《断桥会》、《烤火下山》。同时。他通过桂剧实验剧团和戏剧学校,培养了一批桂剧演员,建立了一套导演、排练制度,把新的舞台艺术介绍到桂剧中来,而且还改革旧戏园的陋习,建立新的剧场秩序。欧阳予倩的这些改革措施,对桂剧艺术的提高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焦菊隐(1905-1975),著名戏剧艺术家。原名承志,祖籍浙江绍兴,落户天津。青年时代,焦菊隐受南开剧社影响,组织剧社,排演新剧。后入燕京大学攻读西方文学。毕业后,组创北平戏曲专科学校并任校长。1935年,赴法国巴黎大学文学院专攻戏剧。毕业后毅然放弃在巴黎任教的机会,于1938年秋回到祖国,应马君武之邀,受聘为广西大学文史专修科教授,并参加了广西戏剧改进会,积极投身于桂剧改革。他先后发表了《旧剧构成论》、《桂剧之整理与改进》、《旧时的科班》、《桂剧演员之幼年教育》、《旧剧新话》等论著。此外,他还改编了旧剧《雁门关》、《四进士》,收集了一批唐景崧的剧本。焦菊隐从海外学成归来,将桂剧艺术放到世界戏剧史的漫长岁月和广袤空间去审视,提出很多不同寻常的、有益的观点,从戏剧理论上和具体问题上,给桂剧改进以切合实际的帮助。
其三,时势使然。这是桂剧崛起的重要时代因素。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日本侵华步伐加快,东部发达地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逐步内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桂林一度成为西南重要的抗战大后方。上海、武汉、广州、香港等地沦陷后,数以千计的文化界人士荟集桂林,其中全国著名者达400余人。其如文学界的梁潄溟、白鹏飞、朱荫龙、黄宁婴、黄药眠,戏剧界的欧阳予倩、田汉、熊佛西、焦菊隐,书法美术界的徐悲鸿、廖冰兄、叶浅予、张安治、关山月、满谦子、丰子凯等等。诸多文学艺术大家聚集桂林,为桂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艺氛围,为桂剧学习和吸收外来的文学艺术精华,促进桂剧的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另一方面,这些文学艺术大家聚集桂林,对桂剧耳目所及,无疑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心生好感,成为桂剧的义务宣传推介员。这对于提高桂剧知名度,扩大桂剧的影响,无疑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正是在上述诸多历史因素的叠加影响下,使得桂剧在抗日战争这样的特殊年代,实现了自己的跨越式发展,实现了桂剧先贤和桂剧大师们的桂剧梦。可以说,如果没有马君武等官员的推崇与支持,没有欧阳予倩、焦菊隐等大师的改革与改造,没有抗日战争这样的特殊历史背景,桂剧就不可能有这样的跨越式发展;桂剧真正实现同祁剧的分野时间,也可能要往后推迟多少年。当然,历史不容假设。但当我们研究桂剧的发展史时,则应当正视桂剧发展史上的不同发展阶段,特别是要正视抗日战争这一特殊历史阶段对桂剧发展的特殊意义。我们应当看到,是祁剧和桂剧的先贤大师们共同成就了桂剧,也是桂林作为抗日大后方的历史机遇成就了桂剧。
作者简介:
张泽槐(1950—)男,湖南东安人,曾任永州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为湖南省舜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南省舜帝陵基金会副秘书长、湖南永州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研究方向:永州及其周边地区历史文化、舜帝与舜文化、濂溪学。